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書說到。
宋粲拾了那濟塵禪師那“八風不動禪房”的牙慧，一番操作竟讓那一片死色的豐化堂幻化成一副丹青難寫之意境。
卻因那官家如乞如討的一句︰
“莫負了這清淨。”之言，卻讓那宋粲跪在地上，端是一個大氣不敢出，縮成了一個鵪鶉。
卻在此時，便覺一人拉了他的衣襟。抬眼看，卻見那老黃門使了眼色與他。
隨即便將那宋粲悄無聲息的拉到奉華宮外。
宋粲此時才見宮門外黃門林立，那老黃門拉了宋粲直到宮牆外才止住腳步，躬身望宋粲一禮道︰
“咱家且謝過將軍。才敢請將軍恕咱家唐突犯上之罪。”
此話一出，卻讓那宋粲著實的一愣。雖是不曉得這黃門口中這“謝”字何意，那“唐突犯上之罪”卻為那端。
倒是不敢耽擱，慌忙退身回禮，問道︰
“門公此話怎講？”
那老黃門又拜一下，便叫了那王駕轎攆過來，推了那宋粲上去，口中道︰
“將軍只記得咱家欠您一個人情便是了。”
說罷，便是催了轎夫，一路小跑的將那宋粲送出宮去。
那老黃門，卻望了轎輦消失于宮牆相夾，長長的永享之中，便是一口長氣吐了出來。
倒是身後的內侍不長眼，且叫了一聲門公，舉了手中成摞的札子，望了他示下。
剛的一個安心的老門公哪有那般的耐性，且是嗔斥了一句︰
“拿這些個撈什子來作甚？”說罷，便是甩手遮了口鼻，厭惡道︰
“還不送與皇後宮中去！”
這老黃門見了這札子為何這般的厭惡，且不讓皇帝看了去？其中且有些緣故，倒也是不看也罷。
今日晨朝在那垂拱殿上兩班朝臣又是吵的不可開交。此事卻是個平常，然此番卻是為這科舉選官之事。
“科舉選官”源于隋，興于唐，自北宋得以完善，逐漸成為構建上層建築的基石所系。
然，說這科舉之法于宋，又不得不說這被歷代所詬病的“安石之亂”。
據《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所言，科舉“教、養、取、任皆不得其法”，應立刻以與改革。
這是為何？
倒也不為何，卻與那士紳階層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為什麼不可調和？
北宋之士紳脫胎于前唐之門閥士族。自黃巢一番“天街踏盡公卿骨，轅門遍掛權貴頭”的騷操作，便是徹底完結了門閥士族所謂的血脈門第。自此，這門閥士族便再無緣現于朝堂。
到這北宋，這門閥士族，逐漸演變了士紳。
科舉為民間選士。于是乎，這幫脫胎于門閥士族的士紳階層亦是適應了時代的變遷，而改弦更張了去。
貧民無錢，自然是無法讀書。于是乎，便是全國各地都有了這“私塾”、“書院”，資助了平民百姓讀書。
但是，從“私塾”到“書院”，都不是國家資助的，出資者皆是那豪民巨賈的士紳。
然，國家選士皆從此出，無一例外也。說白了，這種資助行為就是一種政治投資，來維護士紳階層的利益。
這種政治投資是危險的，因為他教的東西基本是不受國家的控制的，培養出來的讀書人做官，也不會把國家利益太當回事。
于是乎，王安石就提出國家出資進行基礎教育。
就這第一條便是斷了豪民所養的讀書人從政來保護他們利益的路子。
而北宋所處機遇，按現在話講就是處于一個農耕文明的“勞役國家”向一個商業、手工業，乃至工業化為主的“財政國家”轉型的過程。
也就是近現代才提出的工業國家的萌芽。
那位說了，北宋連工廠都沒有，怎的就工業化了？還萌芽？
誠然，“工廠”這個詞，在《宋史》中不會有記載。
因為工廠、工業、工人都屬于外來詞匯。清晚期引進于日本。《宋史》中自然不會有。
但是北宋的“作院”和“作坊”倒是有大量的記載。
“作院”的性質倒是和現代的國家出資的工廠類似，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國有企業。“作坊”類似于民營工場。
所謂工業化，並不能狹隘地僅僅理解為工業發展。而是工業增加值佔全部生產總值的比重，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
而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進入工業化就得看這個國家的“煤鐵產量”。
北宋的煤鐵產量具體資料我沒有辦法去找到。不過按日本學者吉田光邦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論集》中的估計，北宋的鐵年產量為三到四萬噸。美國學者郝若貝則有證據證明北宋有七到十五萬噸的鋼鐵產量。
而到十八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鋼鐵總產量才有十四到十八萬噸。
然，北宋的商業、手工業在其經濟中的比重已遠遠超越農耕經濟。
而手中有的鑄幣權，卻是讓周邊遼，夏等國經濟幾近崩潰。
雖是那拿錢買和平的“澶淵之盟，慶歷增幣”被人詬病，卻因貨貿商業及鑄幣權等手段對周邊進行經濟型的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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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為何這北宋連年征戰連年賠錢，卻越打越富的主要原因。
這話不抬杠，且看漢、唐雖強，幾場戰爭下來，也是將國家經濟打的盆碗皆碎，終究是傷了國本。
可這北宋異然，明明卻是賠錢，每每歲幣過後，便是大尺度的錢幣改革。
銅錢變成交子，交子變錢引逐漸將那銅鐵之物變成紙條。而且，這紙條值不值錢且不是你說了算。
然，“安石之心”卻不僅于此，這些個王安石們，且是要得一個“富國強兵”。
因為，打了勝仗再進行經濟掠奪倒是能得到的更多。最起碼，也好過人沒事干就跑過來搶你一回。
遂，于仁宗年間便提出“興科舉”。
應試不分文武。便是文官也加試“騎射”之法，此乃以復周禮六藝。
復“御”、“射”二藝便是強軍。
說白了，文官也得考騎馬打仗。
此乃興軍力打通河西走廊，收復“隴西都護府”之地，恢復宋初軍武立國，再現漢唐視野。此乃“強軍富國”之道。
而宋人武人地位低下，“抑武貶武”之風已經百年矣，文人斷是不願意再習此之“賤”藝。
其旨所言“教”不得法，為應試為教也。書院生源所學，皆為“場屋之學，官場之道”，非為官，亦非理財之道也。
讀書者，只習孔孟之道，詩詞歌賦，斷不可再用也。
那位說了，謬論！說這“場屋之學，官場之道”不能用來倒也罷了。這孔孟之道怎的到你嘴里，也是做不了官了麼？！
卻實沒辦法做官，因為孔孟之道且是教人一個“君子固窮，不堪言利”。
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朝廷，或是一個政府，都是需要大量的財政來支撐的。然，這“孔孟之道”卻要人“錢財視若糞土”，要的是“不與民爭利”的心性。
有此心性雖是好的。但是，何為民？窮的買兒買女的也是民，那豪民富紳亦是民。
商人圖利，豪民守財，為了鞏固自身的社會地位，能分的更多的資源，卻是一個壑欲難平。倒是不肯與那平民一分。
因此，倒是引起了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拉大。于是乎，富有者紙醉金迷，勞苦者易子而食。
更嚴重的還不僅僅多吃一些，多喝一些，多一點社會資源。而是，得了錢財，亦是不願與朝廷一文錢去。問窮的叮當響的，吃了這頓沒下頓的人去收稅，倒是收不上來幾文。而且逼急了也會民變。還得花錢用兵平叛。饒是一個得不償失。豪民又不願給錢，通過自家的社會資源免去自身稅賦。
兩項相加，倒是苦了朝廷，又要養兵，養民，還養了一大幫不干事的冗官。海量的大錢潑水般的去，這下面的稅又收不上來。這國家要是能有錢？說出來跟鬧著玩一樣。
更甚之，根據他們所謂的商業規律，出賣國家的利益來換取自身的富甲一方這事，那干起來，且是沒有一點心理負擔的。
這事不只宋有，直到現在那幫人也是這副德行。看看李嘉誠、潘石屹之流吧，近期最好的例子。
這養不得法所指，便是各地“寒士”均出書院，實為鄉紳豪民所供養，而所謂“寒士”也是有個“士”字在後面，他們可不是平民百姓。
然，朝廷的政策為“牢籠治士”考中即授，而成冗官之勢。
那“寒門”若得權柄必先報士紳豪民之恩，而不思報國。
而取不得法，則是“以書取人而不量其才”。說是“以書取人”倒是客氣的了。
過去的取官途徑主要是科舉、門蔭補官、從軍補授、吏人轉為正式官員、交給國家一定數目糧食也可以授予官職。
你且去想，這幫人當官之後會是一個什麼場景。買賣，自然是個有買有賣。花錢當官，做官斂財之事亦是個理所應當。而且，會造成一個更大的問題——冗官。
《文獻通考》記載“宋神宗元豐年間曾鞏統計國家財政支出，宋真宗景德年間官員總計萬余人，宋仁宗皇佑年間官員總計兩萬多人，宋英宗治平年間官員總計兩萬四千員。
北宋境內當時才二百三十多個縣，這樣的官員數量著實有些過分。
但是到後來更過分，饒是一個愈演愈烈。
元豐八年，元豐改制官員數量下降到了兩萬余人。
宋哲宗元佑三年官員總計三萬四千多。
徽宗政和元年多達四萬三千余眾。
北宋有不少大臣都提出過冗官問題。
如包拯曾給皇帝寫過《論冗官》,司馬光寫過《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群臣上殿�子》，宋真宗咸平年間楊億曾提出建議，應該給三省六部實權。宋仁宗時期吳育提出恢復尚書省權力。但都沒能實現。
範仲淹于慶歷新政著手解決冗官問，最後也以失敗告終。
王安石也不例外。治理冗官饒是一個不易。
這官多了不好麼？不好，而且百分之八十的都是虛餃。不做事但正俸照領。另外還要給他們添支、職錢、衣賜、茶酒廚料、飼芻、薪炭、隨扈等等的費用補貼。在治平二年，國庫欠債一千六百多萬貫，這還是只金屬貨幣算來。如此國家財政收入已經入不敷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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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這任不得法︰則為官員考核，處罰太過寬松，且上官不長任，而下官則不動。
以汝州為例，州牧郡宰為上官，卻人脈不通，賞罰不得用，而至政令不行。
更有甚之，還要仰下屬鼻息而存。
然，此非汝州之特例，此等事務在宋卻已成積習沉痾。
下官冗余過多，再加上國家財政不足，下等級官員官俸自然就日益微薄。
而在一個城市經濟發達、盛行奢靡之風的北宋，下等級官員官俸微薄且寬松管理就等同于縱容官員去貪腐。
安石新黨所作科舉“教、養、取、任”之變革卻是將那士紳集團推向萬劫不復之地也。
然，經過士紳們長達百年的經營，這朝中做官的“寒士”已成氣候。勢必先維護了豪民的利益。
由此，兩黨之爭自始便不可調和。
這場黨爭便從那仁宗為始經“仁、英、神、哲、徽”五帝而不衰。
自高後垂簾，利用司馬光廢除新法之後，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利，又將元佑黨分裂為蜀、洛、朔三黨，且愈演愈烈，史稱“蜀、洛、朔之爭”。
徽宗即位，任蔡京為相。此翁倒是個為人雖務實，但手段狠辣。各黨朝臣皆忌其手段，便作偃旗息鼓狀，私下卻是用盡了手段，拼了命的也要將其罷逐。
那位說了，你這是為蔡京翻案麼？翻案？倒不至于。只不過只是按照《宋史》里面記載的說。
你要是硬說《宋史》造假或者胡說，那就當我沒說。在野史和正史之間，我還是相信正史多一些。畢竟正史所寫的是有佐證的。
《宋會要•食貸下》詳載︰“崇寧二年，諸路歲稔，遂行增價折納之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寧法從事，民以谷菽，物帛輸積負零稅者听之”、“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及貧，自近及遠”、“天下甫賦，五年外戶口不存者盡蠲之”。
設講義司“取政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是為財政。
設置“稻田務”，“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 大河”，“墾復荒田三萬四千三百余頃”是為桑農。
並“舉薦王厚，高永年為邊帥，率師十萬西征，克復鄭、湟、廓三州”，重建 “隴西都護府”是為軍戰。
“就城南大築學宮，列屋千八百七十六楹，賜各群雍，廣儲學士，研究王安石的《經義字說》”是為教育。
經過一番的改革，才有的大觀元年“幣庾盈溢，年余泉幣五千多萬緡” 時有“豐、享、豫、大”之說。
人家財政也整治了，國家財政也增加了，天下稅賦也搞了，基礎工程也玩了，教育改革也弄了，仗也打贏了，國家原先丟失的疆土也收回了，您跟我說說這老家伙的“奸”，且在哪里？
綜上所看，便是動了那些豪民富戶的荷包，為士紳階層所不容也。
是六賊是能臣，且看史書卻非評論。
中國的文字語言倒是個博大精深。
如是說“我喜歡別人床上的女人”由此話可斷，說這話的必是人渣無疑也。
若這詞語稍作變動，換做“我喜歡的女人在別人床上”頓時便是一個讓人心生憐憫，是為愛情忠貞之典範也。
其實這兩句話就是一個意思——“惦記著別人的女人”，只不過看有心之人怎麼去誘導了，也是看個人理解。
以上均為安石新法，卻以蔡氏在任之時為之，怎辯？
史書留名者，何人所為？倒是宋史筆法，耐人尋味。
然，正史難讀，野史倒是隨和，因為那玩意寫的一個通俗易懂啊。
為何？大白話且是易于百姓之口坊間傳。而且，在絕大多數的時候，群眾的眼楮也不是雪亮的，你說什麼他就信什麼？就是圖個好玩，奶嘴效應而已。
就看我這小說吧，佶屈聱牙的，辛苦的又寫來，洋洋灑灑五十萬字，倒也沒幾個人看來。
且不抱怨來！
說這北宋的官家也難做，只因這北宋的官風史上聞名。
那是朝堂辯論起來吐沫星子都能噴皇上一臉的。無他，
臣強君弱，便是“侍道不侍君也”。所謂“道”者，亦非他們口中的治國之道，而是各自鞏固勢力，保住發財的黨團之“道”也。于是乎，這個官家倒了，便有新的官家來矣。所以，元豐者所言“富國強兵”，元佑者便已“與民爭利”回之。
官家沒有辦法，只得順其意，便是“無為而治，堪比堯舜也”！稍有言辭，且拿了“萬般皆可，但不宜為君”言之。倒是忘了“食君之祿，民脂民膏”這檔子事了。
是為，貪官猶可恨，卻不如這與國而不顧，結黨營私者。雖不貪，卻素餐其位，行那蠅營狗苟之事者應殺之而後快！
閑話少說書歸正章。
而宋粲所舉卻是讓這官家稍得片刻清淨。
那黃門連日來侍奉于朝堂且是看在眼里，故對宋粲有這一謝。
宋粲不知其中所以然，便也是懵懂之中，心內卻想著蔡字恩寵卻是如何處之。
有心上奏，卻不得時機，然父親又有“無將大車”之言，讓宋粲心內惴惴。
剛想開口，便見那老黃門將手一招，便見那內侍排著那半幅王駕儀仗過來。
宋粲無奈，只能听了喝上了轎攆，一路匆匆出了東華門。
此時，才發現，那本應被那黃門取了的“蔡字恩寵”的錦盒，依舊靜靜地躺在身邊。
倒是一個郁悶，心下想了，且不是那黃門沒看到這錦盒，只是不想收了去也。
心下翻涌，且是想起父親與他那“無將大車”諱如啞謎之言。
有道是︰
無將大車且緩行，
漫天塵埃入冥冥。
塵兮 兮卻莫問，
思眾小事有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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