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虞國的航程中，朱昭熙始終望著艙外的海面。玄中城的討論雖然暫時已經平息，但是那些關于聯邦未來的爭執，依然需要解決，而這些可能使大明聯邦分崩離析的事情，在朱昭熙看來，最終落回到文化根基的命題上。
她也清楚，聯邦各國的制度可不像剛剛成立的時候那樣相差不大，而是逐漸變得風格迥異，工業水平也是參差不齊，地理環境更是千差萬別，能將這些碎片維系在一起的，或許只有潛藏在血脈里的文化認同。
朱昭熙的記憶，始終與大明帝國緊密相連。兩三歲時，朱棣常將她抱在膝頭，指著輿圖講解七下西洋的航線，用布滿老繭的手指在《武經總要》上劃出攻防要點。
那時候剛穿越過來不久的她尚且不明白“治國”二字的分量，只是覺得應該揮斥方遒，只記得老人低沉的聲音反復強調︰“疆域會變，規矩會變，但人心始終是那個人心。”
朱高熾繼位後，她的課業轉向文治。御書房的燭火常亮至深夜，皇帝批改奏折時，總會讓她在一旁旁听。遇到賑災、刑獄的卷宗，便逐字逐句講解其中的權衡︰“苛政猛于虎，但一味寬縱也會養懶。
你看這奏折里寫的，山東流民需安撫，可國庫糧草有限，要怎麼分，才能讓更多人活下去？”那些批注過的奏折，字里行間都是“仁心”二字的具象，不是空談慈悲，而是在資源約束下尋找最優解。
北方改革的那幾年，更讓她體會到大明的復雜。廢除匠籍時，既需對抗官僚集團的阻撓，也要考慮數十萬工匠的生計；推廣新式農具時，既要應對老農傳統的規矩不可動搖的抵觸，也要解決生鐵供應不足的難題。
朱高熾從未直接干預，只在她受挫時送來一句批語︰“變法如治水，堵不如疏。”國庫調撥的糧草、鐵器、銀兩，更是無聲的支持。
就藩東虞國時，她帶走的不僅是物資，還有一整套治國理念的雛形。那些年里，來自京城的書信從未間斷。
有時是朱高熾抄錄的《農桑輯要》新注，有時是關于南洋貿易的奏報摘要，甚至有張氏和胡善詳親手縫制的衣物。這些細碎的關懷，讓她在陌生的土地上，始終能感受到大明的溫度。
朱昭熙不喜歡封建皇權的桎梏，卻無法否認朱家給予的支撐。這種矛盾的情感，在聯邦討論期間愈發清晰。
當各國代表為“君權與民權”爭得面紅耳赤時，她總會想起朱棣的強硬與朱高熾的溫和，兩種風格看似對立，內核卻都是“如何讓國家存續”。聯邦如今的困境，或許正源于此︰制度可以多元，但支撐制度的文化根基不能斷裂。
回到坤澤城的次日，朱昭熙便一頭扎進了虞國國家圖書館。這里收藏著從大明帶來的典籍，從傳統的四書五經到科技方面的《夢溪筆談》再到《永樂大典》副本，甚至有武洲的那些書籍。她需要從這些文字里，找到中華文化與現代制度的結合點。
翻開《論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批注旁，有她少年時寫下的疑問︰“若施政者與民眾需求相悖，該如何？”
如今再看，答案似乎藏在“和而不同”四個字里。儒家講“禮”，社會主義講“平等”，資本主義講“自由”，看似沖突，卻都追求“秩序”只是實現路徑不同。
就像虞國的工廠，既保留“工人參與管理”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借鑒“績效獎懲”的資本主義手段，核心是讓生產有序運轉。
《道德經》的“道法自然”讓她想到聯邦的多樣性。南洋諸國善航海，南煦洲擅采礦，武洲重農耕，強行推行統一模式只會適得其反。
正如老子所言“治大國若烹小鮮”，文化傳承不是強求一致，而是讓各國在自己的土壤里生長，同時根系相連。虞國的紡織廠用蒸汽動力，越國的作坊保留水力動力，只要都遵循“質量標準”，便無需用單一標尺評判優劣。
《夢溪筆談》的“巧奪天工”則指向技術與文化的融合。沈括在書中強調“貴五谷而賤金玉”，與虞國“實業興國”的理念不謀而合。
技術可以跨越制度，但技術的應用需要文化支撐︰越國商人重視契約精神，適合發展私營經濟；虞國強調集體協作，更適配國營模式。關鍵是讓“工匠精神”“務實理念”這些共通的文化因子，滲透到不同的技術體系中。
連續多日，朱昭熙都在典籍與現行政策間比對。她發現，聯邦各國的亞文化，其實都帶著大明的烙印︰明國的科舉雖增設算學，仍是“學而優則仕”的延續；越國的議會辯論，本質上是“廷議”的現代變形。
洪州的選舉制，也暗合“選賢與能”的古訓。這些差異，不過是中華文化在不同環境下的生長形態。
難題在于如何讓這些形態“和而不同”。儒家的“君臣父子”與社會主義的“人人平等”看似對立，但剝離具體表述，前者追求“秩序”，後者追求“公平”，可以在“社會穩定”的框架下共存。
道家的“無為而治”與資本主義的“市場自由”，都強調對客觀規律的尊重，只是干預程度不同。關鍵是找到“最大公約數”——那些無論制度如何變化，都能被普遍接受的價值內核。
朱昭熙在筆記本上列出核心共識︰
以“民為邦本”統合不同治理理念，無論君主制還是共和制，都需以民眾福祉為根本目標；
用“和而不同”包容制度差異，聯邦不強制統一模式，但需共同遵守“不迫害平民”“不壟斷資源”的底線；
借“務實精神”推動技術協作，各國的工業標準、教育體系可自主制定，但需接受聯邦層面的“效能評估”；
靠“歷史認同”強化紐帶，通過編撰《中華通史》，將各國歷史納入“大明傳承”的脈絡，而非割裂敘事。
這些構想，需要轉化為具體的文化政策。朱昭熙首先想到的是教材改革。虞國的義務教育課本，需在“科學基礎”之外，增加“中華文化通識”模塊。
從《論語》選段到《天工開物》案例，用現代語言解讀，避免教條化。同時，推動聯邦各國聯合編寫《文化共識讀本》，選取各國都認可的歷史事件、思想片段，作為跨國學徒交流的基礎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