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從零星史料中拼湊這十八策時，總愛從第一策說起︰“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這句話刻在策論開篇，字跡比旁的工整三分，顯然是劉伯溫初入應天府時，蘸著新磨的徽墨寫就。朱元璋記得初見這行字時，正蹲在應天府城頭查看城防，泥靴上的土粒落在絹帛邊緣，卻忽然想起母親臨終前的叮囑︰“做人要對得起天地良心。”他命人將此句刻在國子監的石碑上，卻在夜深人靜時，對著策論苦笑——這“有德者”的秤桿，從來不是帝王自封，而是百姓心里的那桿秤。
第二策論及“略定東南，揮師北上”，輿圖上的紅筆標記至今可見。至正二十年，當劉伯溫在帥府鋪開《江南軍力分布圖》，指尖劃過長江防線時，朱元璋的指甲幾乎掐進了桌案——陳友諒的戰船屯駐江州，張士誠的糧船擠滿甦州河，而他的勢力不過橫跨江淮數州。“元軍如強弩之末，卻困于紅巾軍之亂，”劉伯溫的狼毫在“應天”二字上畫了個圈，“此乃‘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機——先固東南糧倉，再借元廷與義軍相耗，十年後必成氣候。”後來的鄱陽湖之戰、平江圍城，果然應了這“略定東南”的伏筆，只是朱元璋沒想到，當他率師北伐時，策論里的“天賜良機”，早已變成了百姓簞食壺漿的“人心所向”。
第三策的“韓林兒擋箭牌”之議，藏著亂世中最現實的權謀。至正二十三年，當韓林兒的船在瓜步江沉沒，朱元璋對著策論上的“勿為箭靶”四字沉默良久。劉伯溫早知他不願久居人下，卻也深知“名正言順”的重要性——當年陳涉自立為王而遭眾矢之的，正是前車之鑒。“奉韓宋為正統，卻自掌兵權，”策論里的小字批注寫著，“如劉邦之奉楚懷王，借其名而聚其勢。”這招“借殼”之術，讓朱元璋在紅巾軍諸部中脫穎而出，卻也在登基後成了他不願多提的過往——畢竟比起“借勢”，他更願後人記住的，是“吊民伐罪”的大義。
第四策獨論應天府的“龍盤虎踞”，卻不止于風水之說。劉伯溫曾帶著堪輿圖走遍金陵山水，在策論里畫下詳細的城防圖︰“秦淮河可通漕運，石頭城可扼江防，鐘山可屯伏兵，而民心，才是最堅固的城牆。”朱元璋依策擴建應天府時，特意命人將城牆根基加深三尺，每塊城磚都刻上燒制者的名字——這不是為了彰顯皇權，而是策論里“根基在民”的注腳。當後世贊嘆明城牆“固若金湯”時，卻不知每一塊磚里，都藏著“以民為基”的苦心。
論及陳友諒、張士誠的第五策，字里行間透著對人性的洞徹。劉伯溫將陳友諒比作“弒主之鷹”，張士誠比作“守財之犬”，卻對“方國珍之流”寫了句“可撫不可剿”——那些私鹽販子出身的海盜，不過是為了一口飯鋌而走險，“禁私鹽、開官市、給田畝”，不過三策，竟讓方國珍的艦隊不戰自降。朱元璋記得在慶功宴上，劉伯溫舉著酒杯說︰“亂世之人如飄萍，若給他們根，誰願再漂泊？”這句話，比策論里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更讓他震動——原來最高明的戰術，從來不是消滅敵人，而是讓敵人不再成為敵人。
第六策“修德省刑，輕徭薄賦”，被朱元璋用朱筆圈了七次。至正二十五年，他在應天府推行“戶帖制”，命人挨家挨戶登記人口田畝，策論里的“元政無道，應引以為鑒”被寫成警示牌，掛在府衙門口。當小吏報上“賦稅減三成，糧倉增五成”的喜訊時，他忽然想起早年討飯時見過的餓殍——所謂“得民心”，從來不是喊口號，而是讓百姓的米缸里有糧，讓他們的孩子能讀上書。後來的“洪武之治”，或許就藏在策論里“輕徭薄賦”的墨痕里，藏在每一道“與民休息”的詔令中。
論及“尚賢”的第七、第八、第九策，最終化成了明朝的言官制度與科舉新政。劉伯溫曾在策論里痛陳“忠賢壅蔽”之禍，建議“廣開言路，唯才是舉”，朱元璋便設立了都察院，讓言官“雖九品小官，可諫天子”；策論里“不論出身”的批注，讓放牛娃出身的他敢于打破門閥，將“科舉取士”推向全國。當解縉、方孝孺等寒門士子踏入朝堂時，或許不會想到，這一切的源頭，竟藏在一卷被帝王秘藏的策論里，藏在“尚賢者為政之本”的寥寥數語中。
第十策︰耕戰相濟的軍民密碼
至正二十四年的應天府郊野，田埂上的稻穗垂著露珠，遠處的演武場卻傳來金鐵相擊聲。朱元璋蹲在田頭，看著農夫用的犁鏵與士兵的長槍並排放在樹下——這是劉伯溫“耕不忘戰，戰不忘耕”的活注腳。策論里寫得明白︰“耕者，民之命；戰者，國之盾。”他依策推行“屯田制”，讓士兵戰時為兵、閑時為農，每五千畝屯田設“屯長”，既管耕種又司訓練。當陳友諒的戰船逼近鄱陽湖時，朱元璋的軍隊竟能帶著新收的米糧出征——田地里長出的不僅是糧食，更是“軍民一體”的鋼鐵長城。劉伯溫曾在策論邊注︰“秦之強，始于商鞅耕戰；元之弱，困于兵民分離。”此策一下，應天府的糧倉三年滿溢，城牆下的士兵也不再是“吃糧的過客”，而是“守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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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策︰取予之間的民生權衡
元廷崩潰的教訓，刻在策論“知索而不知培”的警語里。朱元璋記得初次讀到“遏‘人之道’而通‘天地之道’”時，正握著戶部報來的苛稅清單——元廷的“括戶”之法，竟讓江淮百姓賣兒蠰女繳賦稅。他依策改“竭澤而漁”為“養魚蓄水”，在婺州試點“三十稅一”，還命人繪制《農桑月令圖》，教百姓按節氣耕種。當小吏報上“稅減而倉實”的奇景時，他忽然懂了劉伯溫的“天地之道”︰春天不搶農夫的耕牛，秋天不奪農婦的蠶繭，讓百姓先“培本”，國家才能“取源”。後來的“戶帖制”“黃冊制度”，皆是此策的延伸——帝王的權衡，從來不在“取多少”，而在“留多少”。
第十二策︰休養生息的治世根本
策論里“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八字，被朱元璋刻在御書房的楹柱上。至正二十七年，他望著戰後荒蕪的江淮大地，想起劉伯溫說的“春種秋收，順天時而利民生”。于是下《勸農詔》，免三年稅賦，給流民發耕牛種子，還在應天府設“惠民局”，給病困農夫施藥。當第一個“豐收年”的喜報傳來，他看見百姓在村口立起“朱公生祠”，忽然明白“天地之生愈滋”的真意——不是帝王賜福，而是讓百姓自己耕種出希望。此策推行十年，曾經白骨露野的中原，竟重現“村村聞犬吠，家家有炊煙”的景象，連劉伯溫都在奏疏里嘆︰“陛下之‘與民休息’，勝似十萬雄兵。”
第十三策︰賞罰之間的威權大道
策論“賞忌僭，罰忌濫”的鐵律，鑄就了朱元璋的治軍方略。鄱陽湖之戰後，他依策重賞常遇春等功臣，卻對臨陣退縮的將領毫不留情——哪怕是同鄉親衛，也按軍法論處。劉伯溫曾在策論里舉“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為例，批注“威權非刑殺，乃公心”。後來設立的“錦衣衛”與“都察院”，看似鐵血，實則是“賞罰分明”的延伸︰有功者，哪怕是小卒也能封百戶；有罪者，哪怕是勛貴也難逃法網。當李善長的親信因貪墨被誅時，滿朝文武終于懂了，策論里的“令行禁止”，從來不是口號，而是刻在律法里的“天平”。
第十四策︰善戰者的損敵智慧
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陽湖水面，火攻之計的背後，藏著策論“以我之敵敵敵”的玄機。劉伯溫算準陳友諒“弒主而失心”，便建議朱元璋打著“為韓宋復仇”的旗號，拉攏紅巾軍舊部——讓陳友諒的敵人變成自己的盟友，正是“損敵者昌”的妙筆。當張士誠的援軍因猜忌按兵不動時，朱元璋望著策論里“不善戰者益敵”的警示，忽然明白︰真正的善戰，不是殺多少人，而是讓多少人不再與你為敵。後來招降方國珍、勸服明玉珍，皆是此策的活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是讓敵人的“心”先投降。
第十五策︰獨決與專斷的御下之道
策論“眾志多疑，不如獨決”的論斷，在龍灣之戰中見了真章。當諸將對“誘敵深入”之計爭論不休時，朱元璋盯著策論里“制萬變在于專”的字跡，果斷拍板——最終以少勝多，擊潰元軍主力。他深知，亂世之中，猶豫便是死亡。後來設立“五軍都督府”，將兵權收歸中央，正是“百萬之師听于一將”的制度落地。劉伯溫曾提醒︰“獨決非獨斷，乃斷于公心。”于是朱元璋在乾清宮設“廷杖”，卻也開“午門直諫”之例——讓“獨決”與“納諫”並存，方得“定而不偏”的治世之道。
第十六策︰編戶安民的固本之術
朱元璋初入集慶路今南京）時，見的是“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慘景。劉伯溫的第十六策“計丁給田，編戶入籍”，成了亂世安民的良藥。他命人丈量無主荒地，按人口分給流民，又推行“保甲制”，十戶為甲，百家為里，甲長除了治安，還要記錄“誰家添丁、誰家收成”。當流浪十年的農夫捧著田契痛哭時，朱元璋明白，策論里“老有所終，幼有所養”的願景，正在變成現實——百姓有了土地，便沒了造反的理由；有了戶籍，便有了“歸處”的安全感。此策推行後，應天府的流民率驟降，連元廷的密探都在情報里嘆︰“朱軍所過，民竟‘附逆’，蓋因有田可耕也。”
第十七策︰教化先行的長治之基
至正十八年，朱元璋在婺州重建孔廟時，劉伯溫指著斷壁殘垣說︰“毀一座廟易，毀人心之教難。”策論“興辦學校，以教風化”的主張，從此落地生根。他在各州縣設“社學”，讓農家子弟免費讀書，又親自審定《御制大誥》，將“忠孝節義”編成順口溜，命里正挨家挨戶宣講。當第一個社學的童生能背誦《論語》時，朱元璋望著策論里“端正綱紀，消除禍亂根源”的字跡，忽然懂了︰比起刀槍，教化才是最長久的“城牆”——讓百姓知禮義，比讓他們怕刑罰更重要。後來的“八股取士”，雖有弊端，卻也源于此策“以教統心”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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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策︰審時度勢的帝王心法
洪武元年，當徐達率軍北伐時，朱元璋握著策論最後一策“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在北平城樓上寫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檄文。劉伯溫曾在策論里畫過一幅“天下勢圖”，用陰陽魚喻“強弱轉化”︰陳友諒強于水師，便引其入鄱陽湖窄巷；張士誠富甲江浙，便斷其糧道困其心。此策的精髓，在于“不與勢抗，而與勢謀”——就像他從“紅巾軍將領”到“大明皇帝”的身份轉變，從來不是蠻干，而是順著“民心思定”的大勢而為。當元順帝北逃時，他望著大漠方向，忽然想起策論結語“取舍在我，無往不適”——真正的帝業，從來不是“爭天下”，而是“順天下”。
六百年後，當歷史學家翻開《明史》，在“洪武之治”的記載里，總能看見《時務十八策》的影子︰屯田制里有第十策的耕戰智慧，輕徭薄賦里有第十一策的民生權衡，八股取士里有第十七策的教化用心。這些策論雖被朱元璋帶入皇陵，卻早已化作明朝的制度基因，甚至在更遙遠的後世，仍能看見“以民為本”“賞罰分明”的治國智慧在流淌。
其實劉伯溫與朱元璋都明白，所謂“絕世策略”，從來不是冰冷的權謀，而是對“人”的洞察——對百姓而言，是“有田可耕，有飯可吃”；對臣子而言，是“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對天下而言，是“順時而動，因民而治”。當朱元璋在皇陵中長眠時，他帶走的是絹帛上的字跡，帶不走的，是策論里那句最樸素的真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這，才是《時務十八策》真正的“第十八策”，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永恆的治國密碼。
然而《時務十八策》終究沒能完整流傳——朱元璋擔心“絕世策略”被人利用，卻不知真正讓他得天下的，從來不是權謀機變，而是策論里反復叩問的“蒼生”二字。當他在皇陵中閉目時，或許會想起劉伯溫最後一次諫言︰“陛下藏得住策論，藏不住民心；守得住江山，守不住‘德’之一字。”那些被他帶進墳墓的絹帛，終究抵不過史書里的一句“洪武之治，在于恤民”，抵不過百姓口中代代相傳的“朱皇帝讓咱吃飽了飯”。
六百年後，南京博物院的古籍庫里，殘卷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字跡依然清晰。策論的真偽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關于“德”“民”“才”的思考，早已穿過歷史的煙塵，成為中國政治智慧中最樸素的真理——比起帝王秘藏的“策”，天下百姓心里的“秤”，才是真正不朽的“時務”。而劉伯溫與朱元璋的相遇，與其說是“明主遇賢才”，不如說是亂世中兩個心懷“蒼生”的人，用一卷策論，共同寫下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注腳——這，或許才是《時務十八策》真正的“不傳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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