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國的經濟改革在行政委員會的全力推動下，如火如荼的展開。國家計委制定的五年規劃細化到每個季度的物資調配額度，從同澤城鋼鐵廠的鋼坯產量到景川省紡織廠的棉紗配額，都被納入統一調度體系。
基層作為政策落地的最後一環，承載著將計劃轉化為實際的關鍵任務。被派往各地的37名候選人，恰好身處這場改革的末梢，他們的表現直接關系到考核結果，也成為檢驗宗室子弟與民間人才差異的試金石。
朱見澤在景川省臨江府的工作已步入正軌。他主導的紡織廠技術升級項目，需要將傳統織布工藝與虞國的蒸汽動力系統結合。起初，國營紡織廠的老工匠對這位“皇子副局長”心存疑慮，認為他只會紙上談兵。
朱見澤沒有擺架子，從零開始學習工業技術，每天泡在車間，記錄蒸汽織布機的轉速、經線斷裂頻率等數據，晚上對照虞國的機械手冊研究改進方案。
他發現問題出在傳動齒輪的咬合精度上，就算現在很多零件都是機械化制造的，但是很多工業母機精度依舊不是很高，導致機器運行時震動過大。
他協調著府工業局聯系同澤城鋼鐵廠，定制高精度工業母機，和機械廠一起聯合開發能夠制造精密器械的機器，從而制作一批適配的精密齒輪，同時組織工匠學習齒輪保養技術。
朱見澤的舉動讓臨江府的織布效率提升了三成，遠超計劃指標。
李明遠作為虞國本土選擇的候選人之一，他在雲隴省礦區的工作則聚焦于“安全制度民主化”。
按照計委的要求，所有國營礦區需在半年內完成安全設施改造，而李明遠提出的方案更進了一步︰讓礦工參與安全條例的制定。
組織礦工代表與工程師召開了十二次座談會，將礦工反映的“井下通風口位置不合理”“支護木材強度不足”等問題納入改造方案。原本需要行政命令推動的整改，在礦工的主動參與下提前一個月完成。
與朱見澤、李明遠的投入不同，部分宗室子弟的表現逐漸偏離了考核要求。代國宗室朱朗棟被派往衡域省德明州景安縣工業局擔任技術員，負責協助管理縣城周邊的四家小型農具廠。
此人是代皇朱聰沫的二皇子，在代國時靠著皇子的身份幾乎壟斷了代國的綢緞生意，積累了不少財富。剛到任時，朱朗棟表現得頗為積極，主動向局長請教農具廠的生產流程，甚至自掏腰包請科室同事吃飯，聲稱“初來乍到，全靠各位幫扶”。
這種熱情並未持續多久。兩周後，朱朗棟的本性逐漸暴露。他從代國帶來的隨從在縣城租下一處宅院，成為他呼朋喚友的據點。
每天下班後，他便召集縣城里的商人子弟飲酒作樂，席間暢談的不是農具改良，而是如何利用他的“宗室身份”在虞國謀利，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突破制度的底線。
他當著眾人的面說︰“虞國簡直在瞎搞。束縛著手腳做事，根本放不開。我在代國賣一匹綢緞賺的錢，比這破縣城一年的農具產值還多。”
工作上，朱朗棟更是敷衍了事。縣工業局分配給他的任務是統計四家農具廠的鐵器產量，以便納入國家計委的農具調配計劃。他嫌這項工作繁瑣，先是讓辦事員替他填寫報表，後來干脆自己編造數據——把實際產量提高了兩成，理由是“這樣顯得我工作有成效”。
當局長指出數據與計委的核查結果不符時，朱朗棟竟反駁︰“不就是多報點數字嗎？農具廠多生產幾鋤頭，還能拖垮國家計劃不成？”
更嚴重的問題出在他對群眾的態度上。按照規定，工業局需每月接待兩次農戶來訪，解答農具使用中的問題。朱朗棟負責接待時，常常對來訪的農民不耐煩，在他的眼里，自己高高在上，而那些農民工人不過是出汗的泥腿子。
在科室內部，朱朗棟的作風也引起了不滿。他仗著自己帶來的財富，經常用金錢拉攏同事。有辦事員不願替他完成工作，他便塞給對方錢︰“幫我把這月的報表做了，這錢你拿著買酒喝。”
更有甚者，他在辦公室公開宣揚代國的資本主義理念，聲稱“人活著就是為了賺錢，虞國搞什麼‘共同富裕’，不過是騙傻子的”。他還舉例說︰“我在代國的綢緞莊，雇十個工人，一年能賺五百兩，這才是本事。在這兒天天伺候農民，能有什麼出息？”
這種言論逐漸影響了科室的風氣。有兩名年輕辦事員開始模仿朱朗棟的做派，對來訪群眾態度冷淡，甚至私下抱怨“干多干少一個樣，不如混日子”。
縣工業局局長多次批評朱朗棟，卻被他以“宗室身份”頂回︰“我是來考察的候選人，你一個小小局長，管得著我？”
類似的情況並非個例。來自秦國的皇子朱公錯被派往翠南省的一個鄉農業站，負責推廣新式農具。他嫌鄉下條件艱苦，不到一個月就以“水土不服”為由，大半時間住在州府的客棧里，只派隨從回鄉下應付工作。
他公然在朋友面前說，自古以來，我們都講究‘士農工商’，農民就該種地，工人就該做工，哪能讓他們參與管理？
這些情況很快被對內情報局匯總上報。報告中詳細列舉了朱朗棟、朱公錯等人的行為︰累計曠工27天，編造工作數據5次，公開質疑社會主義理念11次，拉攏同事消極怠工23起。
情報還指出，朱朗棟的金錢至上思想已導致景安縣工業局的工作效率下降——原本每月能完成80的農具質量抽檢任務，近兩個月僅完成50。
朱昭熙看到報告後，立即將材料提交給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常委會擴大會議上，她嚴肅地說︰“這些人的表現，不是能力問題，是態度問題。
他們把宗室的優越感帶到基層，把資本主義的歪理邪說帶到工作中，這不僅是對考核的不尊重，更是對虞國制度的挑戰。”
與會的常委們展開了激烈討論。有人認為應立即取消這些人的候選人資格，理由是“思想不合格比能力不足更危險”；也有人提出，應給予改過機會，畢竟他們代表著代國、沈國等藩國的態度，直接除名可能影響聯邦內部的穩定。
最終，常委會表決通過決議︰對朱朗棟、朱公錯等5名表現惡劣的宗室子弟給予“嚴重警告”處分，記錄在考核檔案中；由考核委員會派專員前往其所在單位，組織批評教育大會，要求他們公開檢討；若半年內無改進，將直接取消候選人資格。
處分決定下達後，朱朗棟在景安縣工業局的批評教育大會上做了檢討，但態度敷衍，只是照著稿子念了一遍。這場風波雖然沒有導致候選人被除名，卻在基層干部中引起了廣泛討論。
此時，虞國的經濟改革仍在深入。計委下達的第二季計劃指標中，新增了“基層干部考核與經濟指標掛鉤”的條款——將候選人所在單位的計劃完成率、群眾滿意度等數據，納入最終考核的硬性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