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5 章大扎撒釋注（至元二十七年?和林國史院）
和林國史院的窗欞漏進晨光，照亮案上堆疊的《雙紋大扎撒》抄本。耶律鑄身著緋色公服，正核對編修團隊名單蒙古學士孛魯合掌蒙古文注釋，他的叔父曾參與《大扎撒》初編；漢人學者王惲負責漢文釋義，帶來家中珍藏的《至元律注》手稿；西域學者拉施特校訂波斯文譯本，確保術語與伊爾汗國法典對應。“需依忽里台決議釋義，” 耶律鑄用狼毫筆圈出重點，“‘虎臣’權限是核心，” 需兼顧草原舊制與中原禮法。
編修官的案幾按 “左蒙右漢” 陳設，蒙古文抄本用狼皮紙，漢文用桑皮紙，中間置西域帶來的琉璃鎮紙，鎮紙刻三語 “法典”。吏員送來新制的注釋格紙，每頁分 “原文”“釋義”“案例” 三欄，欄線用朱砂繪制，與國史院的《文書格式》完全一致。“寅時開編，” 耶律鑄敲響銅鐘，“每日需完成兩卷注釋，” 月末呈東宮審定 —— 這是防止拖延的 “限時制”。
耶律鑄在 “虎臣篇” 批注頁寫下初稿“掌軍務需憑虎符調兵，” 他引用至元二十六年符牌庫劫案的判例，“非緊急情況不得擅發一卒；稅賦征管需依《至元新格》，” 每月造冊送中書省核驗；“刑獄審判需三族評事官同堂，” 不得單方定罪。孛魯合補充蒙古文注釋“太祖時的‘監國’權限更重，” 但忽里台決議已縮減，“需注明‘凡大事需東宮點頭’，” 這是制衡之術。
王惲用朱筆在漢文釋義旁注“此與漢制‘三公輔政’相似，” 但元代 “虎臣” 無封地，“權責限于行政，” 不掌宗室事務。三人爭論最烈的是 “緊急軍務權”孛魯合主張 “草原事急可先斬後奏”，王惲堅持 “需八百里加急報東宮”，最終耶律鑄折中“畫‘虎符急報’專用符，” 憑符可先調兵，“三日內補奏文書，” 寫入釋義作為補充條款。
“每月報備” 條款的起草格外審慎，耶律鑄參考《東宮儀注》“初一送上月軍務賬，” 需附虎符使用記錄；“十五繳稅賦清冊，” 注明抽分、減免明細；“月末呈刑獄卷宗，” 重大案件需附審錄供詞。孛魯合將蒙古文 “報備” 譯為 “?aлгacah”（呈報），特意注明 “非請示，” 而是 “讓皇孫知政情”—— 這是照顧蒙古貴族情緒的措辭。
王惲設計報備文書格式封面用明黃綾，題 “虎臣月報”，內頁分蒙漢雙語，左側記蒙古千戶反饋，右側錄漢人路府官意見。“需防報備流于形式，” 他對耶律鑄道，建議設 “東宮查賬官”，由忽必烈親信擔任，“可隨機抽查月報與實物是否相符，” 比如軍務賬的兵數需與虎衛營名冊對照。這項建議被納入釋義，成為制衡 “虎臣” 權力的關鍵。
月報制度擬定時，恰逢忽必烈生辰，耶律鑄率編修官將釋義初稿送東宮。忽必烈身著小朝服，在紫檀書案前逐頁審閱，他的漢文書法已頗有長進，在 “軍務報備” 頁寫下 “可”，筆畫遒勁；蒙古文部分由孛魯合誦讀，他點頭示意 “準”，用狼毫在蒙文旁畫小狼首 —— 這是皇孫特有的批語符號。
“為何刑獄需三族同審？” 忽必烈指著相關條款，耶律鑄解釋“乃馬真後曾單方判漢人死罪，” 引發民怨，“三族同審可防偏私。” 忽必烈沉吟片刻，在頁邊添 “凡涉及黃金家族者，” 需宗正府額外核驗，“這是補充，” 他對耶律鑄道，“皇親也不能例外。” 編修官立即按此修改，朱批原件存入東宮密檔，副本附于釋義之後，成為法定依據。
國史院的審定會開了整整三日，蒙古千戶帖木兒（非叛黨）質疑 “稅賦報備” 太繁“草原牧民隨水草遷徙，” 每月造冊不現實。王惲拿出《牧場分制》反駁“可按季節報備，” 春夏季每兩月一次，“秋冬季集中造冊，” 已兼顧游牧特性。拉施特則用波斯文記錄爭議點，確保伊爾汗國的蒙古貴族能理解釋義 —— 這是為了絲路沿線的執法統一。
審定通過的釋義稿需 “三族畫押”孛魯合蓋蒙古文印，王惲押漢文方章，拉施特簽波斯文名。耶律鑄將稿樣送宗正府，府尹用驗印鏡檢查“無篡改痕跡，” 符牌庫的磁石試紙在稿紙邊緣顯淡青色 —— 原來紙張含微量漠北礦粉，“這是防偷換的‘紙驗法’，” 與符牌的防偽異曲同工。最終稿的騎縫處蓋 “國史院”“東宮”“宗正府” 三印，構成 “三堂會審” 的法定效力。
釋義的每章後附三個判例，均選自至元二十六年的真實案件符牌庫劫案說明 “偽造符牌罪”，忽里台投票案解釋 “議事規則”，乃馬真後偽印案印證 “監國權限”。孛魯合用蒙古文撰寫案例分析，強調 “太祖舊例與新制的延續性”；王惲的漢文分析側重 “法理邏輯”，引用《唐律疏議》作對比；拉施特則點評波斯類似判例，“讓西域人知元代法不偏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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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爭議的是 “塔塔兒部安撫案”阿勒壇歸降後獲免罪，孛魯合主張 “體現草原寬宥”，王惲卻堅持 “需注明‘首惡必懲’”，最終案例結論寫 “主謀帖木兒流放，余眾安撫”，兼顧兩種立場。每個案例都注明判決日期、主審官、卷宗編號，“可去宗正府調原檔核驗，” 耶律鑄在凡例中寫明，“釋義需以案為證，” 不可空談法理。
釋義的抄本采用 “三重防偽”紙張含漠北礦粉，遇虎符顯青暈；墨汁摻西域香料， years 後仍留香；裝訂線用染過硫磺的絲線，蟲蛀不侵。蒙古文抄本的每個 “虎” 字都有微小差異，由孛魯合親筆書寫，仿造者難辨；漢文版的句讀用朱砂點，點的大小隨章節遞增；波斯文譯本的字母尾鉤暗藏數字，對應章節數 —— 這是拉施特的獨門防偽。
國史院的抄書吏需經 “防偽培訓”，考核合格者發 “抄書牌”，牌面刻三語 “信”。抄本完成後，監抄官用驗墨燈照射，燈影下顯形隱藏的 “國史院” 水印。“當年乃馬真後偽造法典抄本，” 耶律鑄對抄書吏道，就是因缺這些防偽，“如今每本都有‘身份碼’，” 刻在書脊內側，與總目冊一一對應。
頒布儀式在和林太廟舉行，辰時的鐘聲傳遍十二坊。耶律鑄捧釋義正本登壇，書函為紫檀制，刻蒙漢雙語 “大扎撒釋義”，函鎖為磁石結構，需蕭虎的虎符與忽必烈的東宮令牌同開。忽必烈親自主持，用八思巴文與漢文宣讀頒令“自今日起，” 凡斷案、行政，“均以此釋義為準，” 違令者按 “曲解法典” 治罪。
三族代表依次接抄本蒙古千戶領狼皮紙本，漢人路府官接桑皮紙本，西域商隊首領取羊皮紙本。每個抄本的末頁都有忽必烈的朱批 “可”，與東宮存檔的原件比對無誤。太廟外的石碑立即刻上釋義摘要，“虎臣權限” 條用金粉填刻，與城門的《雙紋大扎撒》碑形成呼應 —— 象征法典從文本到實踐的完整閉環。
中書省設 “釋義督查司”，由蒙古、漢、波斯三族官員組成，每月抽查地方執行情況。督查官持 “督查符”，符面刻釋義條款，遇有爭議可當場核驗。一次山西路府官誤用舊例斷案，督查官出示釋義中 “三族同審” 條款，“按新釋義需重審，” 並將失誤記入《官員考績冊》—— 這是確保釋義落地的 “問責制”。
蕭虎的虎衛營也參與監督，主要核查軍務執行“凡未按報備流程調兵者，” 無論蒙古千戶還是漢人將軍，“均先奪符，” 再報東宮處置。耶律鑄每月匯總督查報告，呈忽必烈御覽，報告用三色標注綠為合規，黃為瑕疵，紅為違規，“紅頁需附整改方案，” 這成為皇孫了解政情的重要窗口。
《雙紋大扎撒釋義》頒布半年後，和林的案件改判率下降三成，地方報備文書規範度提升七成。蒙古千戶逐漸習慣 “每月報軍務”，漢人路府官按釋義調整稅賦流程，西域商隊也因執法統一，貿易糾紛減少。忽必烈在東宮講筵時，常以釋義中的案例提問，“為何報備能防專權？” 蕭虎答“就像馬需韁繩，” 權需制度約束，“釋義就是那韁繩。”
國史院將各版本釋義存入金匱，與《雙紋大扎撒》正本同庫保存。金匱的鑰匙分掌三族蒙古宗正府、漢人中書省、西域太史院，“非三方同啟不得借閱，” 這是防止釋義被篡改的終極保障。和林的暮色中，太廟的鐘聲與國史院的抄書聲交織，法典釋義不僅是條文解釋，更是權力秩序的基石，為忽必烈親政鋪就了制度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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