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國借鑒虞國的 “國營產業清單制”，明確 “皇室直屬產業” 與 “國家公有產業” 的界限。皇室產業包括原朱權時代積累的莊園、商鋪及部分礦產，由 “皇室資產管理局” 獨立運營，其收益僅用于皇室開支，不納入國庫。
國家公有產業則涵蓋港口、大型鋼鐵廠等，由內閣下屬的 “國有資產運營公司” 管理，收益上繳國庫，用于公共設施建設。這一劃分既避免了皇室對國家經濟的過度干預，又保障了其合法利益，為後續的制度轉型預留了空間。
第四步是優化地方治理。接管夏國疆域後，寧國將全國劃分為 12 個省、56 個府、320 個縣，原有的 “省府直管” 模式難以適應。
朱奠培根據朱權 “分權而不分裂” 的原則，推行 “省府縣三級自治”︰省一級設 “省議會”，由地方士紳、商人、農民代表組成，負責制定本省的經濟發展規劃與稅收政策，但其決議不得與國家法律沖突。
府、縣兩級參照省級模式設立議會，側重民生事務如教育、醫療、治安等。為確保中央對地方的掌控，內閣向各省派駐 “監察使”，負責監督議會決議的執行情況，但不得干預具體事務。
在太平洋地區試點期間，省級議會通過 “降低漁民稅、興修漁港” 的決議，僅半年便使當地漁業產量提升 25，漁民收入增長近四成，驗證了這一模式的可行性。
值得注意的是，寧國的改革始終圍繞 “過渡” 二字展開。朱權在《寧政革新策》的結尾處寫道︰“皇帝制度非不可變，然變需有備。保留皇室財產，是為防變時之動蕩；設內閣總理，是為練治世之才。”
朱奠培對此心領神會，在推動改革時，刻意保留了皇室的象征地位，內閣總理就職需向皇帝行禮，國家大典需皇帝出席，甚至貨幣上仍印有朱奠培的頭像。這些措施雖看似保守，實則是為了減少改革阻力，為未來可能的進一步轉型鋪路。
而明國的改革，始終纏繞著歷史的厚重根系。作為大明聯邦中最後一個建立的大國，南方的疆域里幾乎每一寸土地上都沾染著戰火的痕跡。
朱祁鈞的人生軌跡，恰是這段歷史的縮影，從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帝國太孫，到顛沛流離的流亡者，再到親手重建故國的開國君主，他的經歷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聯邦興衰史。
洪熙十年的萬壽節之變，徹底改寫了朱祁鈞的命運。朱瞻基的叛亂打破了 “朱高熾 朱瞻基 朱祁鈞” 的傳承鏈條，年幼的太孫在朱昭熙的掌書記室的掩護下逃離京城，一路顛沛流離，最終輾轉抵達東虞國，寄身于朱昭熙麾下。
在東虞國的十年，他從朱昭熙的政治實踐中窺見制度變革的可能，也在流亡者的身份中淬煉出隱忍與決斷。
當洪州五國的王太後與小王子們遣使求援時，朱祁鈞抓住機遇，將鄧國、 國、 國、邾國、 國擰成一股繩，建立洪州共和國。
偽明覆滅後，朱祁鈞終于踏上歸鄉之路。但眼前的故土早已不是記憶中的大明帝國，京畿地區的宮殿半數毀于戰火，北方需要封山育林，江南的紡織業雖有恢復，卻被寧國、越國的商船擠佔了大半市場。
此時的明國，空有大國的疆域，卻無匹配的實力︰鋼鐵產量不足虞國的二十分之一，連維持邊防的軍餉都需依賴南洋貿易的稅收。朱祁鈞在登基大典上的誓詞只有一句︰“不復舊貌，更建新國。”
與越國的君主立憲、寧國的內閣過渡不同，明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帶著 “重建” 的底色。明國作為封建主義根基最深厚的大國，直接照搬虞國的社會主義或越國的資本主義，只會引發劇烈動蕩。
他的策略是 “在封建框架內注入新內核”，保留皇室的絕對權威與宗法制度的表面形式，卻在經濟、教育、軍事等實際領域植入工業化時代的運行邏輯。
改革的第一步是重構工業體系。明國的手工業基礎雄厚，但缺乏系統性的工業布局，鐵匠鋪、紡織坊多為家庭作坊式經營，無法形成規模效應。
朱祁鈞借鑒虞國的國營企業制度，頒布《明國工業振興法》，規定︰凡涉及鋼鐵、機械、軍工等戰略產業，必須由國家主導建立 “產業聯合體”，整合分散的手工作坊，統一配備水力動力設備與技術工人。
他成立 “工業統籌委員會”，親自擔任委員長，下設鋼鐵、機械、紡織三個專項小組，每組由三名技術專家、兩名財政官員與一名軍方代表組成。委員會的首要任務是在松京上海）、中京長沙）、廣京廣州）三地建立大型國營鋼鐵廠，采用虞國的高爐冶煉技術，目標是三年內將鋼鐵產量提升至虞國的一成。
為解決技術缺口，朱祁鈞借助大明聯邦，從各國聘請工程師，待遇是國內同級官員的三倍，並允許他們保留母國國籍。
國營與私營的邊界劃分，體現了朱祁鈞的務實。他規定︰戰略產業由國家全資控股，生產計劃直接納入皇室統籌；輕工業允許私營資本參與，但需加入 “產業聯合體”，接受統一的質量標準與價格指導。
以紡織業為例，明國原有大小作坊 3000 余家，改革後整合為 12 個聯合體，每個聯合體設國營核心廠與私營衛星廠，核心廠負責研發與設備升級，配套廠專注生產，產品由國家統一收購後外銷。這種模式既保留了私營的靈活性，又實現了規模效應。
教育改革則服務于工業需求，朱祁鈞廢除了傳統科舉中的 “八股取士”，保留 “經史” 科目但降低分值，新增 “算學”“格物”“工藝” 三科，其中算學佔比達 30。
他在松京設立 “明國工業大學”，課程設置完全對標虞國的坤澤大學工學院，聘請各國退休教授擔任顧問，首批招生 500 人，全部免除學費，畢業後需在國營企業服務五年。
地方層面，朱祁鈞下令每縣至少設立一所 “新式學堂”，要求學堂必須配備 “工藝教室”，教授學生基礎的機械原理與工具使用。
為確保落實，他將學堂建設納入地方官的考核指標，凡三年內未達標的知縣，直接調任偏遠地區。這種強制推廣，讓明國的識字率在五年內從 15 提升至 28，其中掌握基礎工業知識的勞動力達 12 萬人，為工業體系提供了人才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