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系統的提示音最後一次響起，丁義珍盯著手機屏幕，確認最後那家企業撤回了提現申請。他把手機翻過來，面朝下扣在桌面上，沒說話，也沒動。
辦公室的燈亮著，窗外的夜色壓得很低，遠處工地的塔吊還在轉，紅燈一閃一閃，像城市沒睡的眼楮。
他站起身，走到辦公桌前，拉開抽屜，取出一份剛送來的信訪簡報。翻了兩頁，眉頭慢慢皺起來。
“東區化工廠異味投訴，單日接到三十七起？”他自言自語，“環保局監測數據呢？”
電話撥通環保局值班室，對方回答︰當天空氣質量正常，硫化物、p2.5均未超標，廠區周邊巡查無異常排放。
丁義珍掛了電話，又調出網絡輿情日報。屏幕上，“南湖拆遷補償不公”“老城區改造十年無進展”幾個詞條熱度上升，集中在幾個本地社區論壇，發帖時間集中在凌晨一點到三點，內容高度雷同，語氣激動，但用詞像是抄的。
他點開其中一篇，標題是《我們不是被遺忘的人》，正文列舉了五項“政府失信行為”，每一條都帶著情緒，但沒有新信息，更像是把過去幾年的舊賬翻出來重新編排。
更奇怪的是，這些帖子的轉發路徑很集中——幾乎都是從一個叫“京海民生關注組”的微信群擴散出來的，而這個群，不在任何公開社交平台能搜到。
他拿起座機，撥通王大陸的號碼。
“老王，最近三天，東區和老城有沒有人組織居民開會？特別是關于拆遷、污染這些事的？”
王大陸在那邊翻了翻記錄︰“有兩個社區報上來，說有居民自發聚在廣場討論，社區干部去勸過，沒鬧事，就散了。”
“自發？”丁義珍問，“誰組織的？有沒有登記？”
“沒登記，說是街坊拉街坊，聊兩句就走。”
“車呢？有沒有陌生車輛在附近停留？”
王大陸愣了一下︰“這……得查監控。”
“去查。”丁義珍聲音不高，“特別是那種沒掛牌的商務車，或者車窗貼深膜的。盯一下他們是不是提前到，發完東西就走。”
電話掛了，丁義珍轉身走到牆邊的電子屏前，調出城市監控系統。他讓技術員把過去七十二小時里，所有在社區公告欄、廣場、菜市場附近停車超過十分鐘的車輛標記出來。
篩選條件加了三條︰無牌、遮擋號牌、車窗貼膜過深。
結果跳出來︰三起。
第一起，前天晚上九點，一輛銀色商務車停在東區勝利路菜市場外，一名穿灰色夾克的男子下車，在公告欄貼了兩張紙，十分鐘後離開。車沒掛牌，但監控拍到副駕位置放著一個印有“宏遠物業”字樣的文件袋。
第二起，昨天下午四點，同一輛車出現在老城區解放街社區活動中心外，夾克男再次下車，這次他沒貼東西，而是和幾個老人說話，手里拿著一疊紙，像在發傳單。五分鐘後，車迅速駛離。
第三起，今天凌晨一點十五分，車停在南湖街道辦門口，夾克男把一疊材料塞進信訪信箱，然後離開。
丁義珍盯著屏幕，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
“技術組，把這輛車的行駛軌跡調出來，重點看它從哪來，回哪去。另外，把夾克男的臉部圖像提出來，做模糊比對，看看有沒有在其他敏感區域出現過。”
“要不要通知轄區派出所查一下？”技術員問。
“不。”丁義珍搖頭，“現在打草驚蛇，後面就難挖了。這車敢這麼干，背後一定有人撐腰。先盯，不跟，不查，只記。”
他回到辦公桌前，打開公安內網的信訪登記系統，輸入“東區化工廠”“異味投訴”等關鍵詞，篩選近三天的來電記錄。
三十七起投訴，三十一起是不同號碼打給環保局，五起打給市長熱線，一起打給紀委，舉報“相關部門包庇污染企業”。
他一條條看，發現三十一起環保投訴中，有二十八個號碼是虛擬運營商號段，注冊地在外省，且多數號碼只打過這一次電話。
“不是群眾自發。”他低聲說，“是有人統一買號，統一撥號，統一話術。”
他合上電腦，靠在椅背上，閉了會兒眼。
上一次，趙家玩的是資金和輿論，這次換了個打法——用民生問題當刀，拿群眾情緒當火，一點一點燒政府的公信力。
手法更隱蔽，風險更低，一旦鬧大，還能裝無辜︰“我們只是關心百姓疾苦。”
他睜開眼，拿起手機，撥通鐘小艾的號碼。
“小艾，幫我查一下趙立冬最近兩周的私人會客記錄，特別是非工作時間見的‘老朋友’。有沒有約在茶樓、會所，或者他家附近的咖啡館？”
鐘小艾在那邊問︰“需要走正式流程嗎？”
“不走。”丁義珍說，“你私下問，別留痕跡。查到了先別動，等我下一步指示。”
電話掛了，他在筆記本上寫下一行字︰“趙家未罷休，換刀了——從金融到民生，從網絡到街頭。”
然後又補了一句︰“問題不在問題本身，而在誰在提問題。”
他盯著這兩行字，忽然笑了下。
笑完，他起身走到文件櫃前，取出一個灰色加密檔案袋，把剛才的監控截圖、信訪記錄、輿情數據全部打印出來，裝進去，封好，在封口處簽了名，寫上“內部備查，限閱三人”。
他把檔案袋鎖進抽屜，重新坐回椅子上。
手機震動，是王大陸回信。
“丁市長，查了。那輛商務車最後一次出現是在城西停車場，車牌還是沒掛。但有個細節——車尾貼著一張年檢貼紙，日期是去年十二月，檢測站是‘京北機動車檢測中心’。”
丁義珍眼神一動。
京北檢測中心，是趙立冬表弟開的公司下屬單位。
他沒立刻下令，也沒再打電話。
而是打開市委近期會議紀要，翻到趙立冬的發言記錄。
上周的常委會上，趙立冬說︰“我們要高度重視群眾的歷史遺留問題，不能總用‘發展’兩個字壓住‘公平’。老百姓等了十年，不能再等了。”
當時听起來，像是在呼吁民生，現在看，更像是在鋪路。
丁義珍把會議記錄關掉，靠在椅背上，手指輕輕敲著桌面。
他知道，這波風不是自然刮起來的。
是有人蹲在暗處，拿舊傷疤當鼓，一下一下敲，等著鼓破人散。
但他也清楚，現在還不能動。
動得太早，打草驚蛇，幕後的人會縮回去，換個更難查的法子。
等他們再出一次手，等證據鏈再長一截，等時機再準一點。
他拿起筆，在便簽紙上寫下四個字︰趙家新計。
然後把紙條壓在台歷下面。
辦公室的燈還亮著，牆上的鐘指向十一點四十七分。
他沒關電腦，也沒起身。
就坐在那兒，盯著屏幕右下角不斷跳動的時間。
下一秒，手機又響了。
是王大陸。
“丁市長，剛接到東區派出所報上來的消息——今晚八點，有十幾個人在化工廠門口舉橫幅，說要‘討個說法’。人不多，也沒堵門，就是站著，舉著。派出所去了人，對方說‘合法表達訴求’，不吵不鬧，問名字不給，問組織者說‘大家自願來的’。”
丁義珍沒說話。
王大陸在那邊補充了一句︰“帶隊的是個穿黑夾克的，四十歲左右，外地口音。廠門口監控拍到了，他手里拿著一疊百元鈔票，發給每個人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