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史書或是後人怎樣評價這位了翁先生。不過可以負責任的說，了翁的《尊堯集》卻是引發了元豐、元佑兩黨于徽宗朝再次爭斗的一根導火索。
于是乎，留在“政和初春”的“崇寧殘雪”再心入。
于是乎，便又是一個“自此浮沉不由人”。朝中兩黨又將那“知性相殺，薪火不斷”之事重來。
然，如此勢均力敵的爭斗，卻是給了呂維這幫人一個天大的時機。卻又讓呂維一個扼腕嘆息。
自家這一手“德洪冒籍訕謗”陰損還未使出，那天覺相，就已經在兩黨第一波次的爭斗中倒下了。
天覺相雖為人中剛，但是，讓他處理通貨膨脹這等，到現在都還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著實有些難為他了。
倒不是這張商英無能，北宋的整個政府本身，對于處理這種復雜的經濟情況的經驗，卻不能說是不足。那叫壓根就沒有啊！
咱們改革的初期，還有美國這塊石頭可以摸著過河。
北宋那會？美國？整個歐洲還不知道在哪里轉筋呢。
那就摸著石頭過河唄！
別鬧了，那會我們就是那塊河里的石頭！整個世界都在等著摸著我們過河呢！
然，更要命的是，但凡有點經驗的都被干掉了，比如說蔡京。
咦？怎麼說蔡京精于此道？
倒不是他精于此道。而是這位三朝元老一直在從事這件事。拆東牆補西牆經驗比較多罷了。基本還能讓政府不至于喪失經濟的把控能力。
北宋的那場經濟危機，源于“準備金”不足而導致貨幣超發。並且到哲宗朝後期，也就不要什麼準備金了，直接發行算了，反正準備金老是不夠用。
到了徽宗朝，崇寧年的貨幣改革，將“交子”改為“錢引”的同時，有用《募役法》讓富戶出錢，全國性的搞大基建來盤活經濟，然卻只是一個稍微暫解了經濟危機的爆發。
然，蔡京杭州居住後，交子又是一個“不蓄本錢”的大規模的超發。至大觀四年便是一個“至引一緡，當錢十數”。
可笑嗎？不可笑。沒經驗罷了。
但是，如果沒有他們這樣，我們現代人看來既可笑的又愚蠢的作死的行為，那麼這些行為，也可能是我們現代人的必由之路。
畢竟，我們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前行。
雷，總得有人去踩的。
這經濟危機麼，說起來倒是簡單。
比如說一個封閉性的社會，有一百人來說。
假設，這個一百人社會所創造出來物資也是完全夠一百人用的。而且，資源分配也是平均的。
每個人都有百分之十。這樣就能達到一定的社會基本平衡和穩定。
但是，現在這一百人中的一個人就佔有了全部資源的百分之九十，那麼剩下的就九十九個人，也只能分到社會財富的百分之十。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現象，整個社會的資源、貨幣只有那麼多。佔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消費能力再強，也不可能替代其他人的消費力，因為消費能力和實際消費力是不能劃等號的。
消費能力是我有這樣的能力，消不消費看我自己的意願。消費力就不一樣了，那是一個被迫的，關乎生存的剛需。
但是，一個社會的消費趨勢，往往是向高附加的值商品趨近。也就是向消費能力趨近。
而對于生活必需品的低附加值的剛需，他們的消費力也就是和原來的差不多。
這就造成了低附加值剛需商品的消費力不足，高附加值的商品生產過剩。
而那些手頭只有百分之幾財富的九十九個人，由于消費力不足，又買不起那些低附加值的剛需產品的話，那就會造成整個社會產能過剩而整體的消費力下降。
社會消費力整體下降又會造成新一輪的生產力過剩。
這樣的話，也就造成了這個小社會整體的冗余財富成幾何倍數的增加。
這樣就造成了一個看似富足，內里卻是整體社會的積貧積弱。
也就是錢確實很多，但是，有錢的因為消費力，錢多的沒地方花。
沒錢的又幾經努力卻依舊掙不到錢，從而產生絕望性的躺平，進入以維持生存為目的的低消費。這樣的話自然也沒錢去消費。
如此，便是進入了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貧富差距，而且，一旦形成，這種差距會逐漸拉大，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當然，這只是一個樂觀的、簡單的理想狀態下的假設。實際情況，要比這一百來人的封閉社會要復雜得多。
這種復雜情況對于改革派的元風黨而言，也是有經驗應對的。比如說，王安石的《募役法》。
《募役法》說白了，就跟現在的個人所得稅差不多。朝廷派下徭役，窮人出力富人出錢。出錢的可通過雇佣窮人來免除徭役。
蔡京也有他的經驗擴大政府性投資行為，利用王安石留下的《募役法》繼續從富戶身上摳錢！
摳出來的錢拿來進行大基建。雇佣貧民，去興修水利、挖運河、辦官學、修驛道、資助居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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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惜對西夏、河湟之地發動戰爭，來轉嫁國內的經濟危機。
崇寧年間，全國各地玩命的修建漏澤園、居養院、安濟坊等等，這些個“官辦貧困救助制度和組織機構”。你以為那蔡京良心發現啊？那只不過是對付日益膨脹的經濟危機的手段而已。
然而，對付通貨膨脹性的經濟危機，基礎建設以及慈善機構、社會慈善事業大量的投資，對拉動經濟那效果是立竿見影的，起碼能讓富戶手中過剩的消費能力釋放出來，讓貧民中過剩的社會勞動力都能掙到錢。從而刺激大宗的低端剛需消費，使得大量的生產力向低端消費品傾斜，讓貨幣流通性增加。
而且此舉能起到穩定民心的作用。
交子也好，錢引也罷，不流通不進行交易的話，那就是紙啊！如此元佑黨人口中的“與民奪利”、“虛耗國帑”倒是比經濟崩潰好一些。
那張商英倒是看不到此間奧義麼？
可以很坦誠的告訴你，能看到，但是他干不了。
為什麼干不了？有皇帝幫他撐腰耶！還不夠他臭屁的？
然而，即便是有那說話不怎麼算數的皇帝撐腰，那元佑黨人也不允許他怎麼干，全國絕大多數的豪民富戶也不允許他這麼干。因為那些個豪民富戶可是他們詩酒田園的金主，得罪不得。
那天覺先生本就是元佑黨籍，但因本人“持中”的執政理念在那元佑黨人心中便是個異類。
本身就有“謂蔡京雖明紹述”的口實，這一但效仿了蔡京，行那《募役法》便是做實了這個叛“黨”的罪名。
其二，從富戶身上摳錢？說起來容易，實際操作上基本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從富戶身上摳到了錢，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富戶也會想盡辦法再把錢再給弄回來。
屆時便又是一個官商勾結，吏“攜禮亂政”，豪民“殃民牟利”，鬧不好激起民變倒是一個不好收拾。
咦？你說的太絕對了，“吏”怎可“攜禮亂政”？
哈，首先說這“權”是自下而上的。文彥博一句“務要人推耳”說出了多少無奈？
其二不要小看任何一個身在基層的，看似良善之人得“權”之後是什麼樣的。
即便是小區門口的一個保安，你給他一個警棍試試？
那些曾經善良的，存在于社會底層的老人們，絕對有能把一個小區活生生的變成一座監獄。
並美其名曰“管理”，而且他們覺得自己絕對有這樣的權力，去實行這個“管理”。
“管理”在這個詞源于意大利文 e 演變來的，原意是指“訓練和駕馭馬匹”。
所以說，這管理的“管”字便有一種強制的意思在里面。即，通過武力或者是律法的手段去加以約束。
而“理”是“梳理”，“理順”的意思。
意思就是理順了關系，再形成有效的法規去進行相應的約束。
但是現在我們大多數人都把後面的“理”給選擇性的省略了，就剩下“管”了。
不接受“服務”？“管”得你接受“服務”！反正你家在這個小區，你家里還有你的老婆，你的母親，和你的孩子。你在我手里並不是沒有軟肋！
民眾且是享受這管理的“服務”？姥姥！看看現在的物業管理公司的德行你就知道了。
此類事現在都常有，更不要說幾百年前的宋朝。
況且那會作為管理者的小吏，思想還沒“先進”到現在的這種程度，還停留在“禍不及家人”的狀態。
閑話扯遠了，倒是給人落下話柄。書歸正傳！
然，對天覺而言，如此現狀倒是一個方法是有，但無計可施。
一則，此翁為人正直，既不屑那蔡京“舞智御人”之陰詭的手段，又無蔡京那“天資凶譎”的殺伐決斷。
其二，對于那種“睥睨祖宗之法”此等不道之舉，他又選擇了珍惜名譽，大抵是不太可能做的出來。
所以，讓這樣有珍惜羽毛，又瞻前顧後的好人，去治理這一場席卷全國的經濟危機，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也只能一味的咬著貨幣改革不放。
但是，這會，只進行一場單純的更改幣值的“貨幣改革”肯定是不行了。
真正解決方式，是讓貨幣重新流通起來。而且，錢幣上面的數字，在流通面前似乎並不是那麼重要。
倒是個屋漏偏逢連天雨。
七月戊子，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呂惠卿守本官致仕。
這個元豐黨改革激進派的二號人物，自此離開了北宋的政治舞台。
如此，元豐黨團勢弱。
朝中失去了呂惠卿這個大個子吸引傷害，那本就持中的張商英倒是成了朝中元佑、元豐兩黨共同之眼中釘也。
于是乎，八月，己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商英出居城西僧舍，交御史台定奪。
御史台有言“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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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高舉輕打，無關痛癢爾。可見，官家也不甘心屈從于這兩黨相斗的威勢。
然，官家態度曖昧也不頂一個鳥用。
那呂維暗植黨羽便看中時機，再下一城，遂眾疏擊之。將那洪德和尚“冒籍訕謗”之事舊事重提。揪住官家將那痛處再戳一下。
如此便又是一出“真龍案”之翻版。
其結果很直接，也很自然“帝頗嚴憚之”。
辛丑，商英押入。不出一個月三次般出。
御史中丞張克公“歷數其十罪狀，伏望收還相印，明正典刑”。
哈，這張克公干脆叫張十條好了，誰遇到他都能讓他“歷數其十罪狀”。也是比較有意思。
丁巳，詔張商英，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
那位說了，知足吧！知河南府也是不小的官了！至少還跟你保留個省部級的待遇，結局還是不錯的。
但是，保留是暫時的，結局卻是注定的。這“知河南府”前面加一個“出”字意思就不一樣了。
出，為“逐出京城”的意思。
也就是說，他已經被踢出“京官”序列了，更不要說什麼“朝堂議政”了。
而且，北宋來說，“出知某地”的官員一般都是監視居住，不得擅自離開，活動範圍也僅限于出知地的某個城區。
這個待遇基本上和坐牢是一個概念，也就是放風的地方稍微大一點而已。
要不然後來徽宗賜他一個“自便”便是感動的這個老頭子像個被人痛打了一頓，又塞了一塊糖的孩子。
自此，這位歷經三朝，為人持中，尚能勉強權衡朝堂的天覺先生，便無奈的告別了北宋的政治舞台。
後，“尋落職知鄧州，再謫汝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于宣和三年郁郁而終，年七十九”。
此乃後話，且書歸正傳。
卻是不到幾月，朝中風雲變幻。
這席卷整個國家的經濟危機所導致的貨幣信用危機沒能得到解決，倒是兩黨合力，成功的解決了一個宰相。
既然已經達成目的了，那就趕緊處理經濟危機吧？這玩意發展起來且是要命的！
不介！此時便是要痛打落水狗！好不容易這元佑黨佔了上風，不玩出點新花樣都對不起這千載難逢的“盛世”！
于是乎，便是一腔余勇追窮寇，將那朝中、地方看不順眼官員該革職的革職，該問罪的問罪。
先佔了地盤穩了陣腳再說做事。
一時間，那御史台、大理寺且是忙的一個不亦樂乎，來應對這朝野間一番不見血腥的刀光劍影。
以至于將相紛紛落馬，公侯亦不得獨善其身。
其中，也包括汝州一任的那位鐫刻“汝帖”的十三郎。
以昔日其父“密與夏人謀反國。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之罪在兵部侍郎任上被參。
然到得那台獄中，卻遇到了同樣官衣未去的許多故舊親朋。
冤嗎？倒是一個冤枉，如果他那爹當年真的要反，北宋的滿朝文武倒是沒幾個人能把他怎麼樣。
所以說，也別說南宋的樞密院副使岳飛死的冤，比他冤的多了去了。
自他有了“岳家軍”這個稱呼的軍隊之後，“莫須有”，就已經成了一件注定之事。
可是，岳飛是忠臣啊！怎麼也殺的？
忠臣？哈！“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
這話可不是我說的，說這話的乃歷仕仁、英、神、哲四朝，薦躋二府，七換節鉞，出將入相五十余年的文彥博。
況且，這千古罵名的髒活，即便是沒秦檜也會有張檜、李檜去干。
別說岳飛，就連那樞密使之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餃狄青，也因為一句“兵者陰也”出知陳州。這事可是我們的大文豪歐陽修一手操辦的。後世也是不斷有人為歐陽修去辯解，言秦檜為私，歐陽修為公。岳飛死于刑場，而狄青是死于心中不忿。
然，比起王采的“乃下大理，獄成，棄市，𦩑竄瓊州”而言。至少秦檜這廝還未趕盡殺絕，還給我們的岳武穆“留其妻、子”。
但是，想趕盡殺絕的人倒是個大有人在。
這可不是我胡說，宋人王文清所著《玉照新志》上有載“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留，乞絕其急需，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使札付岳氏。士大夫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余。”
這德行連秦檜這樣的爛人都開始罵人了，狠毒可見一斑。
不過，這《玉照新志》非正史，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間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他說的我也不知道做不做得數。
然，由此便能看得出來，宋朝的士大夫們都是些個什麼德行。
岳飛和狄青的冤，與那王家而言，卻是個比不來。
這王家自其祖王師誠，便是一個贈金紫光祿大夫。
後有王令極，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太師。
王世規，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太師。
王振，官至奉禮郎。
王韶，累進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等職，官至樞密副使。
王夏，官至大理寺丞、三司勾當公事。
王厚，贈為寧遠軍節度使……
這一門四代軍功累世的王家，到得這徽宗朝，卻落得一個真真的趕盡殺絕！
說這十幾年前的舊事，這會子翻出來新賬舊賬一起算，亦可看作元佑黨人攜私報那汝州瓷貢之一箭之仇也。
真真的作出一個“狗彘不食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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