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今江甦徐州）人，南朝梁中後期重要將領。他出身北方軍事世家，一生歷經北魏末年的政局動蕩與梁朝的侯景之亂，從邊陲刺史到勤王主力，再到淪為階下囚，其人生軌跡不僅折射出個人在亂世中的抉擇與掙扎，更映射出南朝梁末年權力傾軋、時局崩壞的時代圖景。
徐文盛強忍悲痛，按照父親遺願，以白布裹尸暫厝于山林，隨後整肅軍紀，率部繼續南行。抵達梁朝邊境重鎮壽陽（今安徽壽縣）後，他向守將遞交父親的歸降密信，詳細說明南歸始末。梁武帝听聞徐慶之的遭遇後，感念其歸降誠意，不僅下詔追贈徐慶之為“右軍將軍”，還破格認可徐文盛對部曲的統領權，將其編入淮南軍鎮，任命為“中兵參軍”——這一職位雖屬基層軍職，卻讓徐文盛得以正式踏入梁朝軍事體系，為其日後的發展埋下伏筆。
在梁朝初年的二十余年間，徐文盛始終在地方軍鎮歷練。他牢記父親“治軍以嚴”的教誨，對麾下部曲管束極嚴每日清晨親自監督操練，要求士兵熟練掌握騎射與陣法；行軍時嚴格執行“不擾民、不掠財”的紀律，若有士兵擅自取民財物，必以軍法處置。這種嚴謹的治軍風格，讓他統領的部隊成為淮南軍鎮中戰斗力最強的隊伍之一，多次在抵御北魏小規模襲擾的戰斗中獲勝，徐文盛也因此逐步晉升，先後擔任“宣惠將軍府司馬”“譙郡太守”等職。
大同年間（535546年），梁朝西南邊陲的寧州（今雲南大部及四川南部）局勢愈發混亂。寧州自東漢以來便是多民族雜居之地，境內居住著爨、僚、濮等數十個部落，因地處偏遠，朝廷管控薄弱。歷任刺史要麼因畏懼蠻僚勢力不敢赴任，要麼試圖以武力鎮壓，反而激化矛盾。到大同末年，寧州蠻僚部落因不滿官府苛捐雜稅，多次發動叛亂，劫掠郡縣，甚至阻斷了朝廷與西南諸國的朝貢通道。梁武帝急需一位兼具軍事才能與治理智慧的官員前往鎮撫，經過朝臣舉薦，徐文盛進入視野——他在淮南任職期間展現出的“恩威並施”的治理風格，與寧州的局勢高度契合。
大同十年（544年），徐文盛被任命為“持節、督寧州諸軍事、寧州刺史”，率麾下三千精銳前往赴任。抵達寧州治所味縣（今雲南曲靖）後，他並未急于出兵平叛，而是先花三個月時間深入各部落調研。通過與部落長老交談，徐文盛發現，寧州的混亂根源並非蠻僚“天性凶悍”，而是歷任刺史“賦斂無度、賞罰不公”官府不僅向部落征收沉重的金銀與牲畜賦稅，還時常縱容士兵劫掠部落財物，而對部落間的糾紛卻置之不理，最終導致矛盾爆發。
針對這一癥結，徐文盛推出三項舉措其一，整頓吏治，將此前縱容士兵劫掠的兩名副將革職查辦，對清廉奉公的官吏予以提拔，同時頒布“輕賦令”，將部落賦稅削減三成，明確賦稅征收需由部落長老協同辦理，杜絕官吏私吞；其二，建立“部落議事制”，每月召集各部落長老在刺史府商議政務，對部落間的土地糾紛、資源分配等問題當場調解，確保公平公正；其三，分化叛亂勢力，對主動歸降的部落給予糧食與農具援助，對仍堅持叛亂的部落，則派遣精銳部隊精準打擊，避免牽連無辜民眾。
在處理與最大叛亂部落“爨部”的關系時，徐文盛的策略尤為典型。爨部佔據寧州東部的富庶地帶，首領爨瓚擁兵數萬，是叛亂的核心力量。徐文盛先是派使者攜帶禮物前往爨部，表達“和平共處”的意願，卻遭到爨瓚的羞辱。隨後，他得知爨部與相鄰的“濮部”因爭奪鹽井積怨已久，便暗中聯絡濮部，承諾助其奪回鹽井，條件是濮部配合朝廷夾擊爨部。決戰當日，徐文盛親率大軍正面牽制爨部主力，濮部則從後方突襲爨部營地，焚燒糧草。爨部腹背受敵，軍心大亂，徐文盛趁機率軍沖鋒，陣斬爨部大將三人，俘虜士兵兩千余人。戰後，徐文盛並未處死爨瓚，而是將其軟禁于刺史府，同時任命爨部長老的兒子為新首領，確保爨部穩定。
經過兩年治理，寧州局勢徹底改觀各部落紛紛向朝廷歸附，朝貢通道重新打通，味縣等地商旅雲集，甚至有周邊諸國的使者經寧州前往建康朝貢。梁武帝接到奏報後，龍顏大悅，下旨褒獎徐文盛“治邊有功”，晉升其為“雲麾將軍”，賜絹千匹。徐文盛在寧州的功績，不僅展現了他的統籌能力，更讓他成為梁朝上下認可的“能臣良將”，為其日後參與平定侯景之亂奠定了聲望基礎。
太清二年（548年）八月，東魏降將侯景以“清君側”為名，在壽陽起兵叛亂，率八萬叛軍渡過長江，直撲建康。此時的梁朝已因梁武帝晚年的昏聵統治而腐朽不堪宗室藩王各自擁兵自重，中央軍戰斗力銳減，侯景叛軍僅用三個月便攻破建康外城，將梁武帝圍困于台城（皇宮所在地）。消息傳至寧州時，徐文盛正在處理部落朝貢事務，听聞國難當頭，他當即決定率軍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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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寧州距離建康萬里之遙，且沿途需穿越越竂、 等少數民族聚居區，行軍難度極大。徐文盛一邊派人快馬向坐鎮荊州的湘東王蕭繹（梁武帝第七子，當時梁朝最有實力的藩王）稟報勤王意圖，一邊緊急整合兵力除留下一千人鎮守寧州外，他將其余精銳盡數帶出，同時以“勤王報國”為名，在沿途招募勇士，抵達荊州時，隊伍已從三千人擴充至三萬余人。
蕭繹雖有“勤王”之名，實則想借平叛之機壯大自身勢力，對各路援軍態度復雜。但徐文盛帶來的三萬兵力與寧州的資源支持，讓他不得不重視——當時蕭繹麾下能戰之兵不足五萬，徐文盛的援軍無疑是重要助力。因此，蕭繹親自在荊州城外迎接徐文盛，授予其“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東秦郢武昌西陽五州諸軍事”等要職，將東部戰場的指揮權完全交予他，同時調撥一萬石糧食與五百艘戰船，命其沿江東下，抵御侯景叛軍的西進部隊。
太清三年（549年）春，徐文盛率軍抵達武昌（今湖北鄂州），與侯景麾下大將任約率領的兩萬叛軍相遇。任約是侯景的得力干將，此前已率軍攻克江州（今江西九江），斬殺梁朝刺史蕭大心，氣焰極為囂張。他听聞徐文盛是“邊地刺史”，根本未放在眼里，當即率軍渡江，試圖一舉擊潰徐文盛的軍隊。
徐文盛深知叛軍銳氣正盛，不宜正面硬拼，于是采取“固守疲敵”的策略他下令將戰船停靠在長江北岸，在岸邊修築營壘，同時派輕騎襲擾叛軍糧道。任約連續三日率軍攻城，均被徐文盛依托營壘擊退，叛軍死傷近三千人，士氣大挫。此時，蕭繹派來的援軍——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率領的一萬兵力抵達武昌，徐文盛的實力進一步增強。他見時機成熟，決定主動出擊，在貝磯（今湖北黃岡附近的長江渡口）設下埋伏命尹悅率五千人乘船佯攻叛軍大營，引誘任約出戰；杜幼安率三千人隱蔽在江邊蘆葦叢中，待叛軍追擊時截斷其退路；自己則親率主力在側翼待機，準備合圍叛軍。
次日清晨，尹悅率軍發起進攻，任約果然中計，親率一萬五千人追擊。當叛軍進入蘆葦叢區域時，杜幼安突然率軍殺出，叛軍退路被斷，頓時陷入混亂。徐文盛趁機指揮主力從側翼沖鋒，梁軍戰船也從江面發起攻擊，形成“陸水夾擊”之勢。此戰從清晨持續至黃昏，叛軍被斬殺一萬余人，被俘五千余人，任約僅率數百人突圍，退守西陽（今湖北黃岡東）。徐文盛乘勝追擊，進據蘆洲（今湖北黃岡附近的江中沙洲），對西陽形成包圍之勢，同時派人向蕭繹報捷。
貝磯大捷是梁朝平定侯景之亂以來的首場重大勝利，極大提振了全國的抗叛士氣。蕭繹接到捷報後，再次晉升徐文盛為“征東大將軍”，賜封“望蔡縣侯”，並承諾平叛後將江州刺史之職授予他。此時的徐文盛，無疑是梁朝平叛的核心將領，其聲望達到人生頂峰。
貝磯大捷後，徐文盛本可一鼓作氣攻克西陽，全殲任約殘部，但梁朝內部的權力斗爭卻悄然將他推向深淵。矛盾的核心，在于徐文盛與蕭繹的心腹重臣王僧辯的不和。王僧辯出身太原王氏，是蕭繹最信任的將領，此前一直負責荊州防務。徐文盛憑借戰功獲得東部戰場指揮權，且得到蕭繹的多次褒獎，讓王僧辯心生嫉妒——他擔心徐文盛會取代自己在蕭繹心中的地位，于是開始暗中掣肘。
首先，在兵力補給上，王僧辯以“荊州防御吃緊”為由，拖延調撥蕭繹承諾的援軍與糧草。徐文盛在蘆洲圍困任約期間，軍中糧草逐漸短缺，多次向蕭繹求援，均因王僧辯的從中作梗而無果；其次，王僧辯暗中派人散布謠言，稱徐文盛“擁兵自重，意圖謀反”，雖蕭繹起初不信，但謠言不斷累積，也讓他對徐文盛漸生猜忌；最後，在戰略部署上，王僧辯極力反對徐文盛“先滅任約，再攻建康”的計劃，主張“先固守荊州，再徐圖進取”，導致徐文盛錯失擴大戰果的時機。
更致命的是，侯景察覺到梁朝內部的矛盾後，決定親自率軍西進，增援任約。太清三年（549年）七月，侯景留部分兵力圍困台城，親率三萬精銳、千艘戰船沿江西進。與此同時，他還策劃了一場卑劣的離間計——此前叛軍攻破徐文盛在彭城的老家時，俘獲了他的妻子石氏與幼子，侯景此時派人將石氏送回徐文盛軍中，並帶去一封“求和信”，信中假意表示“願與徐將軍結為兄弟，共分江南之地”，實則想以家人脅迫徐文盛放棄抵抗。
徐文盛自幼與石氏相濡以沫，幼子更是他的心頭肉。見到妻兒平安歸來，他先是欣喜若狂，隨後便陷入兩難若拒絕侯景，妻兒恐遭殺害；若接受和談，便是背叛朝廷。最終，個人情感戰勝了家國大義，徐文盛暗中回信給侯景，表示“願暫息兵戈，待台城局勢明朗後再議”，同時下令軍隊停止對西陽的進攻，作戰意志徹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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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將領很快察覺到徐文盛的異常。杜幼安多次進諫“侯景乃叛賊之首，其言不可信！今我軍士氣正盛，若能與侯景決戰，必能破之。將軍若顧念家人，可將妻兒送往荊州，由湘東王庇護，何必受制于叛賊？”但徐文盛此時已被恐懼與私心裹挾，不僅拒絕勸諫，還下令約束諸將，不得擅自出戰。
侯景見徐文盛中計，立即加快西進步伐，抵達西陽後，並未與徐文盛談判，而是趁其軍隊松懈之際，派五千騎兵從小道迂回，突襲梁朝的戰略要地郢州（今湖北武漢）。郢州守將本就兵力薄弱，又未料到叛軍會突然來襲，城破後戰死。郢州失守的消息傳到蘆洲，徐文盛的軍隊頓時軍心大亂——郢州是梁軍的後方補給基地，郢州失守意味著大軍將陷入“前後受敵”的困境。
叛軍趁勢發起總攻，侯景率軍從正面進攻，任約則從西陽突圍，夾擊徐文盛的軍隊。梁軍士兵本就因主帥的消極態度心生不滿，如今見叛軍兩面夾擊，紛紛潰散。徐文盛試圖整頓軍隊，卻發現已無人听從指揮，只得帶著妻兒與數十名親信，乘一艘小船狼狽奔回荊州。其余梁軍要麼戰死，要麼被俘，貝磯大捷的成果化為烏有，東部戰場的局勢徹底逆轉。
逃回荊州後，徐文盛向蕭繹哭訴戰局失利的緣由，將責任歸咎于“王僧辯不發援軍”與“侯景偷襲”。蕭繹雖對他錯失戰機極為不滿，但念及他此前的戰功，且需要利用他麾下殘余的寧州兵力，仍任命他為“城北面都督”，負責荊州城北的防御，希望他能戴罪立功。
然而，徐文盛並未吸取教訓，反而在荊州任上重蹈覆轍。他認為自己“有功卻遭貶斥”，心中充滿怨恨，開始利用職權聚斂財物不僅克扣士兵的軍餉，還強迫荊州商戶向其繳納“防御費”，甚至私吞朝廷調撥的賑災糧款。短短數月，他便搜刮了巨額金銀與房產，其貪婪行徑在荊州上下引發不滿，不少官員向蕭繹彈劾他。
此時，台城已被叛軍攻破，梁武帝餓死宮中，侯景立太子蕭綱為帝，把持朝政。蕭繹在荊州稱帝的意圖日益明顯，急需整頓內部秩序，樹立權威。徐文盛的貪腐行為，恰好成為他“殺雞儆猴”的目標。承聖元年（552年）初，蕭繹下令將徐文盛逮捕入獄，命人清查其罪狀。經過審訊，官員列出徐文盛的十條大罪，包括“通敵叛國、喪師失地、聚斂貪腐、冤枉朝廷”等，每條都有確鑿證據。
蕭繹見狀，當即下令剝奪徐文盛的官職與爵位，將其囚禁于荊州大獄。巧合的是，此時王僧辯率軍擊敗任約，將其生擒，押解至荊州。蕭繹為進一步羞辱徐文盛，竟將任約與他關在同一牢房。一日，徐文盛對著任約抱怨“我本有功于朝廷，卻因小人構陷落得如此下場，實在不公！”任約聞言冷笑“將軍若真心報國，何懼小人構陷？當初我主送還你妻兒，你便私通叛軍，錯失破敵良機，致使大軍潰散，這難道也是他人之過？”一番話讓徐文盛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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