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諸國的思想激蕩並沒有局限于區域之內。隨著商船、信使與移民的流動，關于政治體制的爭論迅速跨越海域，蔓延至整個大明聯邦的疆域。
南煦洲的金礦產區，礦工們在工棚里傳閱著從南洋傳來的小冊子，討論“是否該讓礦主與工人共同決定工時”；武洲歐洲）的藩國封地中，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因“君主權力邊界”問題爆發街頭辯論；南熙洲的南元國的種植園主與農奴之間，“人身依附是否合法”的質疑開始取代往日的沉默。、
便是六大強國的核心區域，這場討論也從未缺席，明國的儒生在書院中爭論“周禮與立憲的兼容”，越國的軍官在軍營里探討“軍權歸屬與國家穩定”。
思想的混亂很快帶來現實的沖擊。慶國的關稅政策因議會與國王的分歧遲遲無法確定，導致外貿商船在港口滯留一個月；代國的礦業稅收法案在貴族會議上被三次否決，國庫空虛使得邊防軍的軍餉拖欠達兩月之久。
即便是相對穩定的大國寧國，其控制的呂宋島商會也因“是否引入商會議事制”分裂為兩派，貿易額銳減三成。各國都意識到，若不盡快劃定政治體制的底線，聯邦的基本秩序可能在無休止的爭論中崩塌。
在朱昭熙的暗中推動下，寧國皇帝朱奠培提議召開大明聯邦級別的會議，共同討論現在大明聯邦的思想問題。通過飛鴿傳書向其他五大強國發出提議。
主張以“維護聯邦根基”為名，召集各國元首與思想界代表齊聚玄中城，就政治體制、權力邊界、輿論管控等核心問題制定統一規則。
這一提議迅速得到響應，明國皇帝朱祁鈞認為“需明確宗法底線”，越國國王朱瞻壑強調“必須遏制無序變革”，揚國皇帝朱瞻务則擔憂“異端思想動搖儒學正統”。
洪州共和國總裁朱祁銓雖傾向開放，但也承認“需要基本共識避免內耗”，朱昭熙也將其視為“推動制度多元化的契機”。
短短一個月內，來自大明聯邦各國的代表陸續抵達玄中城。除六大強國的元首外，還有二級、三級藩國的君主或其代表，以及被邀請的兩百余名思想家、政治家。
其中既有主張“皇權至上”的保守派學者，也有倡導“君主立憲”的改革派官員，甚至有少數人公開支持“共和制”與“普選權”。
玄中城的官方驛館與周邊客棧全部住滿，街道上隨處可見不同服飾、不同口音的人群，茶館酒肆里，關于“君權與民權”的爭論從早到晚熱鬧極了。
會議的開場設在玄中城的聯邦議事大廳，大廳中央懸掛著大明聯邦的旗幟，兩側分列著各國的國徽。朱奠培作為發起人首先發言，明確會議的三項核心議題︰其一，是否允許成員國采用君主立憲制，若允許，君主與議會的權力如何劃分。
其二，是否保留“朱姓宗室壟斷國家首領”的傳統，非朱姓者能否擔任元首；其三，是否需要建立聯邦層面的輿論管制機構，統一審查“危害聯邦穩定”的思想與言論。
六大強國的立場在開場發言中便顯露分歧。朱祁鈞代表明國表態︰“君主立憲可酌情允許，但需明確君主為國家核心，議會不得干預軍權與宗室事務。
至于非朱姓掌權，絕無可能，聯邦由朱家開創，豈能容外姓染指？”他的話得到揚國與代國等保守勢力的附和，朱瞻务補充道︰“《皇明祖訓》載明‘非朱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條不可動搖。”
越國的朱瞻壑則持折中態度“立憲與否是各國內政，但聯邦需規定底線——君主必須掌握國防與外交權，議會僅能處理財政與民生。
非朱姓者可擔任官員，但國家元首必須是朱氏宗親，這是維系聯邦認同的根基。”寧國與洪州共和國對此表示部分認同，朱奠培強調“底線之上可自由選擇，底線之下必須禁止，否則聯邦將成一盤散沙。”
越齊國的朱瞻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聯邦的根基是共同利益，而非血緣。如果某個國家的非朱姓者能更好地維護民眾利益，為何不能掌權？
至于立憲，這是各國根據國情做出的選擇，聯邦無權干涉，只需確保其不侵犯他國利益即可。輿論管制更是多余——思想如水，堵不如疏，與其禁止討論，不如建立辯論機制。”
他的發言遭到半數以上國家的反對，慶國國王朱邃墁直言︰“若放任非朱姓掌權，不出三代，聯邦將不復為朱家之聯邦！”
中小藩國的立場則更為復雜，岷國的代表支持虞國的主張，認為“虛君制是小國生存的最優解”；沈國、韓國等依附寧國的國家則完全附和六大強國的保守派；秦國、晉國等與洪州共和國聯系密切的國家，主張“開放元首資格，但需通過聯邦認證”。
即便是同一國家的代表，觀點也可能相悖，代國的貴族代表堅決反對任何變革，而其工商界代表則呼吁“至少允許商人參政”。
開場會議持續了三天，各國就議題逐條展開辯論，卻在每個關鍵點上都陷入僵局。關于君主立憲的權力劃分，明國堅持“君主主導”，虞國主張“議會主權”，越國提議“三權分立”，最終未能形成任何共識。
關于非朱姓掌權，支持與反對的雙方各執一詞，甚至引用《皇明祖訓》的不同章節相互駁斥；關于輿論管制，寧國提出建立“聯邦思想審查委員會”，虞國則主張“由各國自行制定規則”，洪州共和國建議“成立獨立的學術評議機構”，同樣無果而終。
第四天清晨，六大強國的元首私下會面後做出決定︰元首們先行離開玄中城，返回各自國家處理政務，留下那些思想家與政治家們繼續討論。
元首們離開後，議事大廳的氛圍反而更加激烈。兩百余名思想家與政治家分成數十個討論小組，圍繞核心議題展開辯論。保守派學者組成“宗藩同盟”，每日發布《守成宣言》，強調“血緣是秩序的基石”“變革是亂國之源”。
其代表人物是明國的大儒王鳴謙在演講中指出︰“自太祖建國以來，朱姓統治已延續近百年，此乃天道所歸，若打破這一傳統，便是逆天而行。”
改革派則成立“立憲研究會”，主張“保留君主但限制其權”，其代表——越國的禮部侍郎李東陽提出“五權分置”方案︰君主掌軍權，議會掌立法權，內閣掌行政權，法院掌司法權，監察院掌彈劾權，五權相互制衡。
這一方案引發廣泛討論，支持方認為“兼顧穩定與革新”，反對方則質疑“小國難以承擔如此復雜的體制成本”。
更激進的“共和派”雖人數較少，卻以尖銳的觀點吸引了大量關注。洪州共和國的學者黃田禧在《原君》的修訂版中寫道︰“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而非天下之大公，若能由民眾選舉賢能治理國家，何需依賴血緣？”
這一言論遭到保守派的圍攻，甚至有人要求將其驅逐出玄中城，但在虞國與洪州共和國代表的保護下，他得以繼續參與討論。
關于輿論管制的討論同樣激烈。寧國的御史大夫張碩主張“凡涉及體制變革的言論，需經聯邦審查方可發布”，並提議在玄中城設立“輿論監督總局”，各國需定期報送出版物與集會記錄。
虞國的學者反駁道︰“思想若需審查，何異于因噎廢食？聯邦應做的是制定辯論規則，而非禁止辯論。”雙方在“言論自由的邊界”“危害穩定的定義”等問題上爭執不下，甚至有兩次因情緒激動演變為肢體沖突。
討論持續了整整兩個月，期間不同派別發布了數十份聲明，提出了二十余種體制方案，卻始終未能達成一致。
保守派拒絕任何形式的權力讓渡，改革派不願放棄立憲的核心訴求，共和派則堅持徹底打破血緣限制。即便是同一派別內部，細節分歧也難以彌合，“立憲研究會”中，越國代表主張“君主可否決議會法案”，而岷國代表則堅持“議會應擁有最終決定權”。
這些討論雖然沒有形成任何具有約束力的決議，卻在無形中重塑了聯邦的思想版圖。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單一的體制模式已無法適應各國的差異。血緣統治的正當性開始受到普遍質疑，“權力需要制衡”成為多數人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