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聯邦的制度設計，從初創時便埋下了集權與分權的矛盾。朱昭熙等初代設計者借鑒大明帝國的六部框架，設立禮部、戶部、兵部等中央機構，本意是構建一個高效的聯邦式治理體系。
這些部門天然帶有中央集權的基因，卻因15世紀的交通與通信局限，不得不賦予地方藩國充分的自主權。
最初，各國君主預判的風險在于越國、揚國等大國可能依仗實力挑戰聯邦權威，卻未料到首個破局者竟是沈國這樣的中小藩國。
朱佶俽以聯邦事務總理之職，借“小國共治”之名行利己之實，將聯邦資源傾斜于中小藩國同盟，直接沖擊了大國利益，更暴露了聯邦體制在權力分配上的深層缺陷。
沈國事件後，聯邦內部的權力邏輯發生根本性轉變。六大強國不再信任中央機構的統籌能力，反而將自身利益置于聯邦整體利益之上。
這種心態的轉變，促使六大國在朱瞻壑當選聯邦事務總理前，便已秘密協商改革方向︰核心在于削弱聯邦中央集權，通過“分權制衡”重構治理框架，實質是推動聯邦向邦聯形態演化。
朱瞻壑上台後，首要舉措是推行“職能分流”改革。原設于玄中城的九大中央部門——禮部、戶部、兵部、法部、工部、農部、商部、財部、民部，除禮部、戶部、兵部保留部分象征性職能于玄中城外，其余部門被強制遷移至六大強國首都︰
法部遷往虞國坤澤城，依托虞國成熟的司法體系與情報資源，主導聯邦法律解釋與爭端仲裁；
工部落戶揚國首都大梁城馬六甲市），借助揚國的工業基礎與技術人才，統籌聯邦重大基建項目；
農部遷往越國首都會稽城德里），結合越國在南亞次大陸的農業實踐，制定聯邦農業政策；
商部遷至洪州共和國首都澤嵐城悉尼），依托其商業網絡與金融資本，管理聯邦貿易規則；
財部入駐明國首都奉天城上海），借助明國的財稅管理經驗，負責聯邦財政預算與決算；
民部安置于寧國首都大寧城馬尼拉），結合寧國的移民管理與社會治理模式，處理聯邦民生事務。
此外，聯邦銀行被單獨剝離，遷至夏國所屬的偏遠島嶼，以地理隔離確保金融體系的相對獨立，同時避免成為大國直接爭奪的目標。
這種“遷移”本質是權力再分配。六大強國通過掌控特定中央部門，將聯邦職權轉化為自身影響力的延伸。
例如，揚國借工部主導工業項目審批，可優先保障本土鋼鐵、機械產業的資源配額；越國通過農部制定糧食貿易政策，能有效保護本國稻作經濟。各部門的決策權、人事權與資源分配權，實則落入對應大國手中，形成“部門主權化”的格局。
六大強國推動分權改革，基于三重戰略考量︰
第一重考量是利益博弈的制度化，分權本質是“分蛋糕”。每個大國通過掌控特定部門，獲得與其他國家博弈的籌碼。
如虞國掌控法部，可在聯邦法律框架內設置對己有利的條款；洪州通過商部主導貿易規則，能限制競爭對手的市場準入。這種博弈形成動態平衡——任何大國試圖獨攬大權，都會遭到其他五國借助部門職權的聯合反制。
第二重考量是防止聯邦分裂的緩沖機制，沈國事件後，小國對聯邦的忠誠度下降，大國也開始重新評估聯邦的價值。
將中央職能拆分至各國，使六大強國成為聯邦體系的直接受益者——若聯邦解體，各國將失去通過中央部門獲取跨區域資源的渠道。因此，即便未來小國退出聯邦，六大強國為維護自身掌控的部門權柄，也會主動維系聯邦的基本框架，確保其“體面存續”。
第三重考量則是為海外擴張預留空間，大國君主清楚，聯邦對武洲的戰爭若取得勝利，廣袤的海外土地將成為新的利益焦點。
當前分權改革，實質是為後續擴張鋪路︰當小國退出聯邦，六大強國可名正言順地將其勢力範圍延伸至這些“無主之地”，甚至扶持自己的子孫後代建立新的藩國。這種潛在的擴張紅利，讓大國更傾向于維持聯邦的“外殼”，以獲取對外征服的合法性。
朱瞻壑上任後，刻意避免對朱佶俽舊部的清算。作為一個政治家，他也知道，若開啟“後任清算前任”的政治先例，極易引發權力斗爭的惡性循環，重蹈歷史上王朝更迭的覆轍。
這種克制形成了新的政治慣例——聯邦權力更迭以制度協商為主，而非暴力清洗，客觀上穩定了分權改革的推行。
改革的持續推進，使大明聯邦的性質發生微妙變化。朱昭熙敏銳地察覺到，這個最初被寄予“東方合眾國”厚望的政體，正逐步滑向“聯合國式”的邦聯形態。
中央機構從“決策核心”退化為“協商平台”，禮部、戶部、兵部僅保留禮儀性、統計性與象征性職能。
六大強國通過掌控部門實權，形成“諸侯共治”格局，聯邦決議需經各國基于自身利益的反復博弈才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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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藩國在分權體系中被進一步邊緣化，其利益訴求需通過依附大國或相互聯合才能被听見，但已無力挑戰大國主導的秩序。
分權制衡的框架雖暫時緩解了大國與小國的直接沖突，卻未能解決聯邦的根本矛盾，主權與治權的割裂，六大強國實際上掌握了聯邦的核心治權，卻仍在名義上承認聯邦的“統一主權”，這種矛盾為未來的法理爭端埋下隱患。
發展失衡的加劇，工業、金融等關鍵部門集中于揚國、洪州等經濟強邦，農業、資源部門依附于越國、寧國等資源型國家，導致聯邦內部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
外部威脅與內部博弈的沖突，對武洲的戰爭需要聯邦集中資源，但分權體系下，各國可能因利益分歧延緩甚至阻礙戰略部署。
朱昭熙看著聯邦一步步從“集權聯邦”向“分權邦聯”演化，心中五味雜陳。這套制度設計既非她理想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也非歷史上成熟的聯邦制，而是六大強國基于現實利益博弈的產物。
它或許能在短期內維系聯邦的表面統一，卻無法根除權力分散與利益沖突的內在缺陷。當對武洲的戰爭打響，這套分權體系能否經受住外部壓力的考驗，仍是未知數。
而更長遠來看，大明聯邦的未來，或許真的會沿著“邦聯化”的路徑，走向一個她未曾預料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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