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2 章虎相商權（至元四十八年臘月初一蕭虎召耶律楚材議忽必烈授權）
至元四十八年臘月初一的黃昏，蕭府書房的炭火燃得正旺，映得案上的 “漠南軍務卷宗” 泛著暖光。蕭虎身著素色錦袍，手指在卷宗中 “忽必烈暫代提調期間行事記錄” 一頁反復摩挲 —— 紙上記著兩樁事一是忽必烈在漠南擅自調整屯田區劃，未報樞密院便征調流民開渠；二是他處置察合台系部落糾紛時，誤信部落首領的一面之詞，險些引發沖突。
“有野心，卻缺歷練，” 蕭虎輕聲自語，將卷宗合上，目光落在牆上的 “元代宗室授權舊例” 掛圖上 —— 圖中用紅筆圈出 “蒙哥掌邊兵時，需樞密院副署調兵符” 的條款，這是當年耶律楚材參與擬定的制度。他起身走到窗邊，望著庭院中飄落的碎雪，心中已有決斷此事需召耶律楚材來議，才能定出既保防務、又防失控的授權尺度。
片刻後，白虎堂暗衛李三捧著一封密函，快步走出蕭府 —— 函中未寫抬頭，只在封口蓋著蕭虎的 “虎形私印”，這是兩人密議的暗號。暗衛的馬蹄踏過積雪，直奔耶律楚材的府邸，此時的耶律楚材，正坐在燈下整理 “漠南部落輿圖”，輿圖上標注著各部落的親疏關系，是他為應對漠南事務提前準備的功課。
當暗衛將密函遞到耶律楚材手中時，他指尖觸到封口的私印，便知是蕭虎的急召。展開函紙，一行遒勁的字跡映入眼簾“忽必烈將掌漠南兵，其志可嘉，其歷尚淺，需議授權之度，盼今夜過府一敘。” 耶律楚材將函紙湊近燭火點燃，灰燼落入銅盆，隨即起身整理輿圖與舊例卷宗，低聲對侍從道“備車，去蕭府。”
蕭虎對忽必烈授權尺度的考量，並非突發奇想，而是源于 “漠南防務需求” 與 “朝廷權力制衡” 的雙重壓力 —— 既需借忽必烈的能力穩固漠南，又需防其因野心與歷練不足釀成隱患，每一份顧慮都緊扣元代宗室掌兵的歷史教訓與當前局勢。
首先是 “脫歡事件的前車之鑒”。去年脫歡以宗室身份偽裝行刺，雖被肅清，卻讓蕭虎深知 “宗室掌兵若失控，危害遠甚異姓重臣”。脫歡正是因早年在草原部落中積累了威望，又未受足夠制衡，才敢勾結余黨謀逆。如今忽必烈在漠南已獲流民與歸附部落的支持，若授權過松，恐重蹈脫歡覆轍；若授權過緊，又無法發揮其治理漠南的優勢，這讓蕭虎陷入兩難 ——“脫歡之禍不遠，忽必烈雖非脫歡，卻也需防微杜漸，” 他曾對劉七道，“授權不是給權，是定規矩，規矩立不住，防務再強也沒用。”
其次是 “忽必烈的野心顯露”。蕭虎通過白虎堂暗衛的密報，察覺忽必烈在暫代軍務期間，已有兩處越權之舉一是在漠南邢州調整屯田區劃時，未按流程報樞密院審批，便私自征調三千流民開挖灌溉渠，雖提升了糧產，卻違背了 “地方軍政需中樞核準” 的元代舊例；二是在與懷孟的漢人地主商議糧草收購時，承諾 “若掌兵後可減免部分商稅”，這超出了軍務提調的權限，涉及地方財稅，顯露出他對行政權力的渴求。這些舉動讓蕭虎意識到“忽必烈不僅想要兵權，還想掌漠南的治理權，若不劃定邊界，恐日後尾大不掉。”
再者是 “忽必烈的歷練短板”。蕭虎雖認可忽必烈在漠南的治績，卻也發現他在 “草原部落事務” 與 “復雜軍務決策” 上的不足上月漠南京兆附近的兩個歸附部落因牧地糾紛械斗，忽必烈未先派細作核實部落矛盾的根源（實則是窩闊台系暗中挑撥），便直接派民兵鎮壓，導致其中一個部落倒向察合台舊部；在制定春季防務預案時，他雖考慮了驛路防護，卻忽略了漠南與漠北的驛路餃接，險些造成情報傳遞延誤。這些失誤讓蕭虎清楚“忽必烈懂治理，卻不懂草原的復雜水太深，也不懂軍務需通盤考量，若授權太實，遇大事恐難應對。”
最後是 “朝廷的制衡需求”。元代自開國以來，便恪守 “宗室掌邊、重臣掌樞” 的權力平衡，脫歡事件後，皇帝對宗室與重臣的權力劃分更謹慎，曾對蕭虎道“漠南兵權，既要用宗室，也要防宗室，你需多費心。” 若蕭虎對忽必烈授權過松，會被朝臣指責 “縱容宗室”；若授權過緊，又會被質疑 “獨攬兵權”。因此，他需找到一個 “既讓忽必烈能做事，又讓朝廷放心” 的尺度，而耶律楚材作為熟悉制度與歷史的重臣，正是商議此事的最佳人選。
蕭虎對忽必烈的考量，並非基于空泛的判斷，而是源于對其暫代軍務期間具體行事細節的觀察 —— 這些細節涵蓋軍事、行政、部落交往三個維度，既體現忽必烈的能力與野心，也暴露其歷練不足，成為後續商議授權尺度的重要依據。
軍事層面，忽必烈的 “主動作為與越界傾向” 並存。暫代提調後，他很快發現漠南民兵與禁軍的訓練脫節 —— 民兵擅長騎射卻不懂陣法，禁軍懂陣法卻不熟悉草原地形。于是他主動提出 “混編訓練”，讓禁軍教官教民兵陣法，讓民兵教禁軍草原騎術，半月後便見成效，在一次模擬防御演練中，混編隊伍的防御效率提升了三成。這一舉措讓蕭虎認可其軍事能力。但隨後，忽必烈為加快訓練進度，私自將樞密院撥付的 “冬訓糧草” 提前支取兩成，用于購置訓練用的弓箭，雖未造成短缺，卻違背了 “糧草使用需按月報備” 的規定。蕭虎在查看糧草賬冊時發現此事，心中記下“此人有魄力，卻也有不循規矩的傾向，需在糧草權上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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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層面，忽必烈的 “治理才能與權力渴求” 交織。他在漠南推行的 “屯田與流民結合” 政策成效顯著 —— 將流民按 “五戶一組” 編入屯田，每戶分配耕地與農具，收獲後抽取三成作為軍糧，既解決了流民安置問題，又充實了軍糧儲備，戶部尚書曾在奏報中稱贊此舉 “一舉兩得”。但在執行過程中，他卻越權調整了邢州的 “屯田稅則”—— 原本朝廷規定屯田稅為三成，他為鼓勵流民開墾荒地，私自將新墾荒地的稅則降至兩成，雖獲得流民擁護，卻未報戶部審批，屬于 “擅自更改財稅政策”。蕭虎從邢州地方官的密報中得知此事，意識到“忽必烈重視民心，卻也想通過行政手段積累威望，若不劃定行政權限，恐日後與地方官府沖突。”
部落交往層面，忽必烈的 “積極聯絡與經驗欠缺” 凸顯。為穩定漠南部落，他主動拜訪了十個歸附部落的首領，贈送茶葉、布匹等物資，還與其中三個部落達成 “牧地借用協議”—— 部落將部分閑置牧地借給民兵訓練，朝廷則為部落種子與農耕技術。這一舉措拉近了與歸附部落的關系，減少了部落襲擾。但在處理 “察合台系附屬部落的試探” 時，他卻經驗不足上月一個察合台系附屬部落派使者來 “商議貿易”，實則打探漠南兵力部署，忽必烈未察覺異常，竟讓使者參觀了民兵的訓練營地，泄露了民兵的數量與裝備情況。幸好白虎堂細作及時察覺，蕭虎才派人阻止了進一步的泄露。此事讓蕭虎擔憂“忽必烈對草原部落的險惡認識不足，若授權他直接處理部落事務，恐泄露軍情。”
這些細節，蕭虎都一一記錄在 “忽必烈行事冊” 中，冊頁上用紅筆標注 “可放權”“需限制”“需輔助” 三類符號混編訓練、屯田聯絡屬 “可放權”；糧草支取、財稅調整屬 “需限制”；部落事務屬 “需輔助”。這本冊子，也成為他與耶律楚材商議時的核心參考。
蕭虎選擇召耶律楚材商議，而非其他重臣，源于耶律楚材在元代中樞的特殊角色 —— 他既熟悉制度設計與權力平衡，又了解宗室、重臣與草原部落的復雜關系，還曾參與過多項關鍵決策，是唯一能從 “歷史經驗、制度框架、現實需求” 三維度為蕭虎建議的人選。
首先是耶律楚材的 “制度設計能力”。耶律楚材早年曾輔佐成吉思汗與窩闊台，參與制定了元代的 “宗室授權舊例”—— 如 “宗室掌邊兵需受樞密院節制”“宗室不得干預地方行政” 等核心條款，這些舊例至今仍是朝廷處理宗室權力的依據。此前脫歡事件後，耶律楚材又牽頭修訂了 “宗室軍務報備制度”，細化了宗室調兵、訓練、糧草使用的流程。蕭虎深知，授權尺度本質是 “制度問題”，而非單純的軍事安排，需要耶律楚材從制度層面設計 “權限邊界”，確保授權有章可循，而非口頭約定。“若只憑我與忽必烈的默契，日後難免有爭議，” 蕭虎對劉七道，“楚材先生能將授權尺度化為制度條款，既合規，又能長久。”
其次是耶律楚材的 “權力平衡經驗”。耶律楚材在中樞多年，始終游走于宗室、重臣與漢臣之間，擅長在各方利益中尋找平衡點 —— 如之前蒙哥掌邊兵時，他曾設計 “樞密院符 + 重臣副署” 的調兵制度，既給了蒙哥足夠的兵權應對邊患，又防止其獨斷；在處理漢臣與蒙古貴族的矛盾時，他也總能提出兼顧雙方利益的方案。如今蕭虎面臨的 “宗室與重臣、軍務與行政、放權與制衡” 的矛盾，耶律楚材都曾應對過，有成熟的經驗可借鑒。蕭虎認為“楚材先生能看清各方訴求，既不讓忽必烈覺得被掣肘，也不讓朝廷覺得失控，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
再者是耶律楚材對 “漢法與草原傳統的熟悉”。忽必烈在漠南推行漢法，與部分蒙古貴族產生分歧，而耶律楚材是元代少數 “既懂漢法、又通草原傳統” 的重臣 —— 他既認可漢法在治理中的作用，也理解草原貴族對傳統的重視，曾多次協調漢臣與蒙古貴族的矛盾。蕭虎知道，授權尺度不僅涉及軍事與行政，還需考慮 “漢法與草原傳統的沖突”—— 若授權忽必烈過多推行漢法，恐激怒草原貴族；若限制過嚴，又會影響他的治理成效。耶律楚材能從這一維度提出建議，避免授權尺度引發新的矛盾。“忽必烈推漢法是好事，卻也需兼顧草原實際，” 蕭虎道，“楚材先生能幫我把握這個度。”
最後是兩人的 “信任基礎”。蕭虎與耶律楚材雖分屬軍事與文職系統，卻在多次關鍵事件中達成默契 —— 脫歡事件時，耶律楚材曾為白虎堂 “察合台系的歷史脈絡”，幫助暗衛快速鎖定余黨；白虎堂擴編時，他又從戶部協調糧草，支持草原細作營的部署。兩人均以 “朝廷安穩” 為首要目標，無個人利益糾葛，可坦誠議事。蕭虎深知，授權尺度涉及敏感的權力分配，需與絕對信任的人商議，才能避免消息泄露或建議偏頗。“此事若與其他重臣商議，難免有人因私怨或派系利益提建議，” 蕭虎道，“只有楚材先生，會純粹從朝廷角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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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虎為與耶律楚材的密議做了周密籌備 —— 從環境布置、資料整理到人員安排，每一個細節都圍繞 “保密、高效、嚴謹” 展開，既營造適合深度商議的氛圍，也確保商議過程不受干擾，符合古裝正劇重細節、顯質感的風格。
首先是 “書房環境的布置”。蕭府書房本就位于府邸深處，為確保密議不被偷听，蕭虎特意讓白虎堂暗衛在書房周圍 “五步一崗”，嚴禁任何侍從靠近，暗衛們均身著軟甲，腳踩軟底靴，行動時悄無聲息，既防外人闖入，也避免自身動靜干擾議事。書房內，炭火盆被移至靠近書桌的位置，既能取暖，又能讓燭火更穩定（冬月風大，燭火易搖曳，影響看卷宗）；書桌上鋪著厚厚的羊毛氈，減少翻動卷宗時的聲響；牆上的草原輿圖被重新標注，用不同顏色的筆標出漠南的駐軍點、部落分布與驛路，便于兩人直觀討論。
其次是 “資料的整理與擺放”。蕭虎將與商議相關的資料按 “歷史舊例、現實情況、待議問題” 三類整理，整齊擺放在書桌上歷史舊例類包括 “元代宗室授權舊冊”“蒙哥掌邊兵制度卷宗”，用藍色封皮標識；現實情況類包括 “忽必烈行事冊”“漠南軍務賬冊”“部落關系圖”，用紅色封皮標識；待議問題類是蕭虎手寫的 “授權尺度三問”——“軍事權如何分？行政權如何劃？部落權如何定？”，用白色紙箋書寫，放在書桌中央。每類資料旁都放著一支 “狼毫筆” 與一卷 “空白紙”，便于兩人隨時記錄想法或修改條款，紙張是特制的 “防泄密紙”，若遇意外可快速燃燒，不留痕跡。
再者是 “人員的安排”。蕭虎僅留一名 “貼身侍從” 在書房外的耳房待命，侍從需負責兩項事務一是 “續炭火”，每半個時辰進去一次，動作需輕，不與兩人對視，續完後立刻退出；二是 “備夜宵”，準備了溫熱的奶茶與草原奶餅（耶律楚材熟悉且喜愛的食物），放在耳房，若兩人商議過久，可隨時取用，避免因饑餓影響思路。此外，蕭虎還特意交代白虎堂統領劉七“今夜若無緊急軍情，不得打擾，若有緊急情況，需先核實情報，再用‘密信筒’從書房窗縫遞入，不得敲門。” 確保密議過程不被打斷。
最後是 “密函的確認與銷毀”。蕭虎派去召耶律楚材的密函，用的是 “雙層封皮”，內層寫著議事內容，外層僅寫 “蕭府急召”，耶律楚材接到後需銷毀內層函紙，僅持外層封皮赴府，避免函中內容被他人看到。耶律楚材赴府時，也僅帶了 “部落輿圖” 與 “舊例摘要”，未帶其他隨從，且全程由白虎堂暗衛護送，路線避開了可能有宗室或朝臣眼線的區域（如中都鬧市、樞密院前街），確保議事目的不提前泄露。
當耶律楚材踏入蕭府書房時，看到的便是這樣一幅場景炭火明滅，燭光照亮滿桌卷宗，蕭虎身著便服，站在書桌旁等候，牆上的輿圖清晰標注著漠南的每一處關鍵地點，空氣中彌漫著奶茶的清香與紙張的墨香，嚴肅中透著幾分暖意，正適合一場關乎朝廷安穩的深度密議。
蕭虎與耶律楚材的議事，並未直接切入 “忽必烈授權” 的核心，而是從 “元代宗室授權的歷史舊例” 展開 —— 兩人先回顧過往宗室掌兵的經驗與教訓，為後續討論奠定 “以史為鑒” 的基礎，既符合古裝正劇重歷史邏輯的風格，也讓議事過程更具說服力，避免空談。
耶律楚材剛落座，蕭虎便將 “元代宗室授權舊冊” 推到他面前，冊頁翻至 “蒙哥掌邊兵” 一章“先生請看，當年蒙哥掌漠北兵時，您設計的‘調兵需樞密院符 + 重臣副署’制度，既讓他平定了乃蠻部叛亂，又未生異心，這舊例如今是否仍可用？” 耶律楚材接過舊冊，指尖撫過冊頁上的字跡 —— 這是他當年親手所書，墨跡雖已有些褪色，卻仍清晰。他沉吟片刻，道“蒙哥與忽必烈不同，蒙哥久在草原，熟悉部落事務，卻不擅治理；忽必烈擅治理，卻不熟草原險惡，舊例可借鑒，卻需調整。”
接著，耶律楚材翻開 “脫歡舊案卷宗”，這是蕭虎特意準備的反面案例“脫歡當年便是因‘調兵無需副署’‘可自主聯絡部落’，才得以暗中集結余黨，若當年能在這兩項上設限，或許便無去年之禍。” 蕭虎點頭“正是如此，忽必烈雖無脫歡之反心，卻有脫歡之野心，若不設限，恐日後權力膨脹，難以約束。”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梳理出宗室授權的 “三大關鍵風險點”一是調兵權獨掌，易生軍事異動；二是行政權干預，易與地方沖突；三是部落權失控，易泄露軍情。
隨後，蕭虎提出 “當前與過往的不同之處”“當年蒙哥掌兵時，漠北部落多歸附，無復雜的漢法推行；如今忽必烈在漠南推漢法，涉及流民、屯田、財稅，這些都是當年沒有的。若僅按舊例授權，恐無法應對新問題。” 耶律楚材對此深表認同，他取出自己帶來的 “漠南漢法推行卷宗”，上面記錄著忽必烈在邢州、懷孟推行漢法的具體措施“忽必烈推漢法是好事，能充實軍糧、安定流民，但若讓他同時掌軍務與行政，便成了‘漠南王’，朝廷難以節制。” 兩人一致認為，此次授權需新增 “軍務與行政分離” 的條款，這是過往舊例中沒有的，需重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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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的最後，兩人將歷史舊例與當前情況結合，初步確定了議事的 “三個方向”軍事授權以 “舊例為基礎，加副署條款”；行政授權以 “新定分離原則，劃清邊界”；部落授權以 “輔助為主，減少直接對接”。蕭虎將這三個方向寫在空白紙箋上，放在書桌中央“這便是咱們今日議事的骨架，接下來只需填充血肉，定出具體條款。” 耶律楚材端起奶茶，輕輕抿了一口“如此甚好，既不違舊制，又能應新局，可開始細議了。”
此時，書房外的雪下得更密了，燭火在炭火的映襯下愈發穩定，滿桌的卷宗與輿圖，見證著這場將影響漠南乃至朝廷權力格局的關鍵議事。
軍事授權是兩人商議的核心，畢竟忽必烈求掌的是 “漠南兵權”，兩人從 “調兵權、訓練權、糧草權” 三個核心維度細致拆解，每一項權限都明確 “可放權內容、需限制措施、監督方式”，確保既不影響忽必烈應對防務，又能防止其軍事專權。
首先是 “調兵權” 的拆解。兩人一致認為，調兵權是軍事授權的核心，必須嚴格限制，卻也需給忽必烈足夠的靈活性應對突發情況。最終議定“忽必烈可自主調動漠南駐軍三千人以下，用于應對草原盜匪、部落襲擾等小規模突發事件；調動三千人以上，或涉及跨區域（如從邢州調兵至京兆），需持‘樞密院調兵符’+‘蕭虎副署令’，兩者缺一不可。” 為確保執行，還規定 “調兵符分為兩半，一半由樞密院保管，一半由忽必烈保管，調兵時需兩半合驗，副署令需蕭虎親筆書寫，蓋私印為證”。耶律楚材補充道“還需在漠南各駐軍點設‘監兵官’，由樞密院直接任命，調兵時需監兵官在場核驗符令，否則駐軍不得听命。” 這一設計，既給了忽必烈應對小規模戰事的權力，又防止其大規模調兵生事。
其次是 “訓練權” 的拆解。考慮到忽必烈在混編訓練上的成效，兩人決定 “適度放權”“忽必烈可自主制定漠南駐軍的訓練計劃，包括混編訓練、騎射演練、陣法練習等，無需報樞密院審批；可自主選拔民兵中的優秀者編入禁軍，補充兵力缺口。” 但也設置了限制“訓練計劃需每月向樞密院報備一次，便于中樞掌握訓練進度；禁軍教官的任命權歸樞密院，忽必烈可推薦人選，但最終需樞密院核準。” 蕭虎解釋道“訓練權放權，是為讓他快速整合漠南兵力；保留教官任命權，是為確保禁軍的忠誠度，避免他用自己的人替換禁軍教官。”
再者是 “糧草權” 的拆解。結合忽必烈此前私自支取糧草的經歷，兩人對糧草權的限制最為嚴格“漠南駐軍的糧草由戶部直接撥付至各駐軍點的‘糧草庫’，糧草庫由戶部任命的‘糧官’管理，忽必烈僅可根據訓練與防務需求，向糧官申請‘月度糧草配額’，糧官需核對申請與實際需求，無誤後才可發放。” 為防止忽必烈與糧官勾結，還規定 “糧官每季度需向戶部與樞密院同時上報糧草收支賬冊，賬冊需附忽必烈的申請記錄，若發現賬實不符，糧官與忽必烈需共同擔責”。耶律楚材道“糧草是軍隊的命脈，絕不能讓任何一方獨掌，這樣的設計，可讓戶部、樞密院與忽必烈三方相互監督。”
每一項拆解後，蕭虎都會將條款寫在 “軍事授權冊” 上，耶律楚材則會核對是否符合元代軍制舊例，若有沖突，便共同修改。如最初商議 “調兵三千人以下自主” 時，耶律楚材提出 “元代舊例中宗室自主調兵上限為兩千人”，兩人便重新商議，最終確定 “三千人”—— 既照顧忽必烈應對漠南復雜防務的需求，又比舊例多一千人，顯露出朝廷的信任，同時也在備注中說明 “此為漠南特殊情況，不為例”，確保不破壞舊制。
軍事授權外，兩人還重點商議了 “行政授權” 的邊界 —— 忽必烈在漠南的治績與越權，讓他們意識到需明確 “軍務相關行政” 與 “純粹地方行政” 的區別，避免忽必烈借軍務之名干預地方治理，也確保地方官府能配合其防務工作，符合元代 “軍政分離” 的行政原則。
首先是 “軍務相關行政的放權”。兩人確定，忽必烈可自主處理 “與軍務直接相關的行政事務”，具體包括流民編入民兵的登記與訓練（流民是漠南兵力的重要來源，且編入民兵後需軍事管理，屬軍務範疇）；屯田區的耕地分配與軍糧征收（屯田是為供應軍糧，屬軍務配套行政）；驛路的防務與維護（驛路是軍情傳遞的關鍵，屬軍務保障）。為確保放權落地，還規定 “地方官府需配合忽必烈處理這些事務，如流民登記需地方官府戶籍資料，屯田需地方官府協助丈量土地，不得推諉”。蕭虎舉例道“忽必烈之前在邢州調流民屯田，若按此授權，他需先向邢州地方官要流民戶籍，再申請屯田，地方官需配合，這樣既不越權，又能高效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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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 “純粹地方行政的限制”。兩人明確，忽必烈 “不得干預純粹的地方行政事務”，具體包括地方財稅政策（如商稅、地稅的稅率調整，需報戶部審批）；地方官員的任免（需由中書省或地方官府任命，忽必烈可推薦，不可直接任命）；地方民事糾紛（如百姓的田宅糾紛、部落的非軍務糾紛，需由地方官府或部落首領處理）。為防止忽必烈越界，還規定 “地方官府若發現忽必烈干預純粹行政事務，可直接向中書省與樞密院奏報，無需經忽必烈同意”。耶律楚材道“軍政分離是元代行政的核心原則，若宗室可干預地方行政，地方官府便會失去權威，最終導致治理混亂。”
再者是 “行政協調機制的建立”。為避免忽必烈與地方官府因權限不清產生沖突，兩人還設計了 “漠南軍政協調會議” 制度“每月初一，忽必烈需與漠南各地方官在邢州召開協調會議，會議由樞密院派‘協調官’主持，商議當月軍務與行政的配合事項，如軍糧征收與地方稅的餃接、流民安置與地方戶籍的對接等，會議記錄需報中書省與樞密院備案。” 這一機制，既為忽必烈與地方官府了溝通平台，也讓中樞能及時掌握漠南軍政動態，避免信息不對稱引發矛盾。
在劃定邊界時，兩人還特別考慮了 “漢法推行的權限”。忽必烈在漠南推行漢法，如農耕技術推廣、漢式戶籍制度，這些雖非直接軍務，卻能穩定漠南局勢，間接支持防務。兩人最終議定“忽必烈可在屯田區與民兵中推行漢法，如教流民農耕、用漢式戶籍登記民兵，但不得在純粹的蒙古部落聚居區強制推行，需尊重部落傳統；漢法推行的具體措施，需報中書省備案，若涉及制度變革（如新的戶籍制度），需中書省審批後才可實施。” 耶律楚材解釋道“這樣既支持忽必烈用漢法治理，又避免激化漢法與草原傳統的矛盾，符合漠南‘漢蒙雜居’的實際。”
這些邊界劃定，蕭虎都寫在 “行政授權冊” 上，冊頁末尾特別注明 “所有權限以本冊為準，若有新增事務，需報中樞審批，不得自行擴大權限”，確保忽必烈清楚自己的行政邊界。
考慮到忽必烈在部落事務上的歷練不足，兩人在 “部落事務授權” 上采取 “輔助為主、有限放權” 的策略 —— 既不讓忽必烈直接主導部落事務，避免因經驗不足出錯，又讓他參與其中，積累經驗，同時借助白虎堂細作營與歸附部落首領的力量，形成 “三重保障”，符合元代 “以部落制部落” 的治理傳統。
首先是 “歸附部落事務的有限放權”。兩人議定，忽必烈可 “自主與漠南歸附部落聯絡，商議軍務合作事宜”，具體包括借用部落牧地進行民兵訓練、雇佣部落勇士協助驛路防護、與部落交換物資（如用茶葉換部落的馬匹）。但放權的同時設置了 “雙重前提”一是 “聯絡前需向白虎堂細作營核實部落的忠誠度”，避免與暗中歸附察合台系的部落合作；二是 “合作協議需報樞密院備案”，協議中不得涉及 “土地割讓、稅賦減免” 等超出軍務範疇的內容。蕭虎道“歸附部落是漠南防務的助力，卻也可能是隱患，讓忽必烈聯絡，是為積累經驗；讓細作營核實、樞密院備案，是為防風險。”
其次是 “異動部落事務的嚴格限制”。對于察合台系、窩闊台系的附屬部落（屬異動部落），兩人明確 “忽必烈不得直接接觸，需由白虎堂細作營負責情報收集，中樞負責決策，忽必烈僅可按中樞指令，派軍隊配合行動”。具體流程為細作營發現異動部落的異常動向（如集結、囤糧），先報蕭虎與耶律楚材，兩人商議後提出應對方案，奏報皇帝批準，再由樞密院向忽必烈下達指令，忽必烈按指令派軍配合禁軍或細作營行動。耶律楚材舉例道“若察合台系部落襲擾驛路，細作營核實後，中樞決定反擊，忽必烈只需按指令派民兵截斷部落退路，無需他制定戰術，這樣既發揮他的兵力優勢，又避免他因經驗不足制定錯誤戰術。”
再者是 “部落事務的輔助機制”。為幫助忽必烈更好地處理歸附部落事務，兩人還設計了 “雙重輔助”一是 “部落顧問”，從漠南歸附的老部落首領中選拔三人，作為忽必烈的 “部落事務顧問”，顧問需熟悉草原部落的習俗與矛盾，為忽必烈建議，顧問的任命需經中樞批準，確保中立；二是 “細作輔助”，白虎堂在忽必烈的漠南辦公點派駐兩名 “部落事務細作”，專門協助他核實部落信息、翻譯部落語言（部分部落使用方言，忽必烈可能听不懂）、起草合作協議，避免因信息誤差或語言障礙出錯。
這些設計，既考慮了忽必烈的歷練需求，又為他設置了 “安全網”。蕭虎在 “部落授權冊” 上寫道“部落事務，以學為主，以做為輔，輔助不缺位，放權不越位。” 耶律楚材對此深表認同“忽必烈雖缺歷練，卻也需在實踐中學習，這樣的設計，既能讓他積累經驗，又能避免犯錯，是最合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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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在商議授權尺度時，也預判到忽必烈可能對 “限制條款” 不滿 —— 畢竟他求掌兵權，希望獲得更大的自主權，過于嚴格的限制可能影響他的積極性，甚至引發他與中樞的矛盾。因此，他們特意設計了 “漸進式授權” 與 “溝通機制” 兩類預案，既安撫忽必烈，又確保授權尺度不被突破。
首先是 “漸進式授權” 預案。兩人議定，授權尺度並非 “一成不變”，而是 “以半年為周期，根據忽必烈的表現調整”若半年內忽必烈嚴格遵守授權條款，未出現越權行為，且漠南防務成效顯著（如盜匪減少、部落歸附增多、軍糧充足），則可 “適度放寬部分限制”—— 如調兵自主上限從三千人增至四千人，糧草申請可改為 “每兩月報備一次”，部落事務可自主處理歸附部落的輕微糾紛。放寬的權限需由樞密院與中書省共同審批，以 “文書” 形式正式告知忽必烈，避免口頭承諾引發爭議。蕭虎道“漸進式授權，既給了忽必烈目標，也讓他看到朝廷的信任是逐步增加的，可減少他的不滿。”
其次是 “溝通機制” 預案。兩人設計了 “三級溝通渠道”，讓忽必烈有機會表達不滿與訴求一級溝通是 “月度協調會議”，忽必烈可在與地方官的協調會議上，向樞密院派來的協調官提出權限相關的疑問或建議；二級溝通是 “季度奏報”，忽必烈每季度可向皇帝與蕭虎提交 “漠南軍務奏疏”，奏疏中可專門闡述對授權尺度的看法；三級溝通是 “緊急面談”，若忽必烈遇到重大問題（如權限不足無法應對突發防務），可通過白虎堂暗衛申請與蕭虎或耶律楚材面談，面談需在中都或漠南的 “中立地點”（如樞密院漠南辦事處）進行，確保溝通公平。耶律楚材道“讓忽必烈有渠道表達訴求，他的不滿便有地方釋放，不易積累成矛盾。”
此外，兩人還考慮了 “輿論引導” 預案。若忽必烈公開表達不滿，可能影響漠南軍民的信心，因此他們決定 “提前向漠南軍民傳遞‘授權是為更好防務’的信號”—— 由樞密院發布 “漠南授權告示”，告示中說明授權尺度的設計目的是 “兼顧防務與安穩”，並非不信任忽必烈；同時讓歸附部落首領與地方官公開支持授權條款，如讓邢州地方官表態 “會配合忽必烈處理軍務相關行政，授權條款有利于雙方協作”。這些輿論引導，可減少忽必烈不滿的影響，避免軍民誤解。
最後，兩人還準備了 “安撫措施” 預案。若忽必烈因授權限制未能及時應對防務，導致小範圍失誤，朝廷將 “不追究其責任，而是協助其改進”—— 如派禁軍或細作營支援，幫助他彌補失誤；同時在後續的奏報中，仍肯定他的其他成效，避免因一次失誤否定他的整體工作。蕭虎道“忽必烈是拖雷系的核心，朝廷需安撫，而非打壓，這些預案，既是防不滿，也是保宗室與朝廷的關系。”
這些預案，都被寫入 “授權應對冊” 中，與軍事、行政、部落授權冊共同構成完整的 “漠南授權體系”，確保無論忽必烈是否不滿，都有應對之策，既不突破權力制衡的底線，又能維護他的積極性。
深夜，蕭府書房的燭火仍未熄滅，蕭虎與耶律楚材已完成 “漠南授權方案” 的定稿 —— 方案包括 “軍事授權冊”“行政授權冊”“部落授權冊”“應對預案冊” 四部分，共二十三條條款，每條都明確、具體，且符合元代制度與漠南實際。兩人隨後對 “後續奏報、方案傳達、監督執行” 做了細致安排，確保方案能順利落地。
首先是 “方案的定稿與簽章”。蕭虎將四冊授權方案整理成冊，封面用 “黃色綾緞” 包裹，標注 “漠南忽必烈授權方案”，冊頁末尾留出 “簽章處”，蕭虎與耶律楚材分別簽下自己的名字，蓋上私印 —— 蕭虎蓋的是 “白虎堂統領印”，耶律楚材蓋的是 “中書省參議印”，這兩個印章代表軍事與文職系統的認可，讓方案更具權威性。定稿後，蕭虎將方案分為 “正本” 與 “副本”正本用于奏報皇帝，副本由蕭虎與耶律楚材各存一份，便于後續監督執行。
其次是 “奏報皇帝的安排”。兩人議定，次日清晨由蕭虎親自將方案正本奏報皇帝，奏報時需 “先闡述漠南防務的重要性，再說明方案的設計思路，最後強調方案的制衡作用”，避免皇帝認為方案過于復雜或限制過多。耶律楚材還為蕭虎準備了 “奏報摘要”，摘要中提煉出方案的 “三大核心優勢”一是 “制度合規”，符合元代宗室授權舊例；二是 “權責清晰”，避免權力糾紛；三是 “靈活可調”，可根據表現調整。蕭虎道“皇帝最關心的是安穩與合規，有這摘要，奏報會更順利。”
再者是 “方案傳達給忽必烈的安排”。兩人決定，待皇帝批準後，由蕭虎與耶律楚材共同前往漠南，向忽必烈傳達方案 —— 傳達時需 “先肯定他的治績與能力，再逐條解釋方案條款，最後說明漸進式授權的機制”，避免忽必烈覺得方案是 “限制”，而是 “支持他更好地掌兵”。傳達地點選在漠南的 “軍務大營”，需有樞密院監軍、地方官與部落顧問在場，既體現方案的公開性，也讓各方知曉權限邊界，便于後續配合。
最後是 “監督執行的安排”。兩人確定，由 “樞密院 + 白虎堂 + 戶部” 三方共同監督方案執行樞密院派監軍駐漠南，監督軍事與部落授權的執行；白虎堂細作營負責收集忽必烈的行事信息，及時向蕭虎匯報；戶部通過糧官與財稅賬冊，監督行政與糧草授權的執行。三方需每季度向皇帝提交 “監督報告”，報告中需說明 “方案執行情況、忽必烈的表現、是否需要調整權限”，確保方案執行不偏離初衷。
當兩人完成所有安排時，窗外已泛起魚肚白，雪不知何時停了，晨光透過窗縫照進書房，落在滿桌的授權方案上。耶律楚材起身告辭，蕭虎送至書房門口，兩人相視一笑 —— 這場深夜密議，不僅定出了忽必烈的授權尺度，更平衡了宗室、重臣與朝廷的利益，為漠南的安穩奠定了基礎。“有此方案，漠南可安，” 蕭虎道，“先生之功，不可沒。” 耶律楚材搖頭“是大人與我同心，為朝廷計，方有此果。” 說罷，兩人拱手作別，各自投入到方案的後續推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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