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中城的討論持續發酵，已從議事大廳蔓延至整個大明聯邦的街頭巷尾。在虞國對外情報局的推動下，各類關于政治制度的小冊子通過商船、驛站、行商等渠道滲透到聯邦的每一個角落。
慶國的《海州新報》連載《立憲優劣論》，代國的《勃固通訊》開設“制度問答”專欄，就連偏遠的秦國鄉村，也有識字先生在茶館里朗讀從玄中城傳來的辯論摘要。
這場討論的核心，逐漸從“是否變革”轉向“如何變革”。保守派固守“宗法秩序不可破”，改革派爭論“君主與議會的權力邊界”，激進派則高呼“廢除君權，民選治國”。各國報紙為吸引讀者，往往刻意放大對立觀點，甚至編造論據強化沖突。寧國的《太平洋周報》為證明“共和制必亂國”，虛構了“洪州共和國某縣因選舉引發械斗”的新聞；越國的《水師通報》則為鼓吹“君權至上”，宣稱“凡議會掌權之國，三年內必遭外侵”。
虞國的輿論場同樣卷入其中。坤澤城的《勞動日報》、同澤城的《工業日報》、雲隴省的《社會周報》等主流媒體，起初聚焦于玄中城的討論動態，客觀轉載各方觀點。但隨著討論深入，部分媒體開始偏離方向。
《坤澤晚報》連續三天刊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比”系列文章，雖未直接否定社會主義，卻用大量篇幅渲染“私營企業效率更高”“市場自由帶來繁榮”；《景川民報》則發表讀者來信，主張“效仿越國實行君主立憲，將行政權交由內閣，陛下專注國防即可”。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民間刊物開始公開呼吁“將國營產業私有化”。《商海見聞》提出“礦業、鐵路等行業若由私人經營，可減少官僚低效”；《市民之聲》則列舉“某國營紡織廠成本過高”“某國營農場產量不足”等案例，論證“國家管控不如市場調節”。
這些言論背後，隱約可見部分商人與官員的身影——他們試圖借思想討論的機會，推動國家放松對戰略產業的控制，從中謀取利益。
此時的虞國，正處于工業化與制度建設的關鍵階段。國家計委制定的五年規劃已進入第三年，鋼鐵、機械、化工等核心產業的擴張依賴國營體制的集中調度。
跨洲鐵路的鋪設需要統籌五省人力物力，非私人資本所能承擔；數千萬工人的醫療、養老保障，更是離不開國家財政的持續投入。如果任由“私有化”“立憲化”等言論主導輿論，不僅五年規劃可能夭折，已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會動搖。
朱昭熙在審閱各地報紙匯總時，敏銳地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這些討論看似是思想踫撞，實則已偏離虞國的現實基礎。
有人無視虞國工業底子薄弱、依賴國家統籌的現狀，空談“市場自由”；有人忽略虞國工人佔人口三成、需要制度保障的國情，鼓吹“君主立憲”；更有人刻意回避“私人資本逐利性與國家長遠利益的沖突”，只談“效率”不談“公平”。
當晚，朱昭熙在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指出︰“討論制度改革可以，但必須立足虞國的實際。我們的鋼鐵產量剛夠滿足鐵路建設，我們的工人多數是從農村轉來的。
他們的權益保障剛起步，我們的工業體系還沒完全建立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談什麼全面私有化？談什麼照搬別國制度？這不是改革，是空談。”
她當即批示“所有虞國報紙刊物，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討論問題要基于事實，分析制度要結合國情，提出建議要給出具體依據。凡空洞議論、脫離實際的文章，一律不得刊發。”
這一批示迅速下發至虞國所有新聞出版機構。《勞動日報》率先響應，次日刊登《論改革的現實基礎》，文中列舉具體數據︰虞國目前國營企業佔工業產值的87，其中鋼鐵、機械等戰略產業100國營。
這些企業承擔著鐵路、水利等公益項目的物資供應，若轉為私營，僅合同違約賠償就可能耗盡國庫；全國工人中，62來自農村，他們的醫療、住房依賴企業福利，若取消國營，短期內無任何私人資本能承接這部分保障責任。
《工業通訊》則發表《從同澤鋼鐵廠看制度優勢》，詳細介紹該廠如何通過“國家統籌原料、工人參與管理”的模式，將鋼鐵韌性提升23，成本降低15。
論證“國營體制在現階段的必要性”。文章特別指出，同澤鋼鐵廠的技術革新，依賴國家科學院的材料研究所與工廠的緊密協作，這種“產學研結合”，正是國營體制的優勢所在。
各地媒體紛紛調整方向。《景川民報》不再討論“君主立憲”，轉而刊發《縣代表大會與民眾訴求》，分析景川縣試點“鄉鎮議事會”的經驗——該制度允許農民、工人直接參與本地水利、教育項目的決策。
半年內解決了17件拖延多年的民生難題。《社會周報》則聚焦“安全制度優化”，通過對比國營礦區與私營小礦的事故率國營0.3起\千人工，私營2.1起\千人工），論證“國家管控在高危行業的必要性”。
虞國的輿論場迅速回歸理性。討論不再是抽象的“主義之爭”，而是具體的“問題改進”︰如何優化計委的計劃指標，讓其更符合地方實際；如何完善工會職能，讓工人參與管理的渠道更通暢。
如何平衡國營企業的公益屬性與經營效率；如何在鐵路、礦業等壟斷行業引入競爭機制，同時避免私人資本操控價格。
這些討論產生了實際成效。雲隴省的礦工代表在《礦區周報》發表建議，提出“安全改造經費可按產量提取，由礦工監督使用”，被國家計委采納並推廣。
衡域省的農民通過《鄉村通訊》反映“國營農場的種植計劃脫離土壤特性”，農業農村部隨即調整政策，允許地方根據實際情況修改種植方案。
朱昭熙的批示與虞國的輿論轉向，很快通過商人、留學生等渠道傳到大明聯邦其他國家。起初，寧國、明國的保守派還在嘲諷“虞國壓制言論”，但當虞國媒體公布的具體數據逐漸傳開後，各國的討論也開始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