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昭熙站在虞國科學院的資料室中央，面對堆積如山的文獻卷宗，首次感到了戰略層面的茫然。
武洲戰役的勝利讓虞國獲取了海量技術成果與物資，但在基礎科學領域，她手中的牌面遠比想象中復雜——既非純粹的大明傳統技術體系，也非完整的武洲科學架構，而是兩者雜糅後形成的混沌狀態。
目前的虞國很明顯進入了一個認知困境，基礎與應用的邊界非常模糊，在大明帝國時代，工匠們擅長以經驗積累改良工具，卻極少深究“為何鐵比銅硬”這類底層問題。
儒家文化主導下的技術發展，始終圍繞“實用”展開︰鄭和船隊的航海技術冠絕一時，卻未形成系統的流體力學理論；景德鎮的制瓷工藝登峰造極，卻缺乏對材料化學的歸納總結。
這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傳統，在大明聯邦各國包括虞國）的技術發展中仍根深蒂固。
而武洲的科學脈絡則源于神學思辨。從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說”到哥白尼的“日心說”，學者們試圖用邏輯體系解釋神創世界的運行規律，無意中催生了理論科學的萌芽。
即便在宗教禁錮最嚴的時期，武洲學者對“底層邏輯”的執著也從未中斷——這與大明傳統形成了根本差異。
朱昭熙從武洲掠奪的文獻中，既能看到托勒密的天文學手稿，也能找到阿基米德關于浮力原理的推導，這些內容雖夾雜著神學謬誤，卻蘊含著“用理論解釋現象”的科學思維。
虞國的現狀是兩者的錯位疊加。在應用層面，虞國通過軍事技術轉化與武洲技術掠奪，已掌握蒸汽機、燧發槍等工業時代產物；但在基礎層面，學者們對“能量”“質量”等概念的理解仍停留在樸素認知階段，甚至無法準確區分“基礎科學”與“應用技術”。
朱昭熙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詢問與會者︰“電磁感應現象的研究，屬于基礎科學還是應用技術？”多數人竟將其歸為“工匠技藝的延伸”，這讓她意識到認知慣性的強大。
為此朱昭熙也只能在建立了政治體系之後，一邊處理公務一邊完成科學體系的重構，希望虞國能夠從經驗積累到理論構建。
如果想打破這種困境，必須從教育體系入手。她下令整合虞國現有科研成果與武洲文獻資源，啟動“基礎科學教材編撰計劃”，目標是建立一套從小學到高等教育的標準化知識體系。
首先是初等教育讓科學思維在小孩子們的心里扎下根來，小學教材的編撰摒棄了傳統的“經史子集”框架，轉而以“觀察提問驗證”為核心邏輯。
例如，在講解“水的形態變化”時，教材不再引用《論語》中“逝者如斯夫”的哲學比喻，而是設計簡單實驗︰加熱冰塊觀察融化，煮沸水觀察蒸汽，引導學生自主歸納“溫度影響物質狀態”的規律。
然後是中等教育讓基礎理論的系統化，中學教材的難度顯著提升，開始引入基礎的數學、物理、化學框架。數學教材不再局限于算術與幾何應用題，而是加入歐幾里得幾何的公理體系與代數方程的推導邏輯。
物理教材首次定義“力”“運動”等概念，並嘗試用科學定律解釋日常現象；化學教材則拋開煉丹、煉金的傳統敘事，系統介紹元素分類與化學反應的基本規律。
為解決“本土經驗”與“武洲理論”的沖突，教材編寫組采取了折中策略。例如，在講解“天體運行”時，既保留大明傳統的“渾天說”作為歷史參照，也引入哥白尼的“日心說”作為新理論，並明確標注兩者的觀測證據差異。
這種“對比式”編寫法，意在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而非灌輸單一結論。
最後是高等教育注重研究範式的革新，大學教材的編寫更具挑戰性。朱昭熙要求教材必須體現“基礎科學”與“應用技術”的分野。
基礎科學類教材如《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雛形）側重理論推導與實驗設計，強調“發現規律”；應用技術類教材如《蒸汽機原理與維護》）則注重工程實踐與技術改良，強調“利用規律”。
她特別指示，高等教材需納入武洲文獻中的邏輯推演方法。例如，在物理學教材中加入關于“慣性原理”的理想實驗描述，在化學教材中引入波義耳關于“元素”的定義。這些內容雖與虞國傳統認知存在沖突，但朱昭熙依舊堅持保留這些內容。
教材改革僅是第一步，更深層的挑戰在于文化土壤的改造。虞國社會對“實用”的推崇、對“理論”的輕視，並非一朝一夕能改變。朱昭熙采取了各種措施︰
她下令修改科學院的成果評審標準，對基礎理論研究的權重提升至40原為10）。即便某些研究短期內無實用價值，只要在理論構建上有突破，也可獲得高額獎勵。
朱昭熙親自撰寫科普文章，在《坤澤日報》開設“科學雜談”專欄。她用通俗語言解釋“為什麼隻果會落地”“為什麼海水是咸的”，將基礎科學概念轉化為日常生活的疑問。
同時，虞國各地設立“科學展覽館”，通過實物演示如靜電起電機、簡單的化學反應）吸引民眾關注，試圖將“探究原理”變為社會風尚。
朱昭熙的目標遠超技術層面。她清楚，大明聯邦各國雖同源于大明文化，但隨著時間推移，地緣環境、發展路徑的差異必然導致亞文化的分化。她為虞國規劃的，是以“科學精神”為核心的文化根基。
嚴肅的求知態度，強調邏輯嚴謹與實證檢驗，反對模糊的經驗主義；活潑的創新氛圍︰鼓勵質疑與探索，允許“無用”的理論研究存在；注重底層邏輯︰要求技術發展必須有理論支撐，而非單純的經驗迭代。
這種文化奠基在短期內難以見效。虞國的工匠們仍習慣按“老方子”鍛造兵器，學者們對抽象的數學符號充滿排斥，甚至連皇家科學院的研究員們也時常在“理論推導”與“經驗試錯”之間搖擺。
但朱昭熙堅信，只要教育體系持續輸出科學思維，只要教材始終傳遞“基礎科學是技術之母”的理念，虞國終將形成獨特的科學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