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國的外籍勞工家書，像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大明聯邦各國激起層層漣漪。這些信件沒有華麗辭藻，只是平鋪直敘地記錄著每日工時、飯菜分量、工資數額，以及\"受傷後有人送醫孩子能免費上學\"等細節，卻比任何宣傳都更具穿透力。
明國江南的紡織作坊區，一封被傳閱得邊角起皺的家信里，曾在虞國鐵路工地務工的張順寫道︰\"這里每天干十小時就準點收工，工頭從不打人。上月我的腿被砸傷，工廠不僅給治傷，還照發工資。食堂頓頓有菜，偶爾還能吃上肉，比在家里強多了。\"
讀信的紡織女工們沉默不語，她們每天要在紡機前站十四個小時，稍有疏忽就會被監工用藤條抽打，午飯只是兩個冷窩頭。
寧國都城的貧民窟里，漁民王老五把兒子從虞國寄來的匯款單貼在牆上。單子上的數字清晰顯示︰扣除食宿後實發三千二百元，附言欄寫著\"已存銀行，夠家里蓋房\"。
鄰居們圍著看時，有人算了筆賬︰寧國碼頭搬運工干一個月，除去欠賬，能帶回家的不足二千元，還得看工頭臉色。\"听說虞國的碼頭按裝卸量算錢，多勞多得，沒人敢克扣。\"不知是誰說了一句，人群里響起一陣嘆息。
這些信件的傳播路徑遠超官方預期。通過人們的口口相傳，他們才知道虞國並不是那些留學生口中已經被妖魔化的國家，而是文明的燈塔。聯邦各國的底層民眾第一次發現，原來日子可以是另一種過法——勞動有邊界，付出有回報，尊嚴不需要用下跪換來。
更具顛覆性的是信件里若隱若現的制度細節。洪州草原的牧民收到兒子來信，信中說\"虞國的牧場歸集體所有，按勞力分配草料，再不用給牧場主交三成租子\"。
揚國的佃農讀到\"農莊的收成除了留種子，剩下的按工時分，誰家干得多誰分得多\"時，握著鋤頭的手不自覺地收緊。這些描述與他們世代忍受的盤剝形成尖銳對比，讓\"公平\"二字有了具體的輪廓。
思想的種子早已埋下。幾年前朱昭熙推動的\"理論輸出計劃\"曾被聯邦各國視為\"無害的學術交流\"。
《貨殖通論》在聯邦圖書館公開借閱；《無產階級組織建設指南》作為\"社會學研究資料\"，在大學的閱覽室里積灰；朱昭熙關于\"勞動者聯合\"的演講稿，甚至被越國的報社當作\"異聞趣談\"連載。
當時的六國權貴普遍認為，這些理論是\"空想的書齋學問\"。越國首相在議會辯論時曾嘲諷︰\"虞國那套只適合小邦寡民，越國的商業繁榮靠的是自由競爭，豈能讓泥腿子們抱團鬧事？\"寧國皇帝則批示︰\"民生貴在安分，此類書籍不必禁絕，百姓自會知難而退。\"
他們低估了理論與現實的化學反應。當信里的\"虞國故事\"與書本上的\"組織方法\"相遇，底層民眾開始自發行動。
越國的紡織業中心，三名讀過《無產階級組織建設指南》的染坊工人，按書中\"細胞式組織法\"，以\"互助會\"名義串聯起二十七個作坊的工人。
他們約定︰統一拒絕超時加班，發現克扣工資就集體停工，用\"輪流值勤\"代替\"聚眾鬧事\"。三個月內，迫使十二家作坊將工時從十四小時減到十二小時，雖然離虞國的十小時仍有差距，卻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明國的煤礦區，礦工們借鑒\"虞國工會模式\"，選出五名代表與礦主談判。他們拿著《貨殖通論》里\"勞動價值論\"的章節。
要求\"每噸煤的工錢應佔售價的三成\"，而非現在的一成五。礦主起初嗤之以鼻，直到連續三天沒人下井，才勉強答應提高到二成。代表們在礦井口的石頭上刻下約定︰\"工錢按噸計，日清日結，違者共逐之。\"
寧國的碼頭工人則更隱蔽。他們按書中\"暗號聯絡法\"，用不同的哨聲傳遞信息︰一長兩短表示\"工頭來了\"，三短一長代表\"今日工錢不對\"。
當某家貨棧試圖壓低搬運費，哨聲在碼頭此起彼伏，所有工人默契停工，直到貨棧讓步才復工。這種\"無聲的聯合\"讓官府查無實據，只能歸咎于\"工人刁頑\"。
這些自發組織的共同特點是\"務實避虛\"。他們不談論\"主義\"，只解決具體問題；不搞公開集會，多用\"同鄉會互助社\"作掩護；不與官府直接對抗，而是用\"非暴力停工\"施壓。
越國的染坊工人甚至主動向商會繳納\"管理費\"，換取合法身份，暗地里卻把會費變成\"罷工基金\"。
知識階層的參與讓這些組織有了靈魂。明國落第秀才周文彬，在茶館讀到《貨殖通論》後，主動找到煤礦工人代表，教他們用算術核算\"合理工錢\"，起草\"談判章程\"。
他修改的《罷工十條》里，第一條就是\"不毀壞機器，不傷害工頭\"，專注于經濟訴求。寧國醫學院的學生們則為碼頭工人編寫《工傷自救手冊》，教他們如何保留證據，爭取賠償。
聯邦各國的情報部門並非毫無察覺。越國警察局的報告提到\"染坊工人串聯頻繁\"，寧國商會抱怨\"碼頭停工成風\"，明國礦務局的卷宗里記錄著\"礦工抱團要價\"。但這些信息都被貼上\"地方瑣事\"的標簽，未能引起高層重視。
六大強國的注意力仍集中在聯邦權力博弈上。越國正忙著與越系十國爭奪礦產定價權，寧國在謀劃太平洋航線壟斷，明國的皇帝則專注于科舉改革。他們普遍認為，底層的零星不滿掀不起大浪，只要稍加鎮壓就能平息。
這種誤判源于根深蒂固的階級偏見。寧國首相在奏章里寫道︰\"愚民易惑難馴，給點小恩小惠即可安撫。\"
越國議會辯論時，有議員直言︰\"工人如同機器，上點潤滑油就不會生銹，不必在意他們的想法。\"他們無法理解，當《貨殖通論》里的\"剩余價值\"概念，與紡織女工被克扣的工錢、碼頭工人被拖欠的報酬、煤礦工人被無視的傷亡結合時，會產生怎樣的力量。
朱昭熙對這些變化並非全知全能，但她推動理論輸出時就有預判。在給虞國對外情報局的指示當中寫道︰\"思想的傳播如同播種，不必強求豐收，只需讓土壤知道，除了雜草，還能長出莊稼。\"當各國權貴還在嘲笑虞國的\"烏托邦\"時，他們腳下的土地已在悄然改變。
越國染坊的互助會開始記錄\"作坊黑賬\"，詳細記載各作坊的克扣金額、虐待事件，這些賬本被小心地藏在磚縫里；明國煤礦的工人代表學會了用\"成本核算\"反駁礦主的\"虧損說\"，他們拿著自己統計的產量報表，讓礦主無言以對。
寧國的碼頭工人則建立了\"互助基金\"，誰家有人受傷，大家就從基金里湊錢，不再像以前那樣只能等死。
這些微觀層面的改變，尚未形成燎原之勢，卻已讓\"組織起來\"的種子落地生根。在虞國的家書和理論書籍的雙重滋養下，聯邦各國的底層民眾第一次意識到︰他們不是孤立無援的個體，團結起來就能爭取到應有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