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中原大地已被烽火啃噬得千瘡百孔。
黃巾起義雖已被鎮壓，但其余燼未熄——河北張燕率“黑山軍”縱橫太行，南陽韓遂、馬騰據涼州反叛，甚至洛陽近郊都常有流民聚眾劫掠。
朝堂之上，宦官與外戚仍在爭權，靈帝耽于享樂，賣官蠰爵之風盛行，州郡牧守則趁機擁兵自重，昔日一統的大漢天下，已然呈崩裂之兆。
就在這兵戈擾攘、禮崩樂壞之際，吳郡吳縣今江甦甦州）的鄉野間，卻常有一位白發老者的身影。
他身著洗得發白的素布道袍，腰系麻繩，手持一根枯瘦的藜杖，杖頭掛著個粗布行囊，里面裝著符紙、艾草與一小罐淨水。
此人便是于吉，其生平籍貫在正史中鮮有詳載，僅《後漢書•襄楷傳》附記提及“順帝時，瑯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于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青領書》”，而《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注引《江表傳》，則詳細記載了他在江東的行事，足見其一生與“太平道”思想及江東之地的深厚牽絆。
關于于吉的早年經歷，史書中僅有零星線索可尋。
據《太平青領書》後世稱《太平經》）的序言殘卷推測，于吉可能出身瑯邪郡今山東臨沂一帶）的寒門，早年曾在當地研讀儒家經典，後因不滿漢末官場腐敗，棄儒從道，游歷天下。
他曾到過蜀地青城山，與隱世的方士探討煉丹之術；也曾去過荊州雲夢澤，觀察水患與疾疫的關聯。
直到中年，他才輾轉至江東，因見此地遠離中原戰火，且水網密布、疾疫頻發，便決定在此定居，以方術濟世。
彼時的道教尚未形成完整體系，方士群體魚龍混雜︰有追求長生、煉丹求仙者，如後來的左慈；有以符 驅邪、治病救人者，如于吉；也有借“鬼神之說”聚眾謀逆者，如張角兄弟。
于吉顯然屬于“濟世派”——他所到之處，從不在村落中張揚，僅在村口的古槐樹下搭一個簡陋的草棚，將行囊中的符紙、艾草整齊擺放在青石案上，再將淨水罐置于案角，然後閉目靜坐，等待有需要的人前來。
遇有貧病者上門，于吉便先詢問病情，再焚香禱祝，口中默念口訣，隨後以艾草蘸取淨水，在患者額頭輕點三下，又取一張符紙，以朱砂畫就簡單的符文，焚于水中，讓患者飲下。
令人稱奇的是，經他施治後，不少患痢疾、瘧疾的百姓竟真的痊愈了。
久而久之，“白發仙人能治病”的消息便在吳郡、會稽郡一帶傳開，百姓爭相奉之，甚至有村落為他立生祠，每逢初一十五，便殺豬宰羊祭拜，于吉卻從不接受祭品，僅取少量米糧果腹，其余皆勸百姓分與貧苦之家。
彼時江東雖未如中原那般殘破，卻也受黃巾余黨與地方豪強侵擾。
孫堅父子初據江東時，尚需仰仗地方士族如吳郡顧氏、陸氏）與百姓的支持，對于吉這類“得民心而無實權”的方士，起初並未多加干涉。
于吉也深諳亂世生存之道，從不涉足軍政事務——某次孫堅率軍路過吳縣，麾下將領欲邀他入營為士兵祈福，于吉卻婉言謝絕︰“將軍將士皆為保境安民而來，此乃大義，無需借鬼神之力。”這種“不攀附、不煽動”的態度，讓他在江東安穩生活了十余年，宛若一株亂世中的古松，靜默地扎根于民間土壤。
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孫策已平定江東六郡吳郡、會稽、丹陽、豫章、廬陵、廬江），正欲厲兵秣馬，與曹操、袁紹三分天下。
此時的于吉，因常年在吳郡、會稽一帶行醫布道，聲望已達頂峰——據《江表傳》記載，于吉每至一城，“諸將賓客莫不畢集，使婦女就吉求福，吉往者，人但拜，不須復言”。
即便是孫策麾下的核心將領，如程普、黃蓋等人，也多有私下信奉者︰程普曾為患病的母親向于吉求符水，黃蓋則在出海作戰前，暗中請于吉為士兵祈福。
這種“民心皆向于吉”的景象，漸漸引起了孫策的警覺。
孫策此人，少年英武，十五歲隨父征戰，二十一歲繼父業平定江東，性情剛猛且極具掌控欲，向來不信鬼神之說。
他曾對左右謀士言︰“此子于吉）妖妄，能惑眾心，若久留之，必亂我江東人心。”
其麾下長史張昭曾勸諫︰“于吉雖為方士，然其行止無過，且深得百姓愛戴，若殺之，恐失江東民心，不利于日後霸業。”
孫策卻不以為然，反駁道︰“民心當向我孫氏，而非向一術士！他能使諸將不顧君臣之禮，能使百姓為其奔走，此乃隱患，不可不除。”
彼時孫策剛經歷與廬江太守劉勛的戰事，麾下將士多有傷亡，軍中士氣稍顯低落。
而于吉卻在此時前往丹徒今江甦鎮江）軍營附近布道——丹徒是孫策的軍事重鎮，駐軍多達萬人，不少士兵因思念家鄉、畏懼戰事，竟偷偷離營，前往于吉的草棚求符水“保平安”，甚至有校尉級別的軍官也參與其中。
此事被孫策得知後，他怒火中燒，當即命人將于吉逮捕入獄，理由是“擅入軍鎮，惑亂軍心”。
于吉入獄的消息傳開後，江東百姓嘩然——吳郡百姓自發組織請願隊伍，手持香燭，聚集在孫策府邸前，請求釋放于吉；會稽郡的士紳則聯名上書，願以家財贖其罪，甚至有人表示“願代吉受刑”。
就連孫策的母親吳夫人吳太夫人）也親自向孫策求情︰“于先生在江東多年，治病救人，未有惡行，你為何要將他關押？軍中將士多有受其恩惠者，殺之恐寒將士之心。”
孫策卻態度堅決︰“母親有所不知，此人身懷妖術，能操縱民心，若不除之，日後必為大患。昔年張角以太平道聚眾數十萬，禍亂天下，今日于吉雖無反心，但其影響力不亞于張角，我豈能重蹈覆轍？”
吳夫人雖再三勸阻，卻未能改變孫策的心意。
于吉在獄中並未怨天尤人，反而保持著平和的心態。
獄卒因敬重于吉的為人，常暗中給予優待︰為他送來溫熱的米粥，幫他打掃牢房，甚至允許他在獄中焚香靜坐。
若有獄友患病彼時監獄衛生條件惡劣，痢疾、疥瘡頻發），于吉便會傳授簡單的調息養氣口訣，教他們以手指按壓穴位緩解疼痛，竟也有不少人因此好轉。
這種“身陷囹圄仍濟世”的舉動，更讓百姓堅信其“仙人”身份，也讓孫策的殺意愈發堅定——他深知，于吉的聲望已足以撼動自己在江東的統治根基，即便其無反心，也斷不可留。
建安五年四月壬寅日，孫策決定將于吉押至吳郡鬧市處斬，以“儆效尤”。
臨行前，孫策親自前往監獄提審于吉，想看看這位“仙人”在臨死前是否會露出恐懼之態。
面對孫策的質問“你可知罪？”），于吉平靜地回答︰“我一生行醫布道，未害一人，未取一錢，何罪之有？將軍若殺我，恐有不祥之事。然我亦知將軍憂心江東安危，若能以我之死換江東太平，我亦無憾。”
孫策聞言，冷笑一聲︰“妖言惑眾！今日我便斬了你，看天能奈我何！”
隨後命人將于吉綁于鬧市中的木樁之上，準備行刑。
關于于吉臨刑時的情景，不同史料的記載差異極大，也為這段歷史增添了幾分傳奇色彩。
據東晉干寶《搜神記》卷一記載，于吉臨刑時，“天忽大風，雲氣晦冥，白日如夜，江水涌溢，岸上百姓皆哭拜，呼‘仙人’不止”。
劊子手見此異象，嚇得雙手發抖，刀都掉在了地上，竟無人敢舉刀行刑。
孫策怒不可遏，親自奪過侍衛手中的環首刀，大步走到于吉面前，厲聲喝道︰“妖術休得放肆！”
隨後手起刀落，將于吉斬首。
然而，更離奇的事還在後面——于吉死後，其尸身竟在一夜之間消失不見，僅留下木樁上的繩索與幾滴血跡。
次日清晨，有百姓在城外的穹窿山中發現一株新栽的松樹，其樹干挺拔，枝葉舒展，形態竟與于吉生前身形相似；更奇的是，松針上凝結的露珠，滴在傷口上能止痛，飲之能緩解咳嗽，百姓皆言此乃“于吉仙化所成”，紛紛前往山中祭拜，甚至有士兵偷偷從軍營溜出，為松樹系上紅繩，祈求平安。
而《三國志•吳書》注引《江表傳》的記載則更為平實，僅稱于吉“被殺，將士哀惜之”，並未提及大風、尸身消失等異象；西晉陳壽所著《三國志》正文，更是僅用“策嘗于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鏵，趨度門下。
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
策即令收之。
諸事華、陳端並從容向策陳乞，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雲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 ，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懸首于市”。
這種差異，實則反映了時人對于吉的兩種態度︰統治者如孫策）視其為“妖妄惑眾者”，欲除之而後快，故在官方記載中淡化其“神性”；而百姓與部分士人則視其為“救苦救難的仙人”，不願接受其死亡的事實，故在民間記載中添加“仙化”情節，以寄托哀思。
事實上，于吉的“神性”並非源于其真有超自然能力，而是源于亂世中百姓對“安寧”“健康”的迫切渴望。
東漢末年，江東雖遠離中原戰火，卻因水網密布、氣候潮濕，疾疫頻發——建安初年，吳郡曾爆發大規模痢疾，“死者十之三四”，而當時的醫術有限，醫生多以“湯藥灌之”，效果甚微。
于吉的符水或許並無實效，但他的出現，為身處苦難中的百姓提供了精神寄托︰百姓飲下符水，便覺得“仙人已護佑我”，這種心理暗示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焦慮，甚至增強身體的抵抗力；而于吉所傳授的調息口訣、穴位按壓之法，雖非“仙術”，卻是他多年游歷總結的民間醫術，對緩解病痛確有幫助。
可以說，于吉的“仙名”，是百姓在苦難中“造”出來的——他們需要一個“仙人”來承載希望，而于吉恰好成為了這個載體。
于吉死後，孫策的命運也印證了其臨終前的“不祥之言”。
建安五年五月，孫策在丹徒山中狩獵時，因追逐一只鹿而與侍衛走散，途中遭遇許貢的門客許貢曾為吳郡太守，因反對孫策被斬，其門客欲為其報仇）。
雙方發生搏斗，孫策被箭射中面頰，身負重傷。
回到軍營後，孫策的傷勢日漸惡化，臨終前，他恍惚間見一白發老者立于床前，身著素布道袍，手持藜杖，正是于吉的模樣。
孫策驚呼一聲，吐血而亡，年僅二十六歲。
此事雖為巧合，卻被百姓解讀為“于吉索命”，更讓于吉的“仙人”形象深入人心。
此後，江東百姓對于吉的祭拜從未斷絕，即便在孫權建立吳國後，也未明令禁止——據《吳書》記載，孫權的皇後潘淑曾私下供奉于吉畫像，祈求子嗣，而孫權得知後，也僅是“默然不語”，並未加罪。
于吉之死，並未終結其“傳奇”，反而讓其形象在民間不斷被神化，甚至逐漸融入道教體系，成為跨越千年的“民間神只”。
西晉時期，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將于吉與左慈、葛玄並列為“漢末三大方士”，稱其“得太平之道，能通鬼神，濟萬民，雖身死而神不滅”。
葛洪認為，于吉所傳的《太平青領書》，雖部分內容“略顯粗陋”，但核心思想如“關愛百姓、反對暴政”）與道教“無為而治”的理念相通，故將其納入道教經典體系。
東晉時期，道教理論家陶弘景在《真誥》中，進一步將于吉的地位提升，稱其“死後升仙，為‘太平廣化真人’，居太上老君座下，掌管人間疾疫之事”。
南北朝時期，道教逐漸系統化，于吉所傳的《太平青領書》被列為“道教早期經典”，其本人也被尊為“太平道始祖”之一另一始祖為張角）。
北魏太武帝時期，道士寇謙之“清整道教”，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修建“太平觀”，供奉于吉畫像，每逢疾疫之年，便舉行法會，祈求于吉“驅邪除疫”。
南朝梁武帝蕭衍篤信道教後改信佛教），曾下令在吳郡為于吉重修“太平觀”，並親題匾額，追封于吉為“太平普惠真人”，這是官方首次正式承認于吉的“神只”地位。
唐代是于吉“神化”的關鍵時期。
唐玄宗李隆基崇尚道教，曾下令將《太平青領書》列為“國子監必讀典籍”，並命人將于吉的故事改編為《太平廣化真人傳》，頒行天下。
天寶年間，唐玄宗更是下令在全國各州郡修建“太平觀”，以于吉為主祀神，規定每逢正月十五于吉誕辰，民間傳說），官員需前往祭拜，祈求地方平安。
據《唐六典》記載，當時全國共有太平觀120余座，僅江東地區便有30余座，可見于吉在唐代的影響力。
宋代，于吉的“神只”地位進一步鞏固。
宋真宗趙恆曾親赴吳郡太平觀祭拜于吉，並御筆題詞“濟世愛民，太平廣化”，將其畫像納入“道教諸神圖譜”。
宋徽宗時期，由于朝廷崇信道教，于吉被加封為“太平廣化普濟真君”，其祭祀規格與“三清四御”之下的“十殿閻羅”相當。
在民間，于吉的形象也更加具體化︰百姓將其視為“健康之神”“平安之神”，家中若有人生病，便會供奉其牌位，焚香禱祝；漁民出海前，會向其祈求風平浪靜；甚至商人開業，也會祭拜于吉，祈求“生意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