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鼓勵平民入學，他推出 “入學補貼制”︰凡農家子弟入學，每月可領兩斗米、一尺布，足夠維持基本生活；學業優異者，畢業後直接進入國營工廠任技術員，薪資是普通工人的兩倍。
此舉雖遭官員和資本家非議，卻得到了新興工業階層的支持，首年便有三萬余名平民子弟入學，遠超預期。
更深遠的改革，藏在 “技術引進與本土化” 的細節里。明國的工業底子薄，基本上都是靠著當年朱昭熙還在大明的時候發展起來的，根本跟不上時代，單靠自身積和洪州共和國的技術支持，也難以追趕上其他國家。
一方面朱祁鈞派遣留學生赴其他大國學習，要求 “學技術更要學方法”；另一方面，允許虞國的技術專利在明國使用，但附加條件，必須與明國的工廠合作生產，且需培養至少五名明國工匠掌握核心技術，就算有些技術已經是其他國家比較落後的，那也能夠補足明國底蘊。
這些改革，表面看與政治體制無關，實則在悄然改變明國的權力結構。工部的官員多出身平民或新興工匠階層，他們憑借技術與效率獲得話語權，逐漸制衡著傳統士紳和資本家。
技藝學堂的畢業生進入工廠、礦山，成為新的社會力量，對 “勞心者治人” 的舊觀念產生沖擊。
朱祁鈞對此心知肚明，卻不點破。畢竟他也清楚，國家要強大，得有人種地、有人打鐵、有人讀書。種好地、管好家，技術跟上時代，這國自然就穩了。 這種 “各司其職” 的論調，既安撫了士族，又為新階層的崛起留出空間。
他的改革，沒有響亮的口號，沒有激進的舉措，卻在封建制度的框架內，悄然注入了工業化的基因。
明國的鋼鐵產量，在改革推行的第三年便突破每年十萬噸，雖仍不及虞國，卻已是三年前的五倍；技藝學堂培養的技術員，開始進入軍隊、官府，參與武器改良與河道治理。
這個從廢墟中重建的國家，正沿著一條獨特的路徑前行，它保留著宗室的尊榮，卻用工業標準瓦解著世襲的特權；它維持著封建的外殼，卻借教育普及孕育著新的生產力。
揚國的改革進程，自始至終帶著一種與時代節奏微妙錯位的從容。這種從容的根源，在于其權力結構的特殊性，國君朱瞻壕自大明聯邦二十年起便常駐玄中城，擔任聯邦事務總理，主持聯邦層面的協調工作，揚國本土政務已全權移交太子朱祁鑄打理。
這種 “國君在外、太子主內” 的格局，使得揚國的制度調整既無法像越國那般由君主親自主導、雷厲風行，也難以如寧國般借疆域擴張的契機倒逼變革，只能在既定框架內緩步推進。
朱祁鑄的成長軌跡，與越國太子朱祁鋰形成了鮮明對比。若說朱祁鋰的歷練是 “在實踐中破局”，朱祁鑄的培養則是 “在傳統中扎根”。
作為朱高燧的嫡長孫，他自五歲起便遵循大明皇室教養的規範接受系統訓練︰每日卯時誦讀《論語》《中庸》，辰時學習《皇明祖訓》與歷代典章，午時旁听內閣議事，未時練習騎射與算學，酉時復盤當日政務得失。
這種近乎復刻明國太子朱高熾的培養模式，雖讓他對封建官僚體系的運轉邏輯爛熟于心，卻也使其對基層實際問題的認知多源于奏章匯總，而非親身體驗。
朱高燧為揚國奠定的制度根基，深刻影響著朱祁鑄的改革選擇。這位朱棣的第三子，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屬于自己的政治定位，既不同于大哥朱高熾的仁厚守成，也異于二哥朱高煦的剛愎激進。
就藩滿剌加後，他創造性地將大明的科舉制度與南洋的貿易環境結合︰保留 “四書五經” 的考試核心，卻增設 “算學”“海商法”“異域風物” 三科；沿用 “秀才、舉人、進士” 的功名體系，卻規定 “凡考中進士者，需先在商棧、港口歷練三年，方可入仕”。
這種 “以文統商、以商養文” 的模式，讓揚國在立國初期便積累了深厚的文化資本，其都城的 “崇文館” 藏書量居聯邦各國之首，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外交、貿易領域的表現尤為突出。
但文化優勢的另一面，是工業體系的滯後。揚國的鋼鐵產量長期停留在聯邦六大強國末位，其最大的國營鋼鐵廠仍采用傳統的冶煉方式，效率不足虞國同規模工廠的三成。
紡織業雖依托滿剌加的港口優勢遠銷南洋，卻因缺乏蒸汽動力技術，布匹質量與產量始終落後于越國。
朱瞻壕主政期間，曾三次試圖引入虞國的工業技術，均因保守派官員 的反對而擱置。這種 “重文輕技” 的傾向，使得揚國雖憑借文化影響力與貿易網絡穩居大國之列，卻在工業實力上與虞國、越國逐漸拉開差距。
朱祁鑄接手政務時，揚國的核心矛盾已清晰可見︰文化產業的繁榮與工業技術的落後形成鮮明對比，科舉出身的文官集團對行政效率的掌控，與新興商人階層對技術革新的需求產生沖突。
他在東宮議事時多次強調︰“揚國若僅恃文名，遲早淪為他國附庸。” 但他也知道，直接觸踫工業體系的改革，必然引發文官集團與既得利益階層的強烈反彈 ，那些依靠傳統手工業作坊獲利的官員，絕不會輕易放棄對技術引進的阻撓。
經過半年的幕僚會議推演，朱祁鑄確定了 “先立後破” 的改革路徑︰以文化產業為支點，積累改革資本與社會共識，再逐步向工業領域滲透。這一策略既符合揚國的資源稟賦，也契合他 “穩健為先” 的執政風格。
改革的第一步，是將文化產業系統化、規模化。朱祁鑄頒布《揚國文化振興令》，明確將 “崇文館” 改組為 “國家研究院”，下設經學、史學、文學、譯學、工藝五所，其中 “譯學所” 專門負責翻譯世界上除了大明聯邦之外其他國家的典籍著作。
並規定 “凡譯著需附揚國學者的批注，闡明其與華夏傳統的異同”。這一舉措打破了此前 “僅許翻譯科技類書籍” 的限制，讓各類思想得以在揚國合法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