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唐初的亂世洪流中，儒學雖歷經動蕩卻未斷絕，徐曠（字文遠）便是這一時期承前啟後的儒學家代表。他與兄長徐文遠（此處史料記載或存混淆，一說徐曠即徐文遠，或為兄弟二人同以學名傳世，暫從“兄弟皆以學識聞名”說）齊名，以深厚的經學造詣貫穿兩朝，既見證了隋朝的興衰，又以學識助力唐朝儒學復興，成為餃接隋唐學術脈絡的關鍵人物。
徐曠的學術根基，早在隋朝便已奠定。他出身于儒學世家，自幼浸潤典籍，對《周易》《春秋左氏傳》等儒家經典鑽研極深，尤其擅長闡釋經義中的微言大義。隋朝統一後，重視文教，設國子學傳承儒學，徐曠因學識出眾被征召為國子博士——這一官職專為皇室及貴族子弟傳授經術，是當時儒學領域的核心職位，足見其在隋朝學界的公認地位。他在國子學任職期間，授課條理清晰，引經據典卻不泥古，能將深奧的經義與現實議題結合，讓听者豁然開朗，很快便成為國子學中最受推崇的儒師之一。
隋末天下大亂，洛陽作為東都，一度成為群雄爭奪的焦點，國子學的正常教學被迫中斷。但徐曠並未因戰亂放棄傳道授業，反而在洛陽城中堅持開壇講學。彼時的洛陽，既有隋朝殘余勢力，又有瓦崗軍等反隋力量，各方人物匯聚，卻都對徐曠的學識心懷敬重。史載“當時許多知名人物皆從其受業”，其中不乏後來在唐初政壇嶄露頭角的官員與將領——他們或許立場各異，卻都願暫時放下紛爭，圍坐于徐曠的講堂之下，聆听經義。徐曠在亂世中堅守儒道，不僅保存了儒學的火種，更以“傳道無類”的態度，讓儒學精神滲透到不同階層，為唐朝建立後的文化整合埋下伏筆。
唐朝建立後，李世民深知儒學對穩固統治、教化百姓的重要性，遂廣召天下儒士，重建文教體系。徐曠因在隋末唐初的學界聲望，很快被李世民征召，再度被授予國子博士之職，負責主持國子監的教學工作。此時的徐曠，雖已歷經亂世滄桑，卻更加勤勉地投入儒學復興事業他一方面整理隋朝遺留的儒家典籍，勘正訛誤，為唐朝儒學教育確立規範的教材；另一方面延續了自己“深入淺出”的授課風格，培養出大批儒學人才，其中不少弟子後來成為唐朝各級官府的文吏，將儒學理念融入治國實踐。
相較于兄長徐文遠（若史料記載為二人），徐曠的學術風格更偏重“經世致用”。他不主張空談義理，而是強調儒學應與治國、修身相結合——在講解《春秋》時，他會結合隋末戰亂的教訓，闡釋“仁政”“民本”的重要性；在解讀《周易》時，又會以“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引導弟子理解朝代更替的規律與士人應有的擔當。這種貼合時代需求的治學理念，讓他的學說不僅受學子推崇，更得到李世民等唐朝統治者的認可，成為唐初“重儒興教”政策的重要學術支撐。
徐曠的一生，雖未在政治舞台上擔任顯赫要職，卻以“儒師”的身份深刻影響了隋唐之際的文化走向。隋朝時，他是國子學的中堅，為儒學傳承築牢根基；隋末亂世，他是洛陽城中的“亂世儒宗”，以講學守護文脈；唐朝初年，他又成為國子監的領軍者，為儒學復興注入動力。他的事跡，不僅見于《舊唐書•儒學傳》《新唐書•藝文志》等史料的零星記載，更被後世儒者視為“亂世守道”的典範——在王朝更迭、戰火紛飛的年代，他以學識為盾，以傳道為任，讓儒學在動蕩中得以延續，為唐朝文化盛世的到來鋪就了重要的學術基石。
如今，我們雖已無法見到徐曠的完整著作（其作品多散佚于歷史長河，僅在《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中留有書名存目），但從他兩朝任職、亂世講學的事跡中，仍能清晰看到一位儒者“以文化人、以道傳薪”的堅守。他的一生，恰如隋唐之際儒學發展的縮影歷經波折卻從未中斷，最終在新的時代里煥發出新的生機，而徐曠便是這一歷程中最堅定的推動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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