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激活文化市場，他學習虞國的專利保護制度，推行著作權保護制度，規定 “凡在揚國境內刊印的書籍，需在‘崇文館典籍處’登記備案，未經作者許可不得翻印，違者罰款”。
同時設立 “文化發展基金”，每年從商稅中提取三成注入基金，用于資助民間書院、印刷作坊與戲班劇團。基金申請采用 “匿名評審制”，無論申請者身份高低，只要其項目 “有助于文化傳播或創新”，均可獲得資助。
這些措施迅速見效。揚國都城的印刷廠從改革前的 7家增至 156家，書籍種類從以經史為主擴展到科技、異域風情、社會理論等多個領域。
其中《聯邦諸國制度對比》《南洋風物考》等書籍多次再版，甚至遠銷明國、寧國。文化產業的繁榮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收益 ，僅書籍外銷一項，便讓揚國的年財政收入增加 2，為後續改革提供了資金儲備。
第二步是強化基礎教育，將文化優勢轉化為人口素質優勢。朱祁鑄在改革政策中規定︰“每縣需設立至少兩所官辦蒙學，凡七歲至十五歲的孩童，無論貴賤，均可入學，學費由縣府財政承擔。”
蒙學課程在保留 “三字經、百家姓” 的基礎上，增設 “算術”“博物” 兩科，教材由國家研究院統一編寫，其中 “博物” 科收錄了動植物、礦物、機械原理等基礎常識，首次將科學知識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為確保落實，他建立教育督導制度︰由翰林院學士組成督查組，每季度巡查各地蒙學的開課率、師資水平與課程完成度，結果直接與縣令的考核掛鉤，連續兩年不達標的縣令，將被調往偏遠地區任職。
同時，他還鼓勵民間力量參與辦學，規定 “私人創辦的書院若達到官辦蒙學的教學標準，可獲得與官辦同等的經費補貼”。改革不久之後，揚國的孩童入學率從原來的不足 1 提升至 33，識字人口佔比突破 30，為工業改革儲備了基礎勞動力。
在文化產業與基礎教育形成良性循環後，朱祁鑄才將改革重心轉向工業領域。他的策略並非另起爐灶，而是 “在工部框架內注入新動能”。首先，他下令將工部下屬的 “營繕清吏司” 改組為 “工業標準司”，專門負責制定揚國的工業技術標準。
標準司的首要任務，是全面對標虞國的工業體系，組織工匠與學者研究虞國的《機械制造標準手冊》《鋼鐵冶煉規範》《紡織工藝指南》等技術文獻。
結合揚國的原材料特性進行本土化調整，最終形成《揚國工業標準第一輯》，涵蓋鋼鐵、機械、紡織、建築四大領域的 237 項具體標準。
為推動標準落地，朱祁鑄采取 “示範引領” 的方式︰在都城周邊設立 “官辦模範工廠”，按照新標準配備蒸汽動力設備、標準化生產線與工人培訓體系。
工廠的管理者從科舉出身的官員中選拔，但需先在虞國的同澤煤鋼共同體、雲隴省紡織基地實習半年，掌握現代工廠的管理方法。
模範工廠的產品直接供應皇室與軍隊，其生產流程對民間作坊開放參觀，凡采用相同標準生產的作坊，可獲得 “標準認證”，在政府采購中享受優先待遇。
針對文官集團的阻力，朱祁鑄采用 “技術官僚引入” 策略︰允許商人、工匠通過 “特別薦舉” 進入工部任職，無需經過科舉考試。
這些技術官僚專門負責工業標準的推廣與監督，其職級與科舉出身的官員平等，但考核標準側重 “技術落地成效”，如某官員負責的區域內，采用新標準的作坊佔比每提升 10，便可晉升一級。
這一舉措雖引發部分文官 “動搖科舉根基” 的抗議，卻為工業改革注入了專業力量。在工業體系的梳理過程中，朱祁鑄尤為注重 “傳統工藝與現代技術的融合”。
揚國的漆器、絲綢、瓷器等傳統手工業，在聯邦市場仍有獨特優勢。他下令在模範工廠內設立 “傳統工藝改良車間”，組織工匠與技術官僚合作，將蒸汽動力、標準化生產等技術引入傳統工藝。
如用蒸汽烘干替代自然晾曬，使漆器生產周期縮短一半，用機械紡車替代水力紡車，同時保留傳統的染色秘方，讓絲綢產量提升的同時保持原有質感。這種 “改良而非取代” 的思路，既避免了傳統產業的崩塌，也讓技術革新更容易被工匠群體接受。
為解決資金短缺問題，朱祁鑄借鑒虞國之前的 “公私合作模式”，成立 “揚國工業發展銀行”，由國庫注入三成資本金，其余七成向民間商人募集。
銀行的主要職能是向采用新工業標準的作坊提供低息貸款，貸款期限最長可達十年，還款方式可采用 “產品抵扣”，即作坊可用符合標準的產品償還貸款，由銀行統一收購後銷往聯邦各地。
這一模式既降低了民間作坊的融資門檻，也為銀行帶來了穩定收益，首年便發放貸款 73 筆，帶動 120 余家作坊完成技術改造。
朱祁鑄的改革，始終在 “守成” 與 “革新” 之間尋找平衡。他沒有像越國那樣引入政黨政治，仍保留著科舉制度對文官集團的控制；也沒有像寧國那樣設立內閣總理，堅持由太子直接統管六部。
但他通過文化產業的開放積累了改革資本，借助基礎教育的普及培育了社會共識，最終在不觸動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為揚國的工業體系注入了標準化、專業化的新內核。
這種 “以文化促改革” 的路徑，雖沒能讓揚國在工業實力上實現跨越式發展，卻使其在聯邦的競爭中找到了新的定位。
當虞國以工業輸出、越國以資本擴張、寧國以軍事威懾確立優勢時，揚國正憑借其文化影響力，成為聯邦思想交流的樞紐。
都城的 “崇文館” 已成為各國學者交流的據點，其出版的《聯邦思想年鑒》被擴散到了大明聯邦各國，而那些融合了傳統工藝與現代技術的漆器、絲綢，更是成為揚國軟實力的象征，在聯邦的貿易中佔據著不可替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