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師生于東漢建安十三年（101novel.com8年），此時正值曹操統一北方、赤壁之戰爆發的關鍵年份，天下三分的格局初現雛形。
他的父親司馬懿，是曹魏政權中後期最重要的謀臣之一，早年雖避世不出，卻因才華被曹操強征為官，後憑借多次獻策、抵御諸葛亮北伐等功績，逐漸成為曹魏的“柱石之臣”；母親張春華，是河內郡名門之女，聰慧果決，曾為司馬懿掩蓋“裝病避仕”的真相，助其躲過曹操的猜忌。
出身于這樣的世家大族，司馬師自小便接受了嚴苛的教育與政治燻陶。
他幼年時便展現出遠超同齡人的沉穩與聰慧，《晉書》記載他“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不僅精通經史子集，還擅長兵法謀略，更兼習武強身，是典型的“文武雙全”之才。
少年時期，司馬師便與當時的名士交往密切，如夏侯玄、何晏等人，這些人皆是曹魏宗室或高官子弟，形成了早期的社交圈層。
不過，與夏侯玄的“尚玄談、重虛名”不同，司馬師始終保持著務實的態度，他深知在亂世之中，僅有才華不足以立足，更需隱忍與謀略。
司馬懿對這個長子寄予厚望，很早就開始帶他參與政治事務。
在司馬懿抵御諸葛亮北伐期間，司馬師曾多次隨父出征，負責後勤調度或領兵側翼，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
同時，他也在父親的授意下，暗中結交曹魏內部的中下級官員與軍中將領，為司馬氏培植潛在的勢力。
這一時期的司馬師，如同一條潛于淵中的龍，看似默默無聞，實則在暗中積蓄力量，等待合適的時機。
值得一提的是，司馬師的婚姻也與曹魏政權緊密相連。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曹魏重臣夏侯尚之女、夏侯玄的妹妹夏侯徽。
這場婚姻本質上是司馬氏與夏侯氏兩大世家的政治聯姻，夏侯氏作為曹魏宗室的“旁支核心”，勢力龐大，司馬懿通過這樁婚事，進一步鞏固了司馬氏在曹魏政權中的地位。
而司馬師在這段婚姻中，不僅獲得了夏侯氏的支持，更通過與夏侯玄的親屬關系，深入了解了曹魏宗室與朝堂重臣的內部動態，為日後的政治決策了重要參考。
如果說少年時期的司馬師是“潛龍在淵”，那麼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變”，便是他利刃出鞘、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央的關鍵轉折。
此時，司馬懿已被曹魏宗室曹爽排擠，明升暗降為太傅，失去了實權；而曹爽憑借宗室身份，獨攬朝政，結黨營私，不僅得罪了朝中老臣，還激化了與司馬氏的矛盾。
司馬懿深知曹爽的野心，決定以退為進，再次“裝病”避禍，暗中策劃反擊，而司馬師則成為了父親最核心的助手。
在“高平陵之變”前的準備階段，司馬師承擔了最關鍵的任務——組建“死士”隊伍。
據《晉書》記載，司馬懿在策劃政變時，僅與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二人商議，而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
三千死士並非一朝一夕可成，需長期隱匿、供養，還要確保忠誠度與執行力，這足以體現司馬師的謀劃能力與組織能力。
當時，就連司馬懿也對長子的“隱秘布局”感到驚訝，曾感嘆“此子竟可成大事”。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曹爽陪同魏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魏明帝曹�O 韭碥渤沒 洌 浴盎侍 筅 鋇拿 澹 乇章逖舫敲牛 刂浦惺嗷 埂 br />
此時，司馬師的角色至關重要他親自領兵駐守司馬門，阻止曹爽黨羽進入皇宮；同時，他迅速接管了洛陽城內的禁軍，切斷了曹爽與城內的聯系。
整個過程中，司馬師鎮定自若，調度有序，絲毫沒有初掌大權的慌亂，與弟弟司馬昭的“夜不能寐”形成鮮明對比。
政變的結果，是曹爽集團的徹底覆滅。
曹爽選擇投降後，司馬懿、司馬師父子並未手軟，以“謀逆罪”將曹爽及其黨羽何晏、丁謐、桓範等人全部誅殺，且“夷三族”。
這場血腥的清洗，不僅清除了司馬氏掌權的最大障礙，更震懾了朝中反對勢力，讓曹魏政權的實際控制權落入司馬氏手中。
而在這場政變中，司馬師憑借“陰養死士”“掌控禁軍”“穩定局勢”三大功績，正式成為司馬氏集團的“二號人物”，其地位僅次于司馬懿。
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懿雖仍是司馬氏的核心，但年事已高（時年70歲），許多具體的政務與軍事事務，開始交由司馬師處理。
司馬師也借此機會，進一步鞏固權力他提拔忠于司馬氏的官員，替換曹魏宗室在地方與軍中的勢力；同時，他注重收攏民心，減輕賦稅，修復水利，通過一系列惠民政策，改變了司馬氏“權臣專權”的負面形象，為司馬氏代魏積累了民意基礎。
嘉平三年（251年），司馬懿病逝，司馬師以長子身份，正式繼承父親的權力，擔任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總攬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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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曹魏政權，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涌動曹魏宗室對司馬氏的專權早已不滿，地方將領中也有不少人忠于曹魏，試圖推翻司馬氏的統治；而朝中老臣雖不敢公開反對，但對司馬師的“年輕掌權”（時年43歲）仍存疑慮。
面對這樣的局面，司馬師展現出了遠超同齡人的政治手腕與鐵血魄力，通過“穩定中樞”與“平定叛亂”，牢牢掌控了政權。
司馬師掌權後，首先做的便是“穩定人心”。
他延續了司馬懿時期的“寬政”政策，對朝中官員“恩威並施”對于忠于司馬氏的老臣，如蔣濟、王凌等人，他予以重用，保留其爵位與權力；對于持中立態度的官員，他不加逼迫，允許其“各司其職”；而對于暗中反對司馬氏的曹魏宗室與官員，他則采取“隱忍觀察”的策略，不輕易動手，避免激化矛盾。
同時，司馬師注重“制度改革”，以提升行政效率。
他簡化了曹魏後期繁瑣的官僚制度，裁撤冗余官員，選拔有才能的寒門子弟入朝為官，打破了世家大族對官場的壟斷。
這一舉措，不僅得到了寒門子弟的支持，也削弱了曹魏宗室與舊貴族的勢力，進一步鞏固了司馬氏的統治基礎。
此外，司馬師還十分重視“輿論引導”。
他提倡“尊儒重教”，修復因戰亂受損的太學，鼓勵學者著書立說，通過宣揚“忠君愛國”的思想（此處的“君”雖為魏帝，實則為司馬氏掌控下的政權），營造穩定的社會氛圍。
同時，他嚴禁官員“結黨營私”，對貪腐官員嚴懲不貸，樹立了“清正廉明”的執政形象。
司馬師掌權後，面臨的第一次重大挑戰，便是嘉平三年（251年）的王凌之亂。
王凌是曹魏的老臣，曾任司空、太尉，與司馬懿同輩，素來忠于曹魏，對司馬氏專權極為不滿。
他認為魏帝曹芳年幼，被司馬氏控制，于是暗中聯合外甥令狐愚（兗州刺史），計劃擁立楚王曹彪（曹操之子）為帝，在壽春（今安徽壽縣）另立朝廷，與司馬師掌控的洛陽政權對抗。
王凌的計劃起初十分隱秘，但很快被司馬師察覺。
此時，司馬懿剛去世不久，司馬師若立即出兵平叛，可能會引發朝中動蕩；但若放任不管，王凌的勢力將進一步擴大。
面對兩難局面，司馬師選擇了“先穩後打”的策略他首先以“加官進爵”的名義，任命王凌為太尉，麻痹對方，使其放松警惕；同時，他暗中調遣荊州刺史胡遵、豫州刺史諸葛誕等人，領兵向壽春方向集結，形成包圍之勢。
嘉平三年四月，王凌見時機成熟，決定起兵反叛，卻發現自己已被司馬師的軍隊包圍。
此時的王凌，既無兵力優勢，也無民心支持，深知大勢已去，最終選擇投降。
司馬師並未對王凌施以極刑，而是將其押往洛陽，途中王凌自殺。
不過，為了震懾其他反對勢力，司馬師仍下令將王凌、令狐愚“夷三族”，並賜死楚王曹彪，同時將曹魏宗室諸王全部遷往鄴城（今河北臨漳），派人嚴加看管，徹底消除了曹魏宗室的反抗可能。
王凌之亂的平定，不僅鞏固了司馬師的權力，更向天下宣告了司馬氏“不容反叛”的決心。
此後，朝中與地方的反對勢力雖仍有不滿，但大多不敢再公開與司馬氏對抗，司馬師的統治地位進一步穩固。
正元元年（254年），司馬師迎來了掌權後的又一次重大考驗——魏帝曹芳與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等人密謀，試圖剝奪司馬師的權力，恢復曹魏宗室的統治。
李豐等人是曹魏舊臣的代表，夏侯玄更是司馬師的前小舅子，他們認為司馬師“專權跋扈”，已威脅到曹魏的存亡，于是暗中聯絡宮中宦官與部分禁軍將領，計劃在朝堂之上發動政變，誅殺司馬師。
然而，這場密謀很快被司馬師的眼線察覺。
司馬師得知消息後，並未慌亂，而是迅速采取行動他先以“議事”為名，將李豐、夏侯玄、張緝等人召入大將軍府，隨後當場揭露他們的密謀，將三人全部逮捕。
在審訊中，司馬師並未嚴刑逼供，而是憑借掌握的證據，讓三人無從辯駁，最終以“謀逆罪”將他們誅殺，並“夷三族”。
誅殺李豐等人後，司馬師意識到，魏帝曹芳雖年幼，但已成為反對勢力的“精神象征”，若不廢黜，日後必成隱患。
于是，他以“曹芳年長不親政，沉迷酒色，不能承繼大統”為由，上奏皇太後郭氏，請求廢黜曹芳，改立高貴鄉公曹髦（曹丕之孫）為帝。
當時，朝中雖有部分官員反對，但在司馬師的壓力下，最終無人敢公開抵制。
同年九月，曹芳被廢為齊王，遷往河內郡；曹髦登基為帝，成為司馬氏掌控下的新傀儡。
廢立皇帝，是中國古代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往往伴隨著流血沖突與政權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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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司馬師通過“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不僅順利廢黜了曹芳，還立了一個更年幼、更易控制的曹髦，既消除了隱患，又未引發大規模的政治動蕩，足以體現其政治手腕的成熟與權力的穩固。
此時的司馬師，已成為曹魏政權實際上的“無冕之王”，距離代魏僅一步之遙。
正元二年（255年），司馬師的權力達到巔峰，但一場更大的叛亂也隨之爆發——揚州刺史文欽與鎮東將軍毋丘儉在壽春起兵反叛，史稱“毋丘儉文欽之亂”，這是“淮南三叛”中的第二次叛亂，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文欽與毋丘儉都是曹魏的資深將領，曾隨司馬懿、曹爽等人征戰多年，對司馬氏專權極為不滿。
尤其是文欽，與司馬師素有矛盾，其子文鴦更是驍勇善戰，被文欽視為“破敵利器”。
正元二年正月，文欽與毋丘儉以“討伐司馬師，恢復曹魏正統”為名，在壽春起兵，兵力達五六萬人，並向各州郡發布檄文，號召天下諸侯共同討伐司馬氏。
此時的司馬師，正患有眼疾（據史書記載，他此前因過度操勞，眼楮上長了“瘤疾”，時常疼痛），身體狀況不佳。
面對文欽、毋丘儉的叛亂，朝中大臣紛紛建議司馬師派弟弟司馬昭領兵出征，自己留在洛陽養病。
但司馬師深知，此次叛亂規模龐大，文欽、毋丘儉素有威望，若不親自出征，恐難平定，且一旦司馬昭領兵在外，朝中可能出現權力真空，引發新的動蕩。
于是，他不顧眼疾的疼痛，決定親自率軍平叛。
司馬師親率十萬大軍，抵達項城（今河南沈丘），與文欽、毋丘儉的叛軍對峙。
他采取“分兵包抄”的策略一方面，派鎮南將軍諸葛誕領兵進攻壽春，切斷叛軍的後路；另一方面，派兗州刺史鄧艾領兵駐守樂嘉（今河南項城西北），引誘文欽來攻。
文欽果然中計，派兒子文鴦率精銳突襲樂嘉，試圖一舉擊潰鄧艾的軍隊。
文鴦驍勇善戰，率部連夜突襲，在司馬師的軍營外大聲吶喊，嚇得司馬師“眼球突出”（眼疾復發，瘤疾破裂），疼痛難忍。
但司馬師為了穩定軍心，始終咬著牙，用被子蒙住頭，不敢發出一點聲音，甚至將被子咬破。
左右侍從見他如此痛苦，都勸他撤軍，但司馬師堅決拒絕，堅持指揮軍隊反擊。
最終，文鴦的突襲未能成功，文欽、毋丘儉的叛軍因後路被斷，軍心渙散，很快被司馬師的軍隊擊潰。
毋丘儉在逃亡途中被殺，文欽則率領殘部逃往吳國。
“毋丘儉文欽之亂”被成功平定，司馬師再次穩固了司馬氏的統治。
然而，這場平叛之戰也徹底拖垮了司馬師的身體。
由于眼疾惡化，加上連日操勞，司馬師在班師回朝途中，于許昌病逝，時年48歲。
臨終前，司馬師召見弟弟司馬昭，將權力正式交給他，並囑咐道“吾今疾甚，汝繼我為大將軍，總攝朝政，切勿辜負父兄之業。”隨後便溘然長逝。
司馬師的一生，雖然短暫（僅48年），卻對三國後期的歷史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
他是司馬氏代魏的“關鍵承繼者”——父親司馬懿為司馬氏奠定了掌權的基礎，而司馬師則通過平定叛亂、廢立皇帝、鞏固權力，將司馬氏的統治從“不穩定”推向“穩固”，為弟弟司馬昭“稱公封王”、佷子司馬炎建立西晉鋪平了道路。
若沒有司馬師在高平陵之變中的“三千死士”，沒有他平定王凌、毋丘儉之亂的鐵血手段，沒有他廢立魏帝的決斷，司馬氏或許早已被曹魏宗室推翻，西晉的建立也將無從談起。
從政治與軍事才能來看，司馬師無疑是三國後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沉穩隱忍，善于謀劃，在高平陵之變前“陰養死士”，體現了他的長遠眼光；他臨危不亂，在政變與叛亂中調度有序，體現了他的軍事才能；他恩威並施，在掌權期間整頓朝綱、收攏民心，體現了他的政治手腕。
就連《晉書》也評價他“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
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子元是司馬師的字）。
然而，司馬師的一生也充滿了爭議。
他作為曹魏的臣子，卻“專權跋扈”，誅殺宗室，廢立皇帝，被後世視為“亂臣賊子”的代表。
尤其是他在平定叛亂時“夷三族”的鐵血手段，以及廢黜曹芳的行為，被傳統儒家史觀批判為“不忠不義”。
唐代史學家房玄齡在《晉書》中雖肯定了他的才能，卻也指出他“遂使神器幽淪，宗 顛覆，昭、師之志也”，認為他與司馬昭是導致曹魏滅亡的“罪魁禍首”。
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司馬師的行為並非單純的“篡權”，而是三國後期“士族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
自東漢末年以來，世家大族逐漸成為社會的核心力量，曹魏政權雖由曹操建立，但始終依賴世家大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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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懿、司馬師父子之所以能掌權，本質上是因為他們代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而曹魏宗室的“集權嘗試”（如曹爽的改革）則損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最終導致了司馬氏的崛起。
司馬師的一系列舉措，既是為了司馬氏的利益，也是為了維護世家大族的統治秩序，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士族政治”的“維護者”與“推動者”。
司馬師去世後，被追贈為大將軍、舞陽侯，謚號“忠武”；其佷司馬炎建立西晉後，追尊他為潛龍在淵，權傾朝野西晉奠基人
司馬師去世後，被追贈為大將軍、舞陽侯，謚號“忠武”；其佷司馬炎建立西晉後，追尊他為“景皇帝”，廟號“世宗”，將其靈位供奉于太廟，與司馬懿（晉宣帝）、司馬昭（晉文帝）並列，成為西晉皇室認可的“開國三祖”之一。
這一追尊，不僅是對司馬師功績的肯定，更標志著他正式從“曹魏權臣”轉變為“西晉皇室先祖”，其歷史地位被永久定格。
從後世評價來看，司馬師的形象始終存在“兩極分化”。
在傳統封建史觀中，他是“篡奪曹魏江山”的亂臣，與司馬懿、司馬昭一同被釘在“不忠”的恥辱柱上。
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雖客觀記載了司馬師的生平，卻在評語中強調“司馬氏專權，廢立君主，實乃周室東遷以來未有之大變”，將其視為“禮崩樂壞”的代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更是在《讀通鑒論》中痛斥司馬師“以臣廢君，以私害公，雖有小智，終為亂賊”，認為他的行為徹底破壞了“君君臣臣”的封建倫理。
但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時代背景”出發，重新審視司馬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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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馬師掌權期間，雖有“專權”之名，卻實實在在推動了一系列有利于國家穩定的舉措——他平定叛亂，避免了國家分裂；他整頓吏治，提升了行政效率；他輕徭薄賦，緩解了百姓疾苦。
從“治國成效”來看，司馬師的執政能力，遠勝于同期的曹魏宗室。
更重要的是，司馬師為西晉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礎”。
他在掌權期間，完善了“九品中正制”，讓世家大族的利益得到進一步保障，穩定了統治階層；他改革軍事制度，將地方兵權收歸中央，避免了“諸侯割據”的重現；他重視人才選拔，提拔了鄧艾、鐘會等有才能的將領，為後來西晉滅蜀、滅吳積累了軍事力量。
可以說，西晉能夠在司馬炎時期完成統一，很大程度上是繼承了司馬師留下的“政治遺產”。
若將司馬師與同時代的人物對比，更能凸顯他的獨特性。
他沒有司馬懿的“老謀深算”，卻多了一份“臨危不亂”的魄力；他沒有司馬昭的“野心外露”，卻多了一份“隱忍克制”的智慧；他更沒有曹爽的“剛愎自用”，而是始終以“務實”為核心，一步步推進司馬氏的大業。
他就像一台精密的“鋪路機”，默默鏟除障礙、鋪設道路，讓弟弟司馬昭能夠順利“稱公封王”，讓佷子司馬炎能夠輕松“登基稱帝”。
司馬師的影響，不僅局限于西晉一朝，更滲透到了後世的政治與文化中。
在政治層面，他開創的“權臣穩權模式”——通過“掌控禁軍、平定叛亂、廢立君主”鞏固權力，成為後世權臣效仿的範本。
東晉的桓溫、南朝的劉裕、蕭道成等人，在篡奪前朝政權時，都或多或少借鑒了司馬師的策略，可見其政治智慧的深遠影響。
在文化層面，司馬師的故事成為後世文學、戲劇創作的重要素材。
元代關漢卿的雜劇《鄧伯道棄子救佷》中，雖未直接提及司馬師，卻以“高平陵之變”為背景，展現了當時的政治動蕩；清代長篇小說《三國演義》中，雖對司馬師的描寫較為簡略，卻通過“廢曹芳”“平淮南”等情節，塑造了他“鐵血權臣”的形象；現代影視劇如《虎嘯龍吟》，則進一步豐富了司馬師的人物性格，將他從“歷史符號”還原為“有血有肉的人”，讓更多人了解到他在三國後期的關鍵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司馬師的“隱忍與決斷”，也成為後世文人墨客感慨的對象。
唐代詩人劉禹錫在《西塞山懷古》中寫道“王靭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雖詠嘆的是西晉滅吳，卻暗含對司馬氏祖孫三代（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奠基之功的認可；近代學者呂思勉在《三國史話》中更是直言“司馬師之才，實過于司馬昭，若天假以年，西晉的開國皇帝，或許就不是司馬炎，而是司馬師本人”，對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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