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國輿論轉向務實的風潮，如投石入江，其漣漪迅速擴散至大明聯邦各國。與其他國家熱衷于空泛的制度辯論不同，虞國的報紙刊物持續以數據和案例為核心，將制度討論錨定在具體國情之上。
《勞動日報》每周發布《工業數據簡報》，詳細列出各國鋼鐵產量、鐵路里程、工人工資等可比指標，用“虞國鋼軌合格率92，明國同類產品合格率78”“洪州共和國工人平均工時12小時，虞國為10小時”等具體數據，替代“制度優劣”的抽象爭論。
《農業周報》則聚焦作物產量對比，通過“采用虞國化肥技術的越國農田，畝產較傳統種植提升40”“秦國推廣新式農具後，秋收效率提高25”等案例，說明技術適配性比制度標簽更重要。
這種“擺事實、列數據”的討論方式，逐漸穿透各國輿論場上的喧囂。慶國都城的《海州新報》原本熱衷于刊登“君主立憲三大利弊”之類的論戰文章，在連續三周銷量下滑後，轉而開設“慶國民生數據專欄”，每周公布糧食儲備、港口吞吐量、工匠薪資等數據。
引導讀者從實際問題出發思考制度調整。代國的《勃固礦工報》不再轉載玄中城的辯論摘要，而是組織記者深入礦區，用“某礦每月塌方3次，礦工月收入僅為虞國同行業一半”的調查報道，推動關于安全制度和薪酬體系的具體討論。
各國的思想家群體也開始分化。曾主張“全盤效仿虞國社會主義”的魯國學者周明，在實地考察越國農業人口佔比達83、工業基礎幾乎為零的現狀後，發表《論小國制度選擇》，承認“魯國若照搬虞國的工廠管理模式，只會導致大量農民失業”。轉而提出“以改良封建制為基礎，逐步引入技術革新”的漸進方案。
洪州共和國的經濟學家李修，在對比洪州私營企業佔比90、社會保障覆蓋率不足10的實際情況後，修正了“完全市場化”的主張，呼吁“建立基礎的勞工保護法”。這些基于國情的反思，讓制度討論從“主義之爭”轉向“適配之論”。
南洋諸國對這場思想浪潮的承受能力，呈現出顯著差異。對人口不足百萬、財政收入僅夠維持基本運轉的小國而言，任何形式的思想動蕩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慶國皇帝朱秩�在收到地方報告後發現，僅坤澤城傳來的三本小冊子，就在其都城引發了三次小規模集會，參與人數從數十人增至數百人。而慶國全年的財政結余，僅夠支付一次平叛軍費，若動亂擴大，國家根本無力應對。
同樣處境的韓皇朱範圯、秦皇朱志 、周皇朱子�、楚皇朱季�篟怡q手旎 ⑶ 炅渚 謁奈迨 輳 湊 奔潿 詼 暌隕希 淙 Ω 牘 抑衛砟Ｊ繳畽勸蠖 Ｋ 遣輝級 匱≡褚浴拔榷ㄓ畔取蔽 潁 詘抵醒怪萍ガ 月邸 br />
慶國通過修訂《出版審查條例》，規定“凡涉及體制變革的出版物，需經禮部三重審核”，三個月內查禁各類小冊子120余種；韓國則以“防止異端蠱惑”為由，關閉了都城內17家允許討論政治的茶館，並將6名傳播“虛君制”的學者流放至無人島嶼。
秦國更直接，地方官接到密令，對“私下聚集討論制度者”，首次警告，二次抓捕，半年內處理相關案件37起。這些措施雖未完全阻止思想傳播，卻有效遏制了大規模動蕩的風險，讓小國的制度討論暫時轉入地下。
與中老年皇帝的謹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南洋幾位年輕君主的開放態度。沈皇朱幼?繼位時年僅24歲，掌權不足兩年，其統治基礎尚未完全穩固，對傳統體制的依賴度較低。
他在收到玄中城討論紀要後，不僅未加禁止，反而下令將部分辯論內容刊印成冊，分發至朝臣與地方官，並在宮廷內設“議政堂”，每周邀請學者、商人、工匠代表參與討論，議題從“稅收制度改革”到“地方自治範圍”，無所不包。
有大臣以“祖制不可違”勸諫，朱幼?回應︰“太祖當年亦打破元朝舊制，方能立國，為何朕不能試試？”
遼皇朱豪�33歲，晉皇朱鐘鉉30歲，蜀皇朱申鑿28歲，均屬于同一代際。他們自幼接觸大航海時代的多元文化，對“君權天授”的傳統理念本就缺乏深刻認同。遼皇朱豪�在都城開設“新式學堂”，允許學生探討“君主權力邊界”，甚至親自旁听。
晉皇朱鐘鉉將洪州共和國的“地方議會”模式引入晉地三縣試點，讓鄉紳與農民代表共同決定農田水利經費的使用；蜀皇朱申鑿則更激進，直接任命兩名非宗室出身的商人擔任財政顧問，參與國庫收支規劃。
這些年輕君主的改革嘗試，雖多帶有試驗性質，卻顯著改變了南洋的思想生態。沈國“議政堂”討論形成的《農商稅調整草案》，雖因貴族反對未能通過，卻首次將“商人稅負過高”的問題納入官方議程。
遼國新式學堂的學生自發組織“制度研究會”，提出的“官吏考核需納入民眾評議”建議，被朱豪�部分采納，在三個縣試行；晉國試點的“地方議會”，雖權限僅限于水利事務，卻讓農民首次體驗到“議事權”，參與度遠超預期，半年內提出有效建議29條。
年輕君主的開放姿態，讓大明聯邦的制度討論再度升溫。各國輿論開始聚焦于“漸進改革”與“國情適配”，而非此前的“非此即彼”。寧國的《太平洋周報》不再攻擊“共和制”，轉而分析“沈國議政堂的運行成本”。
明國的《京師通訊》雖仍強調“宗法底線”，卻也承認“年輕君主的試驗值得觀察”；就連最保守的揚國，其官方學報也刊登了《論儒學與地方自治的兼容性》，試圖在傳統框架內尋找改革空間。
虞國對外情報局敏銳捕捉到這一變化，調整了滲透策略。對中老年皇帝統治的國家，情報人員不再傳播激進理念，轉而提供“技術改良方案”，如“如何通過稅收微調緩解民生矛盾”“怎樣建立基層治安信息網”。
以務實手段換取信任；對年輕君主掌權的國家，則加大支持力度，為沈國“議政堂”提供虞國基層議事會的運作案例，協助遼國新式學堂編寫《基礎政治學》教材，向晉國試點地區派遣農業技術顧問，將制度改革與實際治理需求相結合。
這種差異化策略，讓聯邦的制度討論呈現出新的特征︰不再是抽象的理念對抗，而是具體的路徑探索。慶國的地下刊物開始討論“如何在維持君主權威的同時，引入商稅協商機制”。
韓國流亡學者在無人島嶼撰寫的《國策論》，提出“君主掌軍權、議會掌財權”的折中方案；即便是保守的秦國，也有地方官私下研究“越國君主立憲模式中，哪些部分可適用于秦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