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術作為中醫臨床常用藥，其使用與炮制的歷史演變始終與中醫理論發展、臨床需求及炮制技術進步緊密關聯。從早期的簡單應用到後世的精細化炮制，其演變過程體現了“藥隨癥變、制以適癥”的中醫用藥思想。以下按歷史時期梳理其核心演變脈絡
一、先秦至漢代初識藥性，生用為主
白術的藥用記載最早可追溯至《神農本草經》（成書于漢代），書中載其“味苦，溫。主風寒濕痹，死肌，痙，疸，止汗，除熱，消食”，明確其燥濕、止汗、消食的基本功效，但未提及炮制方法。
這一時期的臨床應用以生用根睫為主，炮制僅為簡單的淨制（如去除雜質、刮去外皮）。如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白術”入藥的方劑（如理中丸、真武湯）均未注明炮制，推測為原生藥材直接使用，功效偏重于燥濕利水、溫陽散寒，適配當時外感病、雜病中“寒濕為患”的核心病機。
二、魏晉至唐代炮制萌芽，方法初現
隨著臨床實踐增多，醫家開始探索通過加工改變白術藥性。魏晉時期《名醫別錄》首次提及白術“利腰臍間血”，拓展其功效範圍；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記載“凡使，刮去皮，搗篩用之”，仍以淨制為主，但已意識到“去皮”可減少刺激性（外皮可能含揮發油成分，過量易致燥烈）。
唐代是炮制技術的萌芽期，孫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出現酒浸、米泔水浸等炮制方法如“白術，酒浸一宿，切，曝干”，目的是“緩其燥性”，適應脾胃虛弱者的耐受需求。此時炮制仍以“減毒增效”為核心，方法相對簡單。
三、宋代炮制規範化，方法多樣化
宋代官方藥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的編纂，推動了炮制技術的規範化。這一時期白術的炮制方法顯著增多，出現炒、蒸、土炒、麩炒等，且與臨床功效的關聯更明確
炒白術《局方》記載“白術，銼，炒黃”，通過炒制降低揮發油含量（如蒼術酮減少），緩和其燥性，增強健脾之功，適用于脾胃虛弱、食少便溏者。
土炒白術首創“以灶心土炒”（《聖濟總錄》），利用土的“溫中和胃”特性，使白術更貼合“健脾止瀉”需求，用于脾虛泄瀉（如小兒脾虛久瀉）。
蒸制白術“蒸令軟，切”（《證類本草》引《經驗方》），通過蒸制破壞部分揮發油，保留多糖等成分，偏于補而不燥，適用于陰虛兼脾虛者。
宋代醫家已意識到，不同炮制方法可“調整藥性”生白術偏于燥濕利水，炒制品偏于健脾益氣，為後世“炮制歸經”理論奠定基礎。
四、金元至明清炮制理論成熟，臨床適配精細化
金元時期，李東垣、朱丹溪等醫家重視“脾胃為後天之本”，進一步推動白術炮制與“健脾”功效的結合。李東垣在《脾胃論》中強調“土炒白術”的應用，認為“土能助脾”，通過土炒可增強白術“補脾氣、助運化”之力，用于治療“脾胃氣虛、納呆乏力”等癥，將炮制與“髒腑歸經”理論直接關聯。
明清時期，炮制理論趨于成熟，醫家對白術不同炮制品的臨床適配性進行系統總結
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白術，生用則燥濕，炒用則健脾”，明確生品與炒品的功效差異；同時收錄“蜜炙、酒炙”等法，拓展其應用（如蜜炙增強潤肺之功，用于脾虛兼燥咳）。
清代《修事指南》提出“炮制不明，藥性不確，則湯方無準而病癥不驗”，強調白術炮制的規範性如麩炒需“炒至微黃，篩去麩皮”，土炒需“灶心土炒至掛土色”，確保藥效穩定。
這一時期，白術的臨床應用已形成“按需選用”的體系生用治水腫、濕痹；麩炒治脾虛食少；土炒治脾虛泄瀉；酒炒治風濕痹痛兼脾虛，實現了“炮制隨癥變”的精準用藥。
五、現代炮制標準化與科學驗證
現代對白術炮制的研究聚焦于“傳承與創新”
炮制規範化《中國藥典》（101novel.com101novel.com年版）收載白術的炮制方法為“生白術”和“麩炒白術”，明確炮制工藝（如麩炒時“中火炒至表面黃棕色，逸出香氣”），確保質量可控。
科學驗證現代研究證實，炮制可改變白術成分生品中揮發油（蒼術酮等）含量高，燥濕利水作用強；麩炒後揮發油減少約30，多糖含量相對升高，健脾益氣（如調節胃腸功能、增強免疫）作用更突出，印證了古代“炒用健脾”的經驗。
臨床應用細化生白術多用于便秘（利用其揮發油促進胃腸蠕動）、水腫；麩炒白術多用于慢性胃炎、消化不良等脾虛證；土炒白術仍用于小兒脾虛泄瀉，形成“傳統經驗+現代證據”的用藥模式。
總結演變核心趨勢
白術的使用與炮制演變，本質是“藥性與病癥的動態適配”從早期生用治寒濕，到宋代通過炮制分化出“燥烈”與“溫和”不同藥性，再到明清形成“按需炮制”的體系，最終在現代實現標準化與科學化。其核心邏輯始終圍繞“減其燥性、增其健脾、適配病機”，體現了中醫“治未病”與“辨證施治”思想在中藥炮制中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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