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一個小國，政務也是堆積如山，更何況是佔領了整個北熙洲的虞國呢，在這個大家都通過不斷改革適應這個世界的新時代，朱昭熙這個虞國皇帝手頭上的工作可以說是源源不斷。
剛批閱完計委提交的三季度鋼鐵產量調整方案，又接到考核委員會關于候選人中期評估的報告。案頭堆疊的文件里，既有基層歷練的成效總結，也有對內情報局匯總的各類細節記錄。37名候選人的表現參差不齊，各自的短板在日常工作中逐漸顯露。
朱朗棟在景安縣的整改流于表面，雖不再公開質疑制度，卻將工作重心轉向拉攏地方商人，試圖通過商業合作積累個人聲望，對工業局的本職工作仍敷衍了事。
朱公錯在翠南省鄉下的出勤率勉強達標，但提交的農業技術推廣報告多是照抄書本，對當地土壤特性與作物適配性毫無分析。
即便是表現突出的朱見澤，在臨江府的技術升級項目中也暴露出局限——過度依賴同澤城鋼鐵廠的技術支持，未能推動本地機械廠形成自主改良能力，被考核組評價為“執行有余，創新不足”。
蔣謙頗為看好的李明遠，問題也同樣突出。對內情報局的報告里，詳細記錄了他在雲隴省礦區的三次決策過程。一次是關于礦井延伸方案，工程師提出三種備選路線，李明遠在未充分討論的情況下直接選定風險最高但效率最優的第三種，理由是“時間不等人”。
另一次是分配安全改造專項經費時，他未按規定提交計委審批，直接將三成資金調撥給礦工提出的通風系統改造，事後才補報手續，稱“基層的事，基層自己能定”。
最引起朱昭熙注意的是第三次——礦區工會選舉時，他以“確保工作效率”為由，暗中支持自己熟悉的候選人，雖未違反程序，卻明顯干預了選舉的自然進程。
這些記錄指向一個核心問題︰李明遠在工作中逐漸顯露出獨斷專行的傾向。他習慣跳過集體討論環節，偏好以個人判斷推動決策，甚至在報告中隱晦表示“高效的治理需要集中的權力”。這種作風與朱昭熙在建國初期的某些做法相似，卻讓朱昭熙心生警惕。
朱昭熙能夠獨斷專行，那是她真的有一定的獨斷專行的能力，她有著前一世的經驗教訓，對于科學和政治發展的脈絡有著清晰的認知，而不是不懂裝懂的瞎指揮，就算是因此，在大明帝國時代，朱昭熙也是依靠著朱棣、朱高熾的皇權，才有底氣。
而後期能夠獨斷專行，那是因為之前的一次次決策都是成功的，一次次決策都是和其他謀士充分探討過可行性，這才有著這樣的能力獨斷專行，一言九鼎，可是學習自己行為的那些人，他們現在是朱昭熙和代表大會給他們背書，讓他們試錯。
如果讓他們學著學著，真的形成了獨斷專行的習慣，真的站在了現在朱昭熙的位置上，那麼他們隨意的一個決定，都有可能讓虞國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這可不是朱昭熙想要的。
她沒有想到，就連蔣謙都被這個表象給迷惑住了，在心里，朱昭熙默默把這些人排除在候選人之外，這種人或許非常有人格魅力，有與生俱來的領導能力，但是他們絕對不適合掌控現在的虞國。
歷史早已證明，過度集中的皇權往往伴隨風險。即便是朱昭熙自己，也在早年的因為很多制度在執行方面出現了各種偏差，現在女多男少的局面不正是因為她的決策問題麼，她都有著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她異常排斥獨斷專行。
繼承人選來選去，終究是在選人。可再優秀的人，也有犯錯的時候。朱昭熙看向窗外，坤澤城的工廠煙囪正排出規律的白煙，與其把希望寄托在某個人身上，不如建立一套能約束任何人的制度。
她的思路逐漸清晰︰未來的虞國，需要弱化個人集權，轉向制度化治理。具體而言，就是將現有的權力架構重新調整，形成相互制衡的機制。首當其沖的，是提升秘書辦公室的職能。
這個機構自虞國建立之初便存在，最初僅負責文件傳遞、會議記錄等輔助工作，隨著政務日益繁雜，逐漸承擔起協調各部門的職能，但始終未被賦予正式的決策權力。
朱昭熙的設想是，將其改造為常設的內閣機構，統籌處理全國事務，取代皇帝在具體政務中的主導地位。秘書辦公室熟悉各部門運作，也清楚基層的實際情況。如果讓這個部門取代大明皇帝的職能，那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這種想法剛剛出現，又有一系列的問題出現，內閣是否設首輔？如果有首輔，其權力與皇帝如何劃分？如果沒有首輔，眾人平級，決策效率如何保證？
設首輔，意味著內閣將出現一個核心領導者，可能形成“首輔與皇帝分庭抗禮”的局面。在前世朱昭熙知道的歷史上，大明就因為內閣首輔權力過大，導致朝堂分裂為“帝黨”與“閣黨”，相互傾軋消耗國力。
虞國如果重蹈覆轍，前期積累的工業成果就很有可能因為內斗被消耗掉。
如果不設首輔，實行集體領導，則可能陷入另一個極端。各部門代表在閣內擁有平等話語權，任何決策都需反復磋商，甚至可能因意見分歧陷入停滯。
計委正在推進的跨洲鐵路項目，涉及五省資源調配，若內閣無法快速拍板，錯過施工窗口期，僅延期一項就可能造成百萬兩白銀的損失。
兩種方案都有隱患。設首輔，風險在權力失衡；不設首輔，風險在效率低下。眼下只能先勾勒框架，細節留待實踐中完善。
不過現在，朱昭熙還是打算提高一些秘書辦的地位，其一，擴大秘書辦協調範圍。原本僅負責餃接皇帝與各部門，現改為直接處理部門間的小事。
其二，建立議事機制。每周召開部門聯席會議，由秘書辦公室匯總各部門的工作進展與需求，形成書面紀要分發至全國。涉及重大事項，如稅率調整、新省設立等，需提前兩周將草案送達各部門征求意見，再提交代表大會審議。
其三，明確權責邊界。規定秘書辦公室僅處理執行層面事務，如落實代表大會決議、監督計劃完成情況等，不得涉足立法層面的制度設計。涉及憲法修訂、基本國策調整等事項，仍需皇帝牽頭，經政治局討論後提交代表大會。
這些措施推行後，秘書辦公室的工作量激增三倍，人員編制從原本的20人擴充至150人，按職能劃分為工業、農業、民政、基建四個小組。朱昭熙刻意未任命總負責人，而是由四個小組組長輪流主持會議，形成“輪值協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