聯邦三十年三月，虞國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之後，向整個虞國各部門各機構發布了一則公告《關于調整勞動與休息制度的通知》。
即日起，全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每周休息兩日；國慶、萬壽節朱昭熙生日）放假七日，春節放假十日，中秋、清明等傳統節日各放假一日。
在得知這些消息之後，很多人都在心里默默地算著得失，過去每天工作十小時，十天休息一天，現在每天少工作兩小時，每周多休息一天，一年下來能多休息七十多天。
而工資方面並沒有下降，反而听到消息，似乎還在計劃著提升工資，這對于所有人來說都算是好事了，大家之前雖然沒有抱怨過什麼，但是虞國的所有人，都在計劃性指令下，整天都忙忙碌碌，很少有機會休息，工資的確不錯，但是除了吃喝之外，基本沒機會消費。
這正是朱昭熙推動變革的核心邏輯。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她曾直言︰“過去十年，我們靠緊繃的弦打贏了生存戰，但弦不能一直繃著。群眾需要時間喘氣，更需要用健康的文化填充空閑，不然就會被糟粕趁虛而入。”
這份認知源于她對歷史教訓的警惕。原世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思想借助文化產品涌入，對社會共識造成的沖擊，是她始終不敢輕視的前車之鑒。
如今的大明聯邦，越國的話本、洪州的戲曲、寧國的小說雖因地理阻隔尚未大規模滲透，但隨著航運技術發展，文化滲透只是時間問題。
“堵不如疏。”朱昭熙在常委會上強調，“虞國的文化根子在大明，但不能帶著封建糟粕一起繼承。歷史課要講清楚農民起義的根源，語文課不能出現‘君要臣死’這樣的愚忠內容，這些是基礎。現在要做的，是給群眾創造屬于自己的文化形式。”
行政委員會下設的文體部在一周內完成組建。部長由曾參與編撰《社會主義原理》的學者陳群修擔任，從全國各地抽調文化藝術方面的優秀分子擔任各級領導。
部門第一次會議上，朱昭熙親自指示文體部的發展方針︰“我們虞國的文娛體育活動，是給虞國所有人創造的，不僅僅要有陽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要讓人民群眾喜聞樂見，要有虞國社會主義特色。”
文體部的首個舉措是啟動“百工百曲”計劃。號召全國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創作歌曲，內容必須圍繞“勞動場景”“集體生活”“階級情誼”。為降低參與門檻，規定曲調可沿用民間小調，歌詞只需通俗易懂。
海晏省的漁民很快交出答卷。他們用傳統的《打漁號子》旋律，填上新詞︰“拉網要齊力喲，號子震天響；一網千斤魚喲，集體分口糧；男女齊動手喲，誰也不偷懶……”這首歌在碼頭傳唱時，連最沉默的老漁民都跟著哼。
沃墾省的農莊則流行起《憫農歌》。詞作者是農莊的農技員王春生，他結合田間勞作場景寫下︰“日出東方亮喲，扛起鋤頭往田走；你耕我來播喲，汗珠摔八瓣；秋天糧滿倉喲，集體笑開顏……”簡單直白的歌詞，配上朗朗上口的節奏，很快傳遍全省。
與此同時，“工農故事會”大賽在各地鋪開。文體部明確要求，故事主角必須是普通勞動者，情節要體現“互助精神”“集體智慧”“新舊對比”。
松風省的伐木隊記錄員張鐵柱寫的《兩根鋼 》成了範本︰講的是兩個工人因爭工具鬧矛盾，後來在一次山火中合力搶救集體木材，最終和解的故事。評委點評時說︰“沒有大道理，卻把團結的重要性說透了。”
體育活動的推廣更注重實用性。文體部沒有照搬明國的馬球、寧國的擊劍，而是設計了“負重接力”“插秧比賽”“抬木頭對抗”等貼合勞動場景的項目。
翠南省的紡織廠甚至發明了“接線競速賽”，把車間里的接線動作變成競技項目，既鍛煉技能又增添樂趣。
這些活動的經費全部由財政撥款，參與者的誤工費由集體承擔，優勝者的獎勵是“集體貢獻積分”，可兌換布料、農具等實用物品。這種設計確保了底層勞動者能毫無負擔地參與，短短一個月，報名人數就突破十萬。
旅游管理廳的成立同樣迅速。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是編印《虞國游覽手冊》，詳細標注各地的特色︰松風省的原始森林適合夏季避暑，翠南省的梯田秋季最美，海晏省的港口能看巨輪。手冊定價低廉，工廠和農莊還會給表現優秀的勞動者免費發放。
為方便出行，文體部與交通部協調，增開了“工農專列”。列車票價僅為普通車次的一半，車廂里還專門設置了“故事角”“音樂區”。
工資調整方案則由財政部牽頭制定。根據行業不同，工資漲幅從一成到三成不等，其中體力勞動者、一線工人的漲幅最高。
調整後的第一個發薪日，海晏省碼頭的調度員趙大海拿著嶄新的工資袋，第一次給妻子買了瓶雪花膏。“以前想都不敢想，”他對同事說，“現在不光有錢，還有時間陪她逛逛公園。”
這些變化並非一帆風順。有人質疑︰“搞這些會不會耽誤生產？”文體部用數據回應︰開展活動的工廠，出勤率反而提高了5；參與比賽的農莊，秋收效率提升了8。“勞逸結合，才有力氣干大事。”朱昭熙在一次視察中說的這句話，成了最好的解釋。
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社會風氣的轉變。過去工人們下班後多是讀書、研討技術或者在家躺著，現在要麼參加合唱團，要麼排練故事會；農閑時的吹牛打屁，也多了山歌對唱、拔河比賽的調劑。
衡域省的派出所統計顯示，兩個月內的民事糾紛下降了30，民警們開玩笑說︰“文體部搶了我們一半活兒。”
在坤澤城的文體部辦公室里，牆上貼滿了各地報來的活動照片︰漁民在船頭唱歌，農民在田埂上比賽，工人在車間里講故事……
這些自然不是憑空創造出來的文化，是從勞動里生長出來的。這些文化類似于詩經，在田間地頭，虞國這個文化荒漠當中，誕生出了虞國社會主義下，最初的文化娛樂。
朱昭熙偶爾會翻看文體部的簡報。她知道，屬于虞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已經悄悄扎下了根。這根扎在工廠的機器旁，扎在農莊的田埂上，扎在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比任何禁令都更能抵御外來糟粕的侵蝕。
聯邦三十年的夏天，虞國的空氣中除了機器轟鳴、稻花飄香，更多了歌聲與笑聲。這種變化，或許比鋼鐵產量的增長、糧食畝產的提高更有力量——它讓社會主義不再只是文件里的名詞，變成了能觸摸、能感受、能參與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