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暮春的曲阜，杏壇下的弟子們圍坐成圈，柳絮飄落在子貢的竹簡上。這位以言語聞名的弟子忽然起身，捧著記錄著 “博施于民而能濟眾” 的簡牘問道︰“夫子，若有人能廣泛施惠百姓，救助眾人，算得上仁嗎？” 孔子放下手中的《詩》，目光掠過遠處耕作的農夫，那農夫正彎腰扶起一株被風吹倒的禾苗，動作輕柔如對孩童。孔子緩緩答道︰“這何止是仁，簡直是聖啊！堯舜尚且難以做到。所謂仁，是自己想立足也要讓別人立足，自己想通達也要讓別人通達。能從身邊小事做起，推己及人，就是踐行仁的方法。” 這段對話如同一粒種子，在中華文明的土壤里生長為參天大樹 —— 它區分了仁與聖的境界，指明了 “能近取譬” 的實踐路徑，讓看似高遠的仁道變得觸手可及。
一、博施濟眾︰子貢命題中的仁之極致
子貢提出的 “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並非憑空構想，而是對春秋時期社會現實的回應。當時的魯國 “三桓專權”，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瓜分公室土地，百姓 “老幼轉乎溝壑”，《詩經?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正是對這種剝削的控訴；齊國 “田氏代齊” 前夜，“民三其力，二入于公”，田成子卻 “大斗出貸，小斗收”，以小恩小惠收買民心；晉國 “六卿專政”，賦稅繁重到 “民聞公命，如逃寇仇”，《左傳?昭公三年》記載 “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相望，而女富溢尤”。這種民生凋敝的背景下，“博施濟眾” 成為底層百姓的迫切渴望，也成了士人階層的理想追求。
“博施” 的 “博”，意味著範圍之廣，非一人一戶的小恩小惠；“濟眾” 的 “濟”，指向效果之實，不僅是物質救助，更包括精神安頓。《尚書?大禹謨》記載大禹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于溝𢜛”，治水十三年 “三過家門而不入”，當涂山氏生下啟，他僅在家門外听了三聲嬰兒啼哭便轉身離去，最終 “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注之江”，使 “萬民乃定，萬國為治”，是 “博施濟眾” 的遠古典範；商湯 “桑林禱雨”，以自身為犧牲，“翦其發，櫪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墨子?兼愛下》記載 “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後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展現了統治者與民同苦的擔當。子貢或許正是看到這些典故，才將 “博施濟眾” 視為仁的最高表現。
但 “博施濟眾” 的實現面臨三重困境︰其一，資源有限性。春秋時期生產力低下，“一夫百畝” 的產出僅夠溫飽，《禮記?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廣泛施惠缺乏物質基礎；其二，權力約束性。諸侯大夫多 “厚自封殖”，如季孫氏 “富于周公”，《論語?先進》記載冉有 “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怒斥 “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其三，效果復雜性。單純的物質救助可能滋生依賴，如《管子?侈靡》所言 “積者立余食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反而擾亂社會秩序。這些困境，使 “博施濟眾” 成為難以企及的理想。
子貢的提問，暗含著對 “仁” 的量化理解 —— 似乎施惠越多，仁德越厚。這種認知在當代仍有市場，如將慈善捐款數額作為衡量道德的標準，某明星捐贈一億元便被贊為 “大仁”，而社區志願者十年如一日的服務卻被忽視。但孔子的回應，正是要糾正這種片面理解︰仁的價值不在于規模大小，而在于是否遵循 “己欲立而立人” 的根本原則。正如《孟子?盡心下》所言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的本質是對人的尊重，而非單純的物質給予。
二、何事于仁︰聖與仁的境界分野
孔子將 “博施濟眾” 提升至 “聖” 的境界，絕非否定其價值，而是明確聖與仁的層次差異。“聖” 在甲骨文中作 “耳” 形，意為 “通達事理”，《說文解字》“聖，通也”，後引申為 “超凡入聖” 的最高境界。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聖是 “博施于民而能濟眾” 的外在功業，仁是 “己欲立而立人” 的內在德性；聖是堯舜級別的理想狀態，仁是每個人可踐行的日常修為。
堯舜 “猶病諸” 的感嘆，揭示了聖境的難以企及。堯帝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卻仍 “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尚書?堯典》記載他 “求能治水者”，四岳推薦鯀，堯雖知鯀 “方命圮族”，仍 “試可乃已”，最終鯀治水九年 “功用不成”，堯不得不另尋賢才；舜帝 “舉八元八愷，去四凶”，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八愷 “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四凶 “流共工于幽州，放 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卻因 “子商均不肖” 而禪位于禹，《史記?五帝本紀》記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于天”，始終存有遺憾。這種 “病諸” 不是能力不足，而是聖人對 “博施濟眾” 的極致追求 —— 正如《中庸》所言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越是接近聖境，越能察覺自身不足。
仁與聖的區別，體現在三個維度︰其一，主體不同。聖是少數統治者的功業，如堯舜禹湯；仁是所有人的德性，“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論語?里仁》），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都能踐行仁道，如《論語?憲問》中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其二，路徑不同。聖需借助權力資源，如 “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通過制定歷法指導農業生產；仁可通過個人行動，如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通過家庭倫理踐行仁道。其三，目標不同。聖追求天下太平，如 “堯以天下與舜”，實現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仁追求人際和諧，如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建立穩定的人際關系。
這種分野，打破了 “仁是遙不可及的聖境” 的誤解。子路問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答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強調仁的踐行完全取決于自身。正如《周易?系辭》“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仁是 “盡性” 的功夫，聖是 “至命” 的境界，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升華。
當代社會常將 “聖人” 標簽貼在道德模範身上，如稱特蕾莎修女為 “聖人”，卻忽視了她 “從身邊小事做起” 的仁行 —— 她在加爾各答貧民窟為垂死病人擦洗身體，為饑餓者提供食物，這些 “能近取譬” 的行動，正是 “仁” 的體現。孔子的智慧在于︰不否定聖境的崇高，更強調仁行的可行，讓普通人在 “能近取譬” 中找到道德方向。
三、己欲立而立人︰仁道的核心要義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孔子對仁的經典詮釋，蘊含著深刻的辯證關系。“立” 指安身立命，如 “三十而立” 的事業根基，《論語?為政》中孔子自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即建立起穩固的道德與事業基礎；“達” 指通達順遂，如 “邦有道，不廢” 的境遇順遂，《論語?顏淵》“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己欲立” 與 “立人”、“己欲達” 與 “達人”，不是單向的施與，而是雙向的成全 —— 正如《禮記?禮運》“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個體的 “立” 與 “達”，只有在群體的 “立” 與 “達” 中才能實現。
春秋時期的晏子，踐行 “立人達人” 的典範。他身為齊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記?管晏列傳》記載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閑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卻 “散千金之財，分衣食之具” 救助宗族；見越石父賢而在縲紲，“解左驂贖之，載歸”，待之以禮。越石父事後要求絕交，說 “吾聞君子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道歉後 “延入為上客”，這種相互尊重，正是 “立人” 的真諦 —— 不僅給予物質幫助，更承認對方的人格尊嚴。
孔子本人的經歷，是 “己欲達而達人” 的生動注腳。他周游列國時，“所至必聞其政”，並非為個人富貴，而是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希望恢復周禮的和諧秩序；見南宮適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贊嘆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認可其在不同境遇下的通達；教導弟子 “學而優則仕”，是希望他們 “達則兼濟天下”。這種 “達” 不是個人顯達，而是 “博施于民” 的能力提升 —— 正如《孔子家語?致思》記載，孔子使子貢 “之齊，糴于吳”，子貢利用齊魯吳三國的物價差異，通過 “賤買貴賣” 的商貿活動，既賺取利潤緩解魯國饑荒，又不損害任何一方利益，既實現個人才能達），又救助百姓達人）。
“立人達人” 的核心是 “同理心”—— 將他人視為與自己同等的主體。《論語?顏淵》記載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這種 “愛” 不是憐憫，而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推己及人。當代心理學中的 “共情能力”，與這種思想高度契合 —— 如神經科學發現，人類大腦的鏡像神經元會在觀察他人痛苦時產生類似反應，當我們看到他人受傷，自己的大腦運動皮層也會出現激活，這正是 “己欲立而立人” 的生物學基礎。
四、能近取譬︰仁道的實踐方法
“能近取譬” 是 “立人達人” 的具體路徑，意為 “從身邊小事做起，以自身為喻”。“近” 指空間上的切近，如家人、鄰里；“譬” 指方法上的類比，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種方法使仁從抽象概念轉化為具體行動，正如《中庸》所言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家庭是 “能近取譬” 的起點。孔子強調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孝” 是 “己欲立而立父母”，如 “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禮記?內則》詳細規定了侍奉父母的細節︰“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 瓚 渴 保 改概 晃眩 奶 改干攘瓜 砩習捕俑改感菹 縞舷蚋改蓋氚玻弧暗塴 是 “己欲達而達兄弟”，如 “兄弟怡怡”《論語?子路》），《詩經?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外御其務。每有良朋，鬹也無戎” 強調兄弟和睦的重要性。周文王 “孝友于兄弟”，《詩經?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因其能 “近取譬” 于家庭，故能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將仁道擴展至天下。
鄰里關系是 “能近取譬” 的延伸。《論語?雍也》記載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 緊接著孔子便以 “己欲立而立人” 回應，暗示博施濟眾需從鄰里互助開始。春秋時期的 “里仁為美”《論語?里仁》），正是強調居住環境中的仁行 —— 如 “朋友死，無所歸，曰︰‘于我殯’”《論語?鄉黨》），孔子為去世的朋友料理後事，親自安排棺槨、祭奠儀式，《禮記?檀弓》記載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即使對方行為不當，仍保持對逝者的尊重，便是鄰里仁行的範例。
職業場域是 “能近取譬” 的拓展。《論語?子路》記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孔子並非輕視農圃，而是強調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在各自職業中踐行仁道︰農夫 “不違農時” 是對自然的仁，《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工匠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是對技藝的仁，《詩經?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贊美工匠的精益求精；士人 “敬其事而後其食” 是對職責的仁，《論語?衛靈公》“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這種 “在其位，謀其政” 的職業倫理，正是 “立人達人” 在工作中的體現。
孔子的 “能近取譬”，反對 “遠求而近棄” 的虛偽。《論語?陽貨》批評 “鄉願，德之賊也”，正是因為鄉願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對遠方的苦難慷慨陳詞，卻忽視身邊的責任。如《孟子?離婁下》記載的 “齊人有一妻一妾”，對外吹噓與富貴者交往，“必饜酒肉而後反”，實則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間，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顧而之他”，這種 “不能近取譬” 的偽善，與仁道背道而馳。
五、孔門弟子的仁行實踐
孔門弟子中，顏回以 “安貧立人” 踐行仁道。他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論語?雍也》記載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卻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論語?為政》），在貧困中仍幫助同學解惑，子夏問詩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顏回以 “繪事後素” 點撥，使子夏領悟 “禮後乎”；孔子周游列國被困陳蔡，“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顏回 “采薪” 歸來，見子路、子貢抱怨，便與孔子 “弦歌不輟”，《孔子家語?在厄》記載 “孔子弦歌于室，顏回擇菜于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樹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丑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改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穩定眾人情緒。顏回的 “立人”，不依賴物質，而通過精神鼓勵，正如《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 “能近取譬” 于自身處境的堅韌，使他成為 “仁” 的典範。
子貢以 “經商達人” 詮釋仁道。他 “廢著蠰財于曹、魯之間”《史記?貨殖列傳》），“廢著” 即 “賤買貴賣”，通過觀察市場波動獲利，經商致富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卻始終 “憶昔當年存二老，至今歌頌滿江湖”—— 資助孔子周游列國，《孔子家語?致思》記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蠰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諗，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解救被困的孔子和弟子。子貢的 “達人”，通過商業活動創造價值，既實現自身通達己達），又幫助他人脫困達人），展現了 “立人達人” 的多樣性。
子路以 “勇武立人” 踐行仁道。他 “性鄙，好勇力”，《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 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卻在孔子教導下領悟 “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在衛國為官時，“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孔子家語?子路初見》）。他治理蒲邑，“三月而孔子往觀之”，見 “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孔子家語?辯政》記載 “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見由之為政，而未見其細也。敢問何行而可？’孔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既 “平治百姓”立人），又 “保障一方安寧”達人），最終在 “蒯聵之亂” 中 “結纓而死”，《左傳?哀公十五年》記載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以生命踐行 “食其食者不避其難” 的仁道。
冉有以 “政事達人” 展現仁道。他為季氏宰時，“賦粟千鐘”《論語?先進》），卻反對季氏 “旅于泰山” 的僭越行為，《論語?八佾》記載 “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在齊魯 “夾谷之會” 中，協助孔子挫敗齊國的陰謀，“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左傳?定公十年》），“歸而增其賦”，將增加的賦稅用于改善民生，修建水利、開墾荒地。冉有的 “達人”，通過政治實踐推動制度變革，比單純的物質施惠更具長遠效果，體現了 “立人達人” 的制度性價值。
六、歷史長河中的仁道演進
戰國時期的孟子，將 “立人達人” 發展為 “仁政” 思想。他對齊宣王說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將家庭中的 “能近取譬” 擴展至國家治理；提出 “制民之產”，確保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滕文公上》“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闢邪侈，無不為已”，使 “立人” 有了物質基礎；主張 “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通過制度設計實現 “達人”。孟子的貢獻，在于將 “仁” 從個人德性升華為治國理念，認為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孟子?離婁上》）。
漢代的董仲舒，以 “天人感應” 詮釋 “立人達人”。他在《春秋繁露?仁義法》中說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強調 “愛人” 的主動性；提出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並之路”，《漢書?食貨志》記載 “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並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通過限制土地兼並踐行 “達人”。他還提出 “三綱五常”，以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規範人際關系，以 “仁、義、禮、智、信” 作為 “立人達人” 的道德準則，使 “仁” 與封建制度結合，成為社會秩序的基石。
唐代的白居易，以 “文章達人” 踐行仁道。他提出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創作《秦中吟》《新樂府》等諷喻詩，《秦中吟?輕肥》“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樽 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揭露權貴的奢靡與百姓的苦難；在杭州刺史任上，“築堤𥕜錢塘湖，鐘泄其水，溉田千頃”《新唐書?白居易傳》），這條堤後來被稱為 “白公堤”，既以文章喚醒世人達人），又以政績造福百姓立人），展現了 “立人達人” 的文化路徑。他在《策林》中提出 “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的社會問題，主張 “平均其地，均其食”，將 “立人達人” 的思想融入具體的社會改革方案。
宋代的範仲淹，以 “憂樂達人” 詮釋仁道。他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任參知政事時推行 “慶歷新政”，“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改革官員考核制度，抑制恩蔭特權，完善科舉取士，試圖通過改革實現 “立人”；在地方為官時，“興學校、修水利”，如 “泰州西溪鹽倉監時，築海堤數百里，後人稱為‘範公堤’”，保護沿海百姓免受潮災；知甦州時，“浚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宋史?範仲淹傳》記載 “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範仲淹的 “達人”，超越個人得失，以天下為己任，將 “立人達人” 提升至 “先憂後樂” 的精神境界。
明代的王陽明，以 “心學立人” 發展仁道。他提出 “致良知”，認為 “仁是心之本體”《傳習錄》），“心外無物”，“立人達人” 源于內心的良知；推行 “南贛鄉約”，規定 “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約長，次者為約副，又次者為約正、約史、知約、約贊”，每月朔望聚會，“彰善糾過”，通過民間自治實現 “立人達人”；平定寧王之亂後，“恤其民，罷不急之征”，《明史?王守仁傳》記載 “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為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溯江而上，抵南昌”，面對朝廷的猜忌，仍堅持 “撫其民人，綏其地方”，使 “江右民始復業”。王陽明的貢獻，在于將 “仁” 內化為 “心即理” 的自覺，使 “能近取譬” 成為每個人的內在需求，“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傳習錄》）。
七、仁道的當代形態︰從個人到社會
在慈善公益領域，“立人達人” 表現為 “賦能式救助”。傳統慈善多為 “輸血式” 捐贈，如發放救濟糧款，《禮記?王制》“年不順成，君膳不祭肺，馬不食谷，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的延續；現代公益則強調 “造血式” 賦能，如 “免費午餐” 項目不僅提供 eas，更培訓當地廚師，改善學校廚房設施立人），該項目自 2011 年啟動至 2023 年，累計為超過 7000 所學校的 300 萬學生提供午餐，同時培訓廚師 5000 余人，升級廚房設備 2 萬套；“鄉村教師支持計劃” 通過培訓提升教學能力己達），使更多鄉村孩子獲得優質教育達人），2023 年該計劃覆蓋全國 22 個省份，培訓教師 10 萬人次，受益學生超過 500 萬。這種轉變，正是對 “己欲立而立人” 的當代詮釋 —— 幫助他人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而非單純滿足一時之需。
在企業責任領域，“立人達人” 體現為 “共享價值” 理念。傳統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獨達），如 19 世紀的工廠主壓榨工人；現代企業則注重 “員工成長、環境友好、社區發展”，如華為 “以奮斗者為本”，為員工提供培訓和發展機會立人），“華為大學” 每年培訓員工超過 10 萬人次，覆蓋技術、管理等多個領域，同時 “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達人），其 5g 技術幫助全球 170 多個國家提升通信水平；福耀玻璃 “為中國人做一片屬于自己的玻璃”，既實現企業願景己立），又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立人），在全球建立 43 個生產基地，創造就業崗位超過 3 萬個，帶動玻璃原材料、加工設備等相關產業產值增長超過 100 億元。這種 “企業即仁體” 的實踐，證明 “立人達人” 可成為商業模式的核心。
在教育領域，“立人達人” 表現為 “全人教育”。傳統教育側重知識傳授獨達），如科舉制下的死記硬背；現代教育強調 “立德樹人”，如清華大學 “價值塑造、能力培養、知識傳授” 三位一體理念，鼓勵學生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擔大任”己立），同時通過 “社會實踐” 服務社會立人），2023 年清華學生參與的鄉村振興實踐項目達 500 余個，覆蓋全國 30 個省份；鄉村振興研究院培養 “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 的人才己達），助力鄉村發展達人），該研究院自 2017 年成立以來，培養碩士、博士超過 1000 人，其中 80 以上在基層從事農業技術推廣、鄉村治理等工作。這種教育觀，將 “能近取譬” 于個人成長與社會需求的關系，踐行了 “立人達人” 的真諦。
在國際關系中，“立人達人” 升華為 “人類命運共同體”。傳統國際關系強調零和博弈獨達），如殖民時期的掠奪；中國倡導 “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觀，如 “一帶一路” 倡議，既推動中國企業 “走出去”己達），又幫助沿線國家建設基礎設施達人），截至 2023 年，“一帶一路” 項目累計創造 42 萬個工作崗位，拉動近萬億美元經濟增長，建設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超過 3000 公里；“新冠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既保障中國人民健康己立），又援助其他國家立人），中國向 12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超過 22 億劑疫苗，其中 6 億劑為無償援助。這種 “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的智慧，正是 “立人達人” 在國際舞台的體現。
八、仁道的永恆價值︰從聖境到日常
孔子與子貢的對話，穿越兩千五百年的時空，仍在叩問著每個時代的人們︰仁是否必須驚天動地？答案是否定的。“博施濟眾” 的聖境固然崇高，但 “己欲立而立人” 的日常仁行更為根本。正如《周易?系辭》所言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道不在遠方的聖壇，而在身邊的瑣事 —— 為父母端一杯水立親），幫同事解一個難題立人），給陌生人一個微笑達人），這些 “能近取譬” 的行動，共同構成了仁道的洪流。
歷史上的聖人明君，如堯舜禹湯，其偉大不在于完美無缺，而在于始終朝著 “博施濟眾” 的方向努力；現實中的普通人，如志願者、教師、醫生，其可敬不在于功績顯赫，而在于踐行 “立人達人” 的日常堅持。這種 “聖” 與 “仁” 的辯證，提醒我們︰不否定崇高，更重視基礎；不忽視理想，更強調行動。
在物質豐裕的當代，“博施濟眾” 的物質條件已初步具備，但 “立人達人” 的精神內核仍需堅守。警惕 “慈善作秀” 的虛偽如擺拍捐贈照片），某明星在捐贈現場安排十余名攝影師拍攝，卻僅捐贈價值 10 萬元的物資；反對 “道德綁架” 的偏執如逼捐），2021 年河南暴雨期間，部分網民逼迫企業捐款，甚至攻擊捐款較少的公司；倡導 “真誠利他” 的樸素如匿名幫助），杭州 “順其自然” 連續 25 年匿名捐款，累計超過 1500 萬元，卻從未露面。正如孔子所言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仁的價值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是否真正 “欲立人”“欲達人”。
“立人達人” 的終極意義，在于構建 “各盡其能，各得其所” 的和諧社會。當每個人都能 “立”安身立命），都能 “達”實現價值），“博施濟眾” 的聖境便會自然呈現 —— 它不是少數人的功績，而是全體成員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或許就是孔子的深意︰仁道的終點是聖境，而起點永遠在腳下；實現的路徑不是遙不可及的幻想，而是 “能近取譬” 的當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