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議會關于政權變更的決議正式生效後的第三周，慶國皇帝朱秩�在郢都阿剌罕）的皇宮里召開了御前會議。參會的二十三位大臣中，有一半是世襲貴族，另一半則是近年提拔的工商業代表。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份《慶國憲法草案》。
“朕意已決。”朱秩�的聲音平穩，听不出情緒波動，“即日起，慶國實施君主立憲。議會分上下兩院，上院由宗室與貴族組成，下院按人口比例選舉產生。立法權歸議會，行政權由內閣總理執掌，朕保留否決權，但否決需經兩院聯合復議。”
殿內鴉雀無聲。大臣們手里的草案詳細列出了權力劃分︰皇帝的軍費審批權被限定在年度預算的15以內，貴族的世襲領地需繳納土地稅，紡織、制糖等行業的壟斷權將逐步開放。這些條款直指慶國維持了三十年的統治根基。
“陛下，”戶部尚書，同時也是朱秩�的表兄，出列反對，“祖宗基業豈能擅動？若議會掌權，資本家離心，國將不國。”
“離心？”朱秩�翻開另一份文件，上面是韓國政變後慶國境內的罷工記錄，“上周陳留的紡織廠停工三天，要求漲薪三成；前天吉利港的碼頭工人拒絕裝卸貨物，只因工頭克扣了兩成加班費。現在不是他們離不離心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保住他們不效仿韓國。”
他敲了敲草案中的“勞工保護條款”︰“下院必須有工人代表，工資標準由議會審定，這不是讓步，是止損。”最終，草案以十七票贊成、六票反對獲得通過。
同一時間，雍城的秦國皇宮里，朱志 正將《秦國憲法》的最終版交給內閣。這份文件比慶國的更激進︰取消貴族世襲爵位，所有官員由考試選拔。
皇帝的權力僅限于外交禮儀與軍隊統帥，且軍隊調動需議會授權；鐵礦、煤礦等資源由國家統一開發，收益按比例投入教育與基建。
“朕用三個月時間，看了十七個礦區的賬簿。”朱志 對內閣大臣說，“每個礦區的管事都在虛報產量，中飽私囊。去年出口的鐵礦砂，實際數量比賬面上少了三成。再不改，秦國的礦藏用不了十年就會被掏空，到時候不用別人來反，自己就垮了。”
秦國的改革阻力主要來自軍方。五位世襲將軍聯名上書，稱“議會不懂軍務，干預指揮必釀大禍”。朱志 的回應是直接公布了軍費審計結果︰過去五年，將軍們虛報的軍餉足夠裝備三個新式步兵團。隨後，他將這五位將軍調往預備役，由軍校畢業生接任。
地處爪哇的周國則走了另一條路徑。朱子�沒有立刻推出完整憲法，而是先成立“制度改革委員會”，成員包括商人、學者、工匠等非貴族代表。委員會用兩個月時間走訪了三十個城市，收集到兩萬多條意見，最終形成的《周國改革大綱》，核心是“權力分層”。
“港口稅由議會定，因為商人最清楚行情；水稻種植技術由農會管，官員插不上手；司法案件由陪審團裁決，朕和大臣都不能干涉。”朱子�在向貴族解釋時，用的是最實際的理由，“各司其職，誰也別越界，才能少出亂子。”
周國的獨特之處在于保留了“君主經濟顧問”一職，由皇帝直接任命，負責協調議會與工商界的關系。這一職位既給了皇帝影響經濟政策的空間，又避免了直接干預立法，被聯邦各國視為“務實的折中”。
地處暹羅的楚國改革啟動最晚，卻最徹底。朱季�捃遄@肌凍 芊 肥保 叫 冀饃 舜恿 甲榻 摹巴跏疑絛小保 涿 碌拇 搿 摯狻 種蒼叭 顆穆簦 每釹鈑糜誄Й構 虢 か緇岊Ｕ匣 稹 br />
“楚國的麻煩不在下面，在上面。”朱季�栝姿d岢閃 鞘繳縴擔 巴跏衣 狹說ダ敉宓拿騁祝 倘俗 壞角 橢荒莧б等Ы潰還僭笨抗叵瞪餃唬 蝗斯匭鬧嗡 托蘼貳Ｏ衷詘訝 懷鋈ュ 皇欠牌 腔灰恢址絞絞亍！ br />
四國的改革消息傳到玄中城時，聯邦議會正在討論新的貿易協定。明國代表朱祁鈞起初對此頗為警惕，認為“分權會削弱聯邦凝聚力”，但看到四國提交的經濟預測報告後，態度有所轉變。
“看來資本主義的改良，確實有點門道。”朱祁鈞在私下對幕僚說，“他們不是在學虞國，是在給自己的制度打補丁。”
朱昭熙對四國立憲的評價則更為客觀︰“慶國的勞工條款，秦國的資源國有，周國的權力分層，楚國的族群融合，都是針對自身病灶的藥方。這些改革沒有改變私有制的根基，但確實緩解了矛盾。”
四國的改革成效在半年後開始顯現。慶國的罷工次數下降了67，紡織廠的產量反而提高了12；秦國的鐵礦砂出口量如期增長，稅收增加使軍校招生規模擴大了一倍。
周國的港口吞吐量突破歷史紀錄，吸引了更多聯邦商船停靠；楚國的稻米產量因治水工程的推進，畝產提高了18。
這些變化讓聯邦內的小國松了口氣。原本擔心“韓國模式”蔓延的各個國家，紛紛派使節前往四國考察，其中六個國家隨後啟動了自己的改革，內容多集中在“擴大議會權限”“規範稅收”等方面。
聯邦議會在年底的總結報告中指出︰“慶、秦、周、楚四國的立憲，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具備自我調整的能力。通過權力制衡、利益分配改革、吸納新階層參與治理等手段，其生命力仍在延續。”
報告同時強調︰“這些改革並未消除階級差異，只是用更規範的方式進行利益分配。當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新的調整仍將不可避免。”
對于四國的君主而言，改革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四國立憲的浪潮，成為聯邦二十八年下半年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它既不同于韓國、代國的徹底變革，也不同于明國、寧國的漸進調整，而是在保留君主制外殼的前提下，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的系統性修補。
這種修補能否從根本上解決矛盾，當時的聯邦各國尚無定論。但至少在短期內，它讓四國渡過了危機，也為聯邦的制度多樣性增添了新的注腳，證明在社會主義浪潮沖擊下，資本主義通過自我改良，仍能找到存續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