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五年1355年），中國歷史上迎來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劉福通擁立韓林兒在亳州稱帝，改元龍鳳，國號宋，史稱“小明王”。這一事件標志著紅巾軍起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原各地的紅巾軍紛紛響應，接受了韓宋的領導，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反元力量。韓林兒雖然只是一個名義上的領袖，但他的存在為紅巾軍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精神象征，極大地鼓舞了起義軍的士氣。
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決定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分兵三路伐元，試圖一舉推翻元朝的統治。東路軍由毛貴率領，他們如同一股洶涌的洪流，迅速掃蕩了山東、河北等地的元軍。他們的攻勢迅猛，直抵柳林、棗莊，距離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不過百余里。在大都的蒙古貴族們驚恐萬分，紛紛建議北逃，元朝的統治中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然而，就在紅巾軍即將取得決定性勝利之際，他們在河北中部遇到了元朝援軍的頑強阻擊。經過一番激戰，紅巾軍不得不撤回山東，暫時失去了繼續進攻的機會。盡管如此，東路軍的這次行動仍然給元朝的統治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也讓紅巾軍的威名傳遍四方。
與此同時，中路軍由關先生、破頭潘等將領率領，他們攻佔了絳州，隨後進入保定路，又折經大同，一路直趨塞北。這支軍隊的行動路線極為大膽，他們不僅在中原地區作戰，還深入到了蒙古族的傳統勢力範圍，給元朝的北部邊疆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這支起義軍攻佔了上都今多倫縣附近），並燒毀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宮闕。這一行動不僅是對元朝統治的沉重打擊，也極大地鼓舞了紅巾軍的士氣。隨後，他們又轉戰遼東各地，並兩度攻入高麗，其影響力甚至波及到了今天的朝鮮半島。
在三路大軍的同時行動中，西路軍由李喜喜、白不信等將領率領，他們從荊州、樊城出武關，進攻長安今西安）。李喜喜隨後入四川，余部又攻佔了甘肅、寧夏等地。他們的行動範圍極廣，幾乎涵蓋了元朝的整個西部地區，給元朝的統治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與三路大軍的進攻同時，劉福通本人也取得了重要的勝利。他攻佔了汴梁今開封），並以汴梁為都，開始建立自己的政權。他“造宮闕，易正朔”，試圖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秩序。此時的紅巾軍，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反元勢力網絡，其勢力範圍“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正如紅巾軍的檄文所說︰“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饑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紅巾軍的反元斗爭至此已達到高潮，他們不僅在軍事上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更在心理上給予了元朝統治者沉重的打擊。
這一時期的紅巾軍起義，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農民起義之一。他們以恢復中原為號召，團結了廣大受壓迫的百姓，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元力量。雖然最終紅巾軍未能徹底推翻元朝的統治，但他們的斗爭極大地削弱了元朝的統治基礎，為後來的明朝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以毛貴為首的紅巾軍在山東等地的行動，贏得了廣大民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他們不僅在戰場上與元軍作戰，還積極推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政策。紅巾軍的士兵們在戰斗中繳獲的衣糧，不是據為己有，而是慷慨地分發給當地的貧苦百姓。對于那些無罪卻被元軍掠奪的百姓，紅巾軍一律放還，讓他們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園。這種對百姓的關懷和保護，使得紅巾軍在民眾中的威望日益提高，越來越多的人主動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
在萊州，毛貴還推行了大規模的屯田制度。他設立了三百六十個屯田點，每個屯田點相距三十里，形成了一個嚴密的農業生產和糧食供應網絡。為了提高糧食運輸的效率，紅巾軍還制造了百輛大車，專門用于運輸糧儲。在土地政策上，紅巾軍采取了較為寬松的措施，官田和民田的稅收只收取二成，極大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此外，紅巾軍還設立了“賓興院”，專門用于羅致和培養人才，為起義軍的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與此同時，元朝政府在面對紅巾軍的起義浪潮時，采取了一系列極端和殘酷的措施。他們曾下令要把漢人一概捕殺，試圖通過這種恐怖手段來壓制起義。同時，元朝政府還下令將“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試圖集中力量對抗紅巾軍。然而，當他們看到漢族地主階級也對紅巾軍表現出強烈的敵意時，元朝政府又改變了策略，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鎮壓紅巾軍的人都給予萬戶、千戶、百戶的爵賞，企圖利用漢族地主的力量來對抗紅巾軍。
元朝政府還試圖通過收買的方式來削弱紅巾軍的力量。他們賜給方國珍、張士誠龍衣、御酒，並給予他們官號，試圖收買他們為蒙古統治者效力。方國珍、張士誠接受了元朝的官號，轉而與紅巾軍為敵，這一舉動無疑給紅巾軍的斗爭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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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元朝將領起兵進攻紅巾軍，他們的行動得到了各地“義士”的響應，紛紛前來會合。同年，答失八都魯也“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襲擊毫州，試圖從背後打擊紅巾軍。
然而，紅巾軍在劉福通的領導下，並沒有被元軍的進攻所嚇倒。至正十六年1356年），答失八都魯的軍隊被劉福通殲滅，但察罕帖木兒得到了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支持，軍容日盛，逐漸成為紅巾軍最強大的對手。
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兒采取了分兵把守的策略，以兵分鎮關陝、荊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形成了對紅巾軍的強大軍事壓力。他成為了紅巾軍最凶惡的敵人，給紅巾軍的斗爭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在農民起義的過程中，漢族地主階級的態度也呈現出多樣性。一部分人始終對蒙元效忠，堅決與農民為敵。他們聲稱要“竭忠以報國家”，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元朝的統治。另一部分人則不願做蒙古人的奴才，他們選擇結寨自保，觀望形勢的變化，等待時機。還有一小部分人參加了農民軍，這主要是由于漢族地主與蒙古統治者之間存在著尖銳的民族矛盾，有的人則是迫于農民軍的威力，不得不加入。
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處于劇烈的動蕩之中。紅巾軍的起義不僅是一場農民的反抗運動，也是一場民族解放運動。他們在斗爭中展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和智慧，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然而，元朝政府的殘酷鎮壓和漢族地主階級的復雜態度，使得這場斗爭充滿了艱難和曲折。盡管如此，紅巾軍的斗爭仍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不僅削弱了元朝的統治基礎，也為後來的明朝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在初期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勝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面臨著諸多困境，形勢開始變得不利。北伐的三路大軍在出發之前，並沒有進行精密的軍事布置和協調。由于缺乏統一的指揮系統，各路軍隊之間的軍令不統一，彼此之間也缺乏有效的聯系和協同作戰能力。這種分散的作戰方式，使得紅巾軍雖然在局部地區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整體上缺乏戰略協同，難以形成強大的合力。
關先生、破頭潘和李喜喜的軍隊在作戰過程中，始終處于流動作戰的狀態。他們雖然在一些地區取得了勝利，但由于沒有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使得他們的勝利難以持久。往往前方剛剛取得勝利，後方卻又遭到了敵人的攻擊，導致戰果難以鞏固，軍隊也難以得到有效的休整和補充。
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兒率領元軍發動了對汴梁的進攻，並最終成功攻佔了這座城市。韓林兒和劉福通被迫撤兵，退守安豐。與此同時，駐守山東的紅巾軍將領毛貴被部屬趙君用殺害，這使得山東的紅巾軍失去了核心領導。察罕帖木兒趁機進逼山東，迅速佔領了山東的各座城池。山東的失守，使得安豐失去了重要的屏障，形勢變得更加危急。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張士誠的軍隊對安豐發起了圍攻。由于失去了山東的屏藩，安豐城的防御力量相對薄弱，最終城破。在這場戰斗中，劉福通不幸遇難犧牲，紅巾軍遭受了沉重的打擊。
盡管韓宋政權最終未能取得最終的勝利，但在長達十三年的反元斗爭中，紅巾軍經歷了大小數百場戰斗，給蒙古貴族和官僚地主階級以致命的打擊。他們不僅在軍事上削弱了元朝的統治力量，更在心理上動搖了元朝的統治基礎。紅巾軍的斗爭從根本上削弱了蒙元王朝的統治，為最終明朝消滅蒙元，重建漢族王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紅巾軍的斗爭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以恢復中原、驅逐韃虜為號召，團結了廣大受壓迫的百姓，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元力量。雖然他們在斗爭中經歷了諸多挫折和失敗，但他們的勇敢和堅持，為後來的明朝建立開闢了道路，也為中國歷史的發展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正是由于紅巾軍主力在北方與元軍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戰斗，牽制了元軍大量的兵力，才為南方的朱元璋、陳友諒等各部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絕佳的契機。北方的戰火紛飛，使得元朝的統治重心不得不向北傾斜，南方的軍事壓力相對減輕，這為南方的起義軍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發展空間。
趁著革命形勢一片大好，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率領部隊進兵和陽，隨後渡江攻下了太平、溧水、溧陽等地。這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不僅擴大了朱元璋的勢力範圍，也讓他在紅巾軍內部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就在這一年，韓林兒在亳州稱帝，建立了宋政權。朱元璋接受了韓林兒授予的官職和封號，他的軍隊也按照紅巾軍的傳統，以紅巾裹頭，被稱為香軍。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的軍事行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他成功佔領了集慶路今南京），並將其改名為應天。應天地理位置優越，戰略意義重大，它的佔領標志著朱元璋成為紅巾軍內部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他的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大，影響力也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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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攻打下應天之後，朱元璋一度陷入了矛盾之中。他在戰前動員時曾向將士們承諾，應天城內金銀遍布，美女如雲，只要大家努力打下來，那些財富和美女就都是大家的。這種承諾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士兵們的戰斗熱情，但同時也埋下了隱患。朱元璋深知，如果放任士兵們在城中劫掠，不僅會破壞城內的秩序，還會失去民心，對未來的發展極為不利。
在以前的軍事行動中，朱元璋也見過軍士們攻下城池後強搶民婦的惡行。他曾遇到一個為義軍養馬的小孩，小孩哭訴說他的母親被一名義軍搶走了。而小孩的父親也在為義軍養馬，卻不敢反抗搶走他妻子的義軍，一家人平常見面都不敢相認。朱元璋听後于心不忍，他深知那一家人都是在為義軍做事，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于是，他定下了一條規矩︰破城後不允許強佔已婚婦女。
朱元璋深知，義軍中有很多人與土匪無異，他們加入義軍只是為了搶糧食、財物和女人。但義軍首領也需要這些人來賣命作戰。即使在濠州滁州期間，朱元璋自己也干過不少帶隊伍去搶糧食和財物的事。然而，隨著勢力的逐漸壯大，朱元璋意識到，要想成就一番大業，就必須改變這種混亂的局面。
關鍵時刻，李善長和馬氏及時出面制止了朱元璋欲洗劫應天府的想法。李善長指出，應天城池堅固，又有長江天險，是一個理想的根據地，適合長期發展。他建議朱元璋維持城內的良好秩序，不能讓城池破敗不堪。馬氏則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朱元璋，要考慮到獲得地主鄉紳等有錢人的支持，以便于以後籌集軍糧。朱元璋深以為然，他意識到，只有贏得民心，才能真正鞏固自己的勢力。
于是，在攻下應天後，朱元璋一反常態，頒布了嚴格的軍規軍紀，並斬殺了一些執意搶掠的士兵，以儆效尤。這一舉措不僅維護了城內的秩序，也贏得了百姓的擁護和支持。朱元璋的軍隊從此軍紀嚴明，他的領導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朱元璋不僅善于治軍，還知人善任。文士如馮國勝、李善長等人都為他出謀劃策，提供智力支持；勇猛善戰的常遇春、胡大海等人也紛紛前來投奔，成為他麾下的得力干將。朱元璋的勢力在應天逐漸穩固，他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他以應天為根據地，逐步向外擴張，為後來建立明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這短短的三年間，朱元璋以金陵今南京）為根據地，積極向外擴充勢力，逐步奠定了他日後建立明朝的基礎。當時的局勢十分復雜，朱元璋的北面是名義上的紅巾軍領袖韓林兒和劉福通，他們雖然在北方與元軍展開激戰，但局勢並不穩定；西面是徐壽輝領導的另一支紅巾軍，勢力龐大但內部矛盾重重；東面則是張士誠，他的勢力範圍主要在甦杭一帶，經濟實力雄厚但缺乏進取心。在這樣的包圍圈中，唯有皖南、浙東部分地區駐守的元軍勢力相對較弱，這為朱元璋的擴張提供了機會。
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開始了他的軍事擴張計劃。他派遣徐達、常遇春、胡大海等得力將領分別攻佔了寧國、徽州、池州等地。這些地區的佔領，不僅擴大了朱元璋的勢力範圍，還為他進一步向東南方向發展奠定了基礎。第二年，朱元璋親自率兵攻克了婺州今浙江金華），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浙東的勢力。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的軍事行動繼續推進，他成功攻佔了衢州、處州等地，將皖南以及浙東的東南部地區納入了自己的控制之下。這些地區的佔領，使得朱元璋的勢力範圍迅速擴大，為他日後的統一戰爭積累了重要的資源和地緣優勢。
在軍事擴張的同時，朱元璋也十分注重恢復農業生產，以穩定後方。他任命康茂才為都水營田使，負責在各地興築堤防，興修水利，預防旱澇災害，經營農田。這些措施不僅改善了當地的農業生產條件，還為農民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生產環境。此外，朱元璋還設立了管理民兵萬戶府，仿效古代寓兵于農的做法，選拔強壯農民，讓他們在農忙時耕作，農閑時練習武藝。這種做法既增強了軍隊的戰斗力，又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朱元璋還多次蠲免田賦，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贏得了農民的擁護和支持。
朱元璋還接受了朱升的建議，提出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戰略方針。這一方針體現了朱元璋的遠見卓識和穩健的治國理念。他沒有急于稱王稱帝，而是專注于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積累資源，等待時機。這些措施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在朱元璋統治的地區，農民生活相對安定，軍糧也有了充足的供應，為他日後的統一戰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朱元璋佔領浙東等地的同時，北方的紅巾軍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韓林兒、劉福通所領導的紅巾軍遭到了察罕帖木兒等元軍及地主武裝的猛烈襲擊，形勢逐漸變得不利。與此同時，徐壽輝被部將陳友諒殺害，陳友諒雖然勢力強大，但內部“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難以形成統一的戰斗力。明玉珍雖然在四川建立了一方勢力，但他的目標僅限于偏安一隅，缺乏進取心。佔據甦州的張士誠和浙東慶元的方國珍早已歸附了元朝，他們在所轄地區內只知霸佔田產，奴役佃戶，腐化享樂，完全不關心人民的疾苦，因此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這種復雜的形勢，為朱元璋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他不僅在軍事上不斷取得勝利，還在政治上贏得了民心，在經濟上積累了資源。他的勢力逐漸壯大，成為當時各支起義軍中最具潛力的一支。朱元璋的崛起，不僅改變了南方的軍事格局，也為最終推翻元朝統治、建立明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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