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內情報部根據這些批注展開二次調查。他們調取了這一百四十五人的所有公開記錄︰學校成績單、工作考核表、醫療檔案、甚至工會的調解記錄。
在勞動黨中央的臨時會議上，朱昭熙給中央成員仔細分析著這些人選，“先看這組。”她抽出標記“工業技術”的檔案夾，里面是三十七份青年技術骨干的資料，“逐個過，重點看三點︰解決實際問題的案例、在團隊中的協作能力、對制度的理解深度。”
勞動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率先拿起李偉的檔案︰“雲隴省煤礦的機電班班長，處理過三次重大設備故障。去年透水事故中，他臨時改裝的排水電路比標準方案效率高40，但事後提交的報告里，只字未提個人貢獻，全在分析流程漏洞。”
“他的技術總結里提到‘設備標準化才能減少故障’，這個思路對。”朱昭熙在筆記本上記下名字，“但年齡差太大，超過了預期區間的上限，暫不納入核心考量。”
接下來討論的是陳梅的檔案。農藝師的記錄顯示，她在鹽堿地改良項目中，不僅提出了七套實施方案，還說服三個鄰近農莊共享試驗數據，最終使改良成本降低27。
“她在支部會議上的發言記錄里說過︰‘集體農莊的優勢不在規模，在技術共享’。”對內情報部部長念出摘要，“家庭成分里的‘地主祖父’，經核實，他家在改革之前，主動上交了土地，還擔任過農莊的技術顧問，沒有抵觸記錄。”
朱昭熙點頭︰“放在備選池。但注意她的晉升路徑——從技術員到農藝師用了五年，每一步都有明確的成果支撐，這種穩步成長的更值得關注。”
三個小時的篩選後，名單從一百四十五人縮減到十七人。當最後一份檔案被歸類時，朱昭熙突然開口︰“這里面女性有多少？”
統計局長翻查記錄︰“三人。陳梅之外，還有坤澤機械廠的繪圖員周玲，能獨立完成蒸汽機總裝圖；翠南省供銷社的會計吳敏，設計過農莊的物資調配算法。”
“把這三人的檔案單獨整理，明天給我詳細報告。”朱昭熙合上筆記本，“今天就到這里。”
會議室只剩她一人時，朱昭熙從抽屜里取出另一份文件——《虞國人口結構分析》。數據顯示，全國總人口中女性佔72，但在縣處級以上職務中，女性比例僅為17；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的女性委員佔比21，軍事委員會則不足10。
她用紅筆在數據旁批注︰“制度設計的平等，不等于執行中的平等。”
這種差距的根源，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十年前推動《男女同工同酬法》時，有老黨員當面質疑︰“女人家管不好礦山，扛不動鋼軌，憑什麼拿一樣的工錢？”直到她帶著女工突擊隊完成了鐵路隧道的襯砌工程，這些聲音才逐漸平息。
但隱性的阻力從未消失。去年全國代表大會上，有代表提議“女性公務員可提前五年退休”，理由是“便于照顧家庭”；軍隊的晉升考核中，女性將領的體能標準雖已降低，通過率仍比男性低30。
這些細節都被她記在《制度執行偏差記錄》里。最新的一條是︰“雲隴省煤礦的井下作業，女性礦工佔比不足3，並非能力問題，而是招工簡章里寫著‘優先錄取男性’。”
朱昭熙揉了揉太陽穴，起身走到地圖前。圖上標注的二十七個重點區域，都是她親自考察過的地方。
在翠南省的白鴿村，她見過婦女主任王秀蓮用算盤算出最優分糧方案，比縣糧站的算法節省15損耗；在坤澤機械廠，女繪圖員周玲發現的齒輪嚙合誤差，避免了整批蒸汽機的返工。
這些人證明，女性在任何領域都能勝任，甚至做得更好。但她們的晉升速度普遍慢于男性，不是因為能力，而是因為“慣例”，提拔干部時，“穩重”“有魄力”等模糊標準，最終往往指向男性。
“必須打破這種慣例。”她對著遠處熙熙攘攘的人群自語。權力交接的核心，不僅是職位的更替，更是制度精神的延續。如果下一任核心層仍是男性主導，那些隱性的偏見就會卷土重來，甚至固化為新的規則。
她要找的女性候選人，不能是“象征性代表”，必須具備三個特質︰首先，有十年以上的基層實踐，懂生產規律，知道一畝地能產多少糧食，一台機床的加工精度誤差允許多少，這樣才能識破“假大空”的匯報。
其次，必須經歷過制度沖突——處理過“同工不同酬”的糾紛，應對過“女性不適合 成為領導人”的質疑，這樣才能在復雜局面中守住原則。
最後，要理解“制度的彈性”，知道哪些規則必須剛性執行如選舉權、受教育權），哪些可以靈活調整如產假安排、崗位適配），在堅持平等的同時，不脫離現實土壤。
朱昭熙翻開周玲的檔案。二十二歲的繪圖員不僅能繪制精密圖紙，還主導了“標準化零件庫”的建設，將機械廠的零件種類從1200種精簡到850種，生產效率提升40。
她的政治參與記錄里有個細節︰在車間支部討論“女性晚班安排”時，她沒有直接反對“女性不上晚班”的提議，而是算了一筆賬，晚班的設備故障率比白班高18，需要更細心的操作者，最終說服支部保留了女性晚班組，條件是“每兩小時輪換一次”。
“懂得用數據說話，而不是空談平等。”朱昭熙在檔案上畫了個星號。
吳敏的檔案同樣亮眼。二十三歲的供銷社會計設計的“滾動式物資調配法”，讓翠南省的化肥供應周期從15天縮短到7天，避免了春耕時的斷供。她在入黨申請書中寫道︰“賬本上的數字，就是老百姓的日子。算清楚了，才能讓大家信得過制度。”
“扎根經濟基層，理解制度的物質基礎。”朱昭熙同樣做了標記。
相比之下，陳梅的優勢在于系統性思維。她的鹽堿地改良方案不僅包含技術參數，還附帶了“農民培訓計劃”——知道光有好種子不夠，還得教會農民看土壤ph值，這樣技術才能真正落地。
朱昭熙想起三年前視察農場時，陳梅指著試驗田說的話︰“社會主義農業不是靠口號增產，是靠每一寸土地的改良，每一株稻穗的選種。”
這三個人，各有側重，卻有一個共同點︰她們的成長路徑完全依賴制度提供的機會——周玲靠技術比武進入機械廠，吳敏因掃盲班識的字，陳梅是第一批享受免費農業培訓的農家女。
她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命運與制度的好壞直接相關，也更能守住制度的初心。
朱昭熙在三人的檔案上分別寫下培養方向︰周玲側重工業標準化，吳敏側重經濟調配，陳梅側重農業技術推廣。接下來的五年，她們需要在更復雜的崗位上歷練，從車間到工廠管理，從農莊到農業廳，從具體事務到政策制定。
她沒有設定明確的“繼承人”，而是要形成一個核心團隊。權力結構不該是金字塔，而應是相互支撐的網絡，這樣才能避免個人意志對制度的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