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魯哀公十四年的暮春，魯國曲阜的藏書室里彌漫著陳舊的竹簡氣息。孔子盤腿坐在鋪著莞席的矮榻上，面前攤開的《尚書》竹簡已有多處磨損，最上面的 “堯典” 篇，“克明俊德” 四個字被摩挲得發亮，竹縴維的紋路像老人手上的青筋。他右手握著青銅刀筆，筆尖在 “以親九族” 的 “親” 字上懸停片刻，然後輕輕刮去旁邊一個模糊的墨點 —— 那是多年前批注時不小心蹭上的。
子張跪在案前研墨，墨錠在陶硯里研磨出細膩的黑色，他見夫子對著一片竹簡出神，那竹簡邊緣已經開裂，用細麻繩捆了三道，便輕聲問︰“夫子洞悉古今，從堯舜到商周的禮樂無所不通，莫非生而知之？”
孔子抬起頭，陽光透過木窗欞在他花白的鬢發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眼角的皺紋里還沾著一點墨痕。他放下刀筆，指了指滿室堆疊的竹簡 —— 這些竹簡從牆角一直堆到屋頂，有的用韋繩捆著，有的用麻繩系著，上面標注著 “詩”“書”“禮” 等字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述而》記載的這句自白，像一把青銅鑰匙，打開了孔子求知的心扉。“非生而知之” 不是故作謙虛的客套，是對知識來源的理性認知 —— 就像他手里的竹簡，每一個字都需要刻上去，而不是天生就有；“好古” 不是對過去的盲目迷戀，是對傳統智慧的尊重，如同農民珍惜祖輩傳下的農具；“敏以求之” 不是笨鳥先飛的勤奮，是 “學而不厭” 的執著，像匠人打磨玉器，日復一日不知疲倦。這種對知識的敬畏與追求，藏著儒家 “學而知之” 的密碼︰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天賦的高低，而在于後天的勤勉，正如《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無論通過何種途徑獲得知識，最終的價值是相同的。從孔子摩挲的竹簡到當代圖書館的書籍，這種 “好古敏求” 的精神始終是文明傳承的動力。
一、非生而知之︰對天賦神話的破除
“生而知之” 在先秦時期是人們對 “聖人” 的普遍想象。《周易?系辭》記載伏羲 “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不需要學習就能洞察天地規律；《帝王世紀》說神農 “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天生就具備辨識藥性的能力。這些傳說中的聖人被認為是 “生而知之” 的典範，仿佛他們的智慧是與生俱來的禮物。
孔子卻明確否認自己屬于此類。《論語?季氏》中，他將認知途徑分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他承認 “生而知之” 是最高境界，但並不認為自己達到了這種境界。這種否認不是謙虛的客套，而是對知識來源的清醒認知 —— 就像他在《論語?子罕》中說的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面對普通人的提問，他並非憑借天賦直接給出答案，而是通過追問正反兩面來探求真相，這種 “無知” 的坦誠，恰恰證明了他 “非生而知之”。
孔子的 “非生而知之” 有諸多具體實踐佐證。年輕時，他 “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在魯國的太廟參加祭祀典禮時，對每一項禮儀都要詳細詢問︰祭品如何擺放，樂舞如何編排，司儀如何致辭。有人在背後嘲笑︰“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鄹人是指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曾任鄹邑大夫，這些人嘲諷孔子出身低微卻裝作知禮。孔子听到後坦然回應︰“是禮也。”《論語?八佾》）—— 我詢問的正是禮的細節，這本身就是知禮的表現。這種不恥下問的態度，與 “生而知之” 的天賦神話形成鮮明對比。
中年時，孔子向師襄子學琴的經歷更能說明問題。《孔子家語?辯樂》記載，師襄子教他一首曲子，他練了十天還在重復同一首。師襄子說︰“可以益矣。”可以學新曲子了）孔子答︰“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我已經熟悉曲調，但還沒掌握彈奏的技法）又過了幾天，師襄子說︰“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又答︰“丘未得其志也。”還沒領悟曲子表達的情感）再過幾天，師襄子說︰“已習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仍答︰“丘未得其為人也。”還沒體會到作曲者的人格）直到有一天，他 “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突然說︰“丘得其為人矣︰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這個人皮膚黝黑，身材高大，目光遠大，能統御四方，一定是周文王）師襄子听後起身行禮︰“此曲名《文王操》也。” 這段學琴經歷耗時數月，從熟悉曲調、掌握技法，到領悟情感、體會人格，層層深入，完全依靠後天的勤勉而非天賦，生動展現了 “學而知之” 的過程。
對比 “生而知之” 的神話，更能凸顯 “學而知之” 的價值。《莊子?秋水》記載 “夏蟲不可語冰”，強調認知的局限性 —— 夏天的蟲子從未見過冬天的冰雪，無論如何解釋都無法理解。但孔子認為，即使存在認知局限，通過持續學習也能不斷突破。他的學生子貢曾說︰“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論語?子張》）孔子的知識不是來自某個固定的老師，而是廣泛學習的結果︰向老子問禮，向萇弘學樂，向郯子問官名，甚至從普通百姓的言行中汲取智慧。這種 “學無常師” 的態度，打破了 “天賦決定論” 的迷信，證明知識如同河流，是由無數溪流匯聚而成，而非天生的涌泉。
“非生而知之” 的深層意義，在于確立 “人人可學” 的平等觀。孔子主張 “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無論出身貴賤、天賦高低，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他的弟子中，顏回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論語?雍也》），是貧困的士子；子貢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是成功的商人；子路 “卞之野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是粗魯莽撞的武夫；子張 “為人儀表甚偉”《孔子家語?弟子行》），卻曾被孔子批評 “師也過”《論語?先進》）。這些背景各異的弟子，都能通過學習獲得智慧，正如《荀子?勸學》所說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天賦並非決定因素，善于借助學習的方法才能成就自我。孔子的 “非生而知之”，實際上是向所有人宣告︰知識的大門對每個人敞開，能否進入只取決于是否願意付出努力。
二、好古︰對傳統智慧的敬畏與傳承
“好古” 的 “古” 在孔子語境中有著特定內涵，主要指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化與歷史經驗。《說文解字》解釋 “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十口” 象征眾人傳承，強調 “古” 是前人經驗的積累與傳遞。對孔子而言，“古” 不是僵化的過去，而是蘊藏著治國理政、修身養性智慧的寶庫，如同《尚書?泰誓》所說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古代的箴言能夠指導現實的行動。
孔子 “好古” 並非盲目復古，而是因為他認為 “三代之治” 蘊含著永恆的智慧。《論語?八佾》中，他明確表示︰“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朝借鑒了夏朝和商朝的制度，又加以改進，形成了繁榮的禮樂文化，因此他選擇遵從周禮。這種 “從周” 不是復古守舊，而是對優秀傳統的理性繼承 —— 就像農民選擇優良的種子，不是因為它來自古代，而是因為它能適應現實的土壤。他對周禮也並非全盤接受，而是主張 “損益”《論語?為政》），保留合理部分，改進不適應時代的內容，如他所說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論語?子罕》），古代用麻布做禮帽符合禮制，但現在用絲綢更節儉，他便贊同從眾，這種 “好古而不泥古” 的態度，使傳統智慧能夠與現實需求相融合。
“好古” 的具體表現，在于孔子對古籍的系統整理與深入研究。晚年回到魯國後，他集中精力 “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對古代文獻進行大規模的整理。《詩經》原本有三千多篇，流傳過程中出現諸多重復和低俗內容，他 “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史記?孔子世家》），精選出三百零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使這些詩歌能夠配合禮樂演奏。《尚書》記載上古時期的重要史事，原本散亂無序，他 “序其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秦繆”《漢書?藝文志》），按時間順序編排，使堯、舜、禹、湯、文、武的事跡形成完整脈絡。
這種整理不是簡單的編輯工作，而是 “述而不作”《論語?述而》）的再創造。孔子在篩選和編排過程中，融入了自己的價值判斷，如《春秋》這部史書，他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對歷史事件的記載字斟句酌，通過 “微言大義” 傳遞褒貶態度。例如，《春秋?隱公元年》記載 “鄭伯克段于鄢”，看似簡單的六個字，實則蘊含深意︰稱 “鄭伯” 而非 “鄭公”，諷刺鄭莊公對弟弟失教；稱 “克” 而非 “伐”，暗示雙方如同仇敵；稱 “段” 而非 “弟”，批評共叔段的僭越。這種 “春秋筆法”，使歷史記載不僅是事實的記錄，更是價值的傳遞，體現了 “好古” 與 “致用” 的統一。
“好古” 與 “知今” 在孔子那里相輔相成。他說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復習舊知識能夠獲得新理解，這正是 “好古” 的目的 —— 不是為了回到過去，而是從過去中汲取解決現實問題的智慧。周游列國時，他每到一個諸侯國，必 “觀其風俗，考其政制”《孔子家語?六本》），對照古代制度分析利弊。在衛國，他見人口繁盛，便對冉有說︰“庶矣哉！” 冉有問︰“既庶矣，又何加焉？” 孔子答︰“富之。” 冉有再問︰“既富矣，又何加焉？” 孔子答︰“教之。”《論語?子路》）這種 “庶之→富之→教之” 的治理思路，正是借鑒了周公 “敬德保民” 的思想，將古代的治國理念應用于現實，可見 “好古” 是 “知今” 的工具，傳統是照亮現實的鏡子。
對比墨子 “言必稱堯舜” 的復古傾向，更能顯現孔子 “好古” 的理性。墨子也推崇古代聖王，但主張 “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更傾向于回到更古老的夏朝制度，帶有濃厚的復古色彩。而孔子 “從周”，是因為周朝制度 “損益可知”《論語?為政》），具有可改進的空間，能夠適應時代發展。他稱贊子張 “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認為歷史是在繼承中發展的，這種辯證的歷史觀，使 “好古” 避免了淪為復古主義的危險，正如《周易?系辭》所說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對傳統的合理繼承才能實現長久發展。
三、敏以求之︰勤勉執著的求知實踐
“敏以求之” 的 “敏”，《說文解字》解釋為 “疾也”，指動作迅速、反應敏捷，在求知的語境中特指勤奮不怠、堅持不懈。孔子的 “敏” 不是一時的熱情，而是貫穿終身的學習態度，正如他在《論語?述而》中所說的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即使到了晚年，依然保持著旺盛的求知欲。
孔子 “敏以求之” 的勤奮有諸多具體表現。晚年研讀《周易》時，他 “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串聯竹簡的熟牛皮繩因反復翻閱而多次磨斷，需要弟子重新編連。《周易》的卦象和爻辭晦澀難懂，他卻反復揣摩，甚至為其作注，即《易傳》中的 “彖辭”“象辭” 等，將自己的理解融入其中。據《孔子家語?好生》記載，他曾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這種對知識的渴望，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衰減，如同《周易?乾卦》所說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生命不息，求知不止。
“敏以求之” 不僅體現為勤奮，更注重方法的得當，包括 “學思結合” 與 “學行結合” 兩個方面。《論語?為政》中，孔子強調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習與思考缺一不可。他在研究《周易》的 “困卦” 時，不僅誦讀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的卦辭，更結合自己在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 的經歷，思考困境中堅守道義的意義，最終領悟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的道理。這種將書本知識與人生經驗相結合的思考，使學習不再是機械的記憶，而是智慧的生成。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學而》）中的 “習”，不僅是復習知識，更重要的是實踐應用。孔子學禮之後，“入太廟每事問”，通過參與祭祀典禮來實踐禮儀知識；學樂之後，“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論語?述而》），與他人唱歌時，若對方唱得好，必定請其再唱一遍，然後自己和唱，在實踐中深化對音樂的理解。他教導弟子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如果熟讀《詩經》卻不能用于政務和外交，再多的知識也無用，這種 “學行結合” 的方法，使 “敏以求之” 避免了淪為書呆子的危險。
“敏以求之” 的動力，源于 “任重道遠” 的使命感。《論語?泰伯》中，曾子說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這種使命感同樣體現在孔子身上，他認為自己肩負著傳承禮樂文化的責任。魯定公十四年，因季桓子接受齊國贈送的女樂而 “三日不朝”，孔子意識到在魯國推行禮樂的希望渺茫，便毅然離開，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周游列國之路。途中 “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史記?孔子世家》），多次遭遇危險，卻始終 “講誦弦歌不衰”。在陳國絕糧時，“從者病，莫能興”《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憤怒地質問︰“君子亦有窮乎？” 孔子平靜地回答︰“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然後繼續為弟子講學，將困境轉化為教學機會。這種在逆境中的堅持，是 “敏” 的最高體現 —— 不因環境艱苦而放棄求知，不因道路坎坷而改變初衷。
對比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論語?陽貨》）的懶惰，更能凸顯 “敏以求之” 的價值。孔子斥責那些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 的人，認為他們浪費生命，如同《荀子?勸學》中所說的 “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鱔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因浮躁而一事無成。而孔子 “敏以求之”，是對生命價值的尊重，他將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求知與傳承中，使生命在知識的傳遞中獲得永恆。《禮記?學記》說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這種在學習中不斷發現不足、在教學中不斷克服困惑的過程，正是 “敏以求之” 的生動寫照。
四、孔子的求知之路︰從少年到晚年的踐行
孔子少年時的求知，帶著底層生活的堅韌。《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他 “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年輕時因父親早逝，家境貧寒，做過管理倉庫和牲畜的小吏。管理倉庫時，他 “料量平”，計算糧食出入準確無誤；管理牲畜時，他 “畜蕃息”，使牛羊繁殖興旺。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培養了他嚴謹細致的態度，而他並未滿足于此，而是利用一切機會學習知識。每當魯國舉行祭祀典禮，他總是想方設法參與，“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對禮器的擺放、樂舞的編排、祝詞的內容都詳細詢問，即使遭到他人嘲笑也毫不在意。這種在卑微處境中依然保持求知渴望的精神，為他 “敏以求之” 的一生奠定了基礎。
青年時的周游求學，拓寬了孔子的知識邊界。《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他 “適周問禮，蓋見老子雲”，年輕時到洛陽向老子請教禮學。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史，掌管王室典籍，對周禮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告誡孔子︰“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這種審時度勢的處世智慧，豐富了孔子對 “禮” 的理解 —— 禮不僅是外在的儀式，更要順應時勢。離開洛陽前，老子送別孔子時說︰“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記?孔子世家》）這些話語中的謙遜與內斂，對孔子後來的成長產生了深遠影響。
除了向老子問禮，孔子還向萇弘學樂。萇弘是周王室的大夫，精通音律，孔子向他學習 “韶樂” 和 “武樂”，後來在齊國听到《韶》樂時，“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感嘆 “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這種對音樂的痴迷，正是年輕時打下的基礎。他還 “學鼓琴師襄子”《史記?孔子世家》），師襄子是魯國著名的樂師，孔子向他學習彈琴，從熟悉曲調、掌握技法到領悟情感、體會人格，層層深入，這種 “學無常師” 的態度，使他能夠博采眾長，形成自己的知識體系。
中年時的教學相長，深化了孔子對知識的理解。三十歲左右，孔子開始創辦私學，“有教無類” 的理念吸引了來自各地的弟子。教學過程中，弟子們的提問常常促使他深入思考，如子路問 “勇”，他答 “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子貢問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他答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論語?學而》）；顏回問 “仁”，他答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這些針對性的回答，既是對弟子的教導，也是孔子對自己思想的梳理與深化。
《論語?先進》中記載的 “各言其志” 場景尤為典型。子路、冉有、公西華分別表達了治國、理財、司儀的志向，而曾皙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這種對自然與自由的向往，與他平日強調的 “克己復禮” 形成互補，弟子的志向促使他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這種教學相長的過程，使他的知識與思想不斷豐富。
晚年時的整理古籍，是孔子 “好古敏求” 的最終完成。魯哀公十一年，六十八歲的孔子回到魯國，此後不再周游列國，而是集中精力整理古代文獻。他 “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對《詩經》《尚書》《禮記》《樂經》《周易》《春秋》六部古籍進行系統整理，使其成為儒家經典。其中，《春秋》的編纂尤為用心，“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褒貶，傳遞 “微言大義”，如 “踐土之會” 中，晉文公召周天子到踐土，孔子認為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便記載 “天王狩于河陽”，以維護君臣之禮。這種對歷史的 “春秋筆法”，使古籍不僅是知識的載體，更是價值的傳遞者。
整理古籍的過程充滿艱辛。《詩經》的竹簡散亂無序，需要辨別真偽、去重存精；《尚書》的文字古奧難懂，需要考證注釋；《禮記》的禮儀規定因時代變遷而模糊，需要重新梳理。孔子晚年身體狀況不佳，《論語?述而》記載他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感嘆自己衰老，連夢見周公的次數都少了，但他依然堅持工作，“韋編三絕” 的《周易》就是最好的證明。這種晚年的勤勉，使他 “好古敏求” 的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正如《史記?孔子世家》所說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他的求知與傳承，為儒家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堅實基礎。
五、歷史回響︰好古敏求的傳承譜系
顏回的 “不違如愚”，是 “敏以求之” 的專注體現。《論語?為政》記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顏回在課堂上對孔子的話從不提出異議，看似愚笨，課後卻能將所學知識靈活運用，舉一反三。有一次，孔子講解 “仁” 的含義，顏回問︰“請問其目。” 孔子答︰“非禮勿視，非禮勿听，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回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這種將知識付諸實踐的決心，使他能夠 “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將知識內化為品德。孔子稱贊他 “賢哉回也”，正是因為他的 “敏” 不是口頭上的回應，而是內心的領悟與實踐，這種 “敏以求之” 的專注，成為後世學者的榜樣。
司馬遷的 “究天人之際”，繼承了 “好古敏求” 的史學精神。《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遷 “年十歲則誦古文”，自幼學習古代文獻；二十歲時開始漫游天下，“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通過實地考察印證古籍記載。在會稽，他探尋大禹治水的遺跡；在長沙，他憑吊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曲阜，他參觀孔子故居，“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史記?孔子世家》）。這種將文獻記載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方法，與孔子 “好古敏求” 一脈相承。
撰寫《史記》時，司馬遷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史記?太史公自序》），對史料進行嚴格考證。對于黃帝的傳說，他 “擇其言尤雅者”《史記?五帝本紀》），選取可信的部分；對于不同說法，如 “禹興于西羌”“禹生于石紐” 等，他進行多方比對後再下結論。這種嚴謹的態度，使《史記》成為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的巨著，正如他在《報任安書》中所說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對歷史真相的探求，正是 “好古敏求” 精神在史學領域的體現。
鄭玄的 “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展現了 “好古” 的包容。東漢時期，經學分為今文經和古文經兩派，今文經注重微言大義，古文經注重文字訓詁，兩派相互攻擊，難以統一。鄭玄 “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後漢書?鄭玄傳》），學習今文經；後又西入關中，從馬融學古文經，馬融 “門徒四百余人，升堂進者五十余生”，鄭玄在其門下三年不得見，仍 “日夜尋誦，未嘗怠倦”《後漢書?鄭玄傳》），最終因解答 “渾天說” 的疑難而得到馬融的賞識。
學成之後，鄭玄融合今古文經，“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後漢書?鄭玄傳》），注遍群經。他注《詩經》時，既采用古文經的文字訓詁，又吸收今文經的義理闡釋；注《周禮》時，結合《禮記》《儀禮》的相關內容，使零散的禮儀規定系統化。這種對古代文獻的系統整理，使經學從紛爭走向統一，正如《後漢書?鄭玄傳》所說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這種 “好古” 的包容與系統，是對孔子 “刪《詩》《書》” 精神的繼承與發展。
朱熹的 “格物致知”，發展了 “敏以求之” 的方法論。南宋朱熹繼承二程的思想，提出 “格物致知” 的認識論，主張 “即物而窮其理”《大學章句》），通過研究事物來獲得知識。他認為 “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語類》），這種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的積累，與孔子 “敏以求之” 的精神一致。
朱熹編纂《四書章句集注》時，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進行詳細注釋，既參考漢唐注疏，又融入自己的理解，使傳統智慧適應時代需求。他強調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朱子語類》），將學習、思考與實踐相結合，這種 “敏以求之” 的方法，使儒家思想更加系統化、大眾化。他在白鹿洞書院制定的學規，強調 “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五個步驟正是對孔子 “學思結合”“學行結合” 的繼承與發展，成為後世書院教育的典範。
六、好古敏求的當代價值︰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好古” 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啟示，在當代社會有著生動體現。當今世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如昆曲、古琴、傳統手工藝的傳承，與孔子 “好古” 的精神一脈相承，不是為了將傳統封存為古董，而是從傳統中汲取靈感，實現創新發展。昆曲《牡丹亭》在保留核心唱腔和劇情的基礎上，采用現代舞台技術，使 “游園驚夢” 的場景更加唯美，吸引了年輕觀眾；古琴藝術通過與現代音樂元素結合，創作出新的曲目，讓古老的樂器煥發出新的活力。
故宮博物院的 “讓文物活起來” 實踐尤為典型。通過數字化技術，故宮將 “千里江山圖”“清明上河圖” 等珍貴文物轉化為數字資源，觀眾可以在線上高清瀏覽畫作的細節；通過 “故宮文創”，將文物中的圖案和元素轉化為文具、服飾等生活用品，使古代文化融入現代生活；通過 “養心殿數字展”，利用虛擬現實技術，讓觀眾 “走進” 養心殿，體驗古代帝王的生活場景。這些實踐不是對傳統的簡單復制，而是 “好古” 與 “知今” 的結合，正如孔子整理古籍是為了傳遞智慧，當代的文化遺產保護也是為了讓傳統智慧服務于現實生活。
“敏以求之” 對終身學習的指導，在知識爆炸的今天顯得尤為重要。現代社會知識更新迅速，“終身學習” 成為每個人的必要選擇，孔子 “敏以求之” 的精神提醒我們，無論年齡與職業，都應保持學習的熱情。在線教育的發展，如慕課ooc）、微課等，讓知識獲取更加便捷，人們可以像孔子 “學無常師” 那樣，隨時隨地向不同的老師學習。例如，一個農民可以通過手機學習現代農業技術，一個退休老人可以在線學習繪畫和音樂，這種持續學習的態度，是應對時代變化的重要能力。
“非生而知之” 對教育公平的意義，在當代教育實踐中得到延續。孔子 “有教無類” 的理念，體現為義務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無論出身、天賦如何，每個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特殊教育的發展，為有障礙的學生提供了適合的教育方式，幫助他們通過學習實現自我價值；職業教育的完善，為不同興趣和能力的學生提供了多樣化的發展路徑。這些實踐證明，“非生而知之” 的信念在當代依然具有生命力 —— 天賦差異不是限制，努力和合適的教育方法才是決定因素，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 “教育的四大支柱”︰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生存，其核心正是孔子 “學而知之” 的理念。
七、歷史人物的求知實踐︰好古敏求的生動例證
王充的 “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生動踐行了 “敏以求之” 的精神。《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 “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年輕時，他因家境貧寒無法購買書籍，便經常到洛陽的書市看書，書市上的書籍種類繁多，從儒家經典到諸子百家，從歷史著作到天文歷法，他都廣泛閱讀，並且過目不忘。這種 “敏以求之” 的勤奮，使他積累了淵博的知識。
撰寫《論衡》時，王充 “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後漢書?王充傳》），在門窗和牆壁上都放置筆和刀，隨時記錄自己的思考。《論衡》的核心思想是 “疾虛妄”，批判當時盛行的讖緯迷信和對儒家經典的僵化理解。例如，針對 “天人感應” 的說法，他在《自然篇》中說 “天道自然，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認為自然界的災異是自然現象，不是上天對人的懲罰；針對 “人死為鬼” 的觀念，他在《訂鬼篇》中說 “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 這些觀點的提出，需要廣泛的知識和獨立的思考，正是 “敏以求之” 的結果。
顧炎武的 “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繼承了 “好古敏求” 的經世精神。明末清初的顧炎武 “自少至老，手不釋書，出門則以一騾二馬，捆書自隨”《清史稿?顧炎武傳》），無論走到哪里都隨身攜帶書籍，隨時學習。他游歷各地時，“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清史稿?顧炎武傳》），將古籍記載與實地考察相結合，例如，他在《日知錄》中考證 “郡縣制” 的起源，不僅查閱《史記》《漢書》等古籍，還實地考察各地的地方志和碑刻，確保結論的準確性。
《日知錄》的撰寫 “積三十余年乃成”，顧炎武在《日知錄序》中說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余年，乃成一編”，這種嚴謹的態度，使該書成為考據學的經典著作。他強調 “經世致用”，反對空談義理，主張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與人書》），這種將知識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精神，與孔子 “學而時習之” 的實踐理念一脈相承，是 “好古敏求” 在明清時期的生動體現。
錢鐘書的 “橫掃清華圖書館”，演繹了 “敏以求之” 的現代版本。在清華大學讀書時，錢鐘書以 “橫掃清華圖書館” 聞名，廣泛閱讀中外典籍，從古典文學到現代哲學，從中國典籍到西方著作，無不涉獵。他的同學回憶，錢鐘書看書速度極快，並且過目不忘，常常能引用書中的細節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但這種 “過目不忘” 的背後，是 “敏以求之” 的勤奮 —— 他不僅閱讀書籍，還做了大量筆記，將不同書籍中的觀點進行比較和聯系，形成自己的思考。
撰寫《管錐編》時，錢鐘書對《周易》《毛詩》《左傳》等古籍進行了深入闡釋，融合了中西文化的視角。例如，在分析《詩經?衛風?氓》時，他不僅引用《詩經》的相關篇目進行比較，還參考了西方文學中的類似主題，如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歌德的詩歌，展現了 “好古” 與 “知今”、中國與西方的對話。這種對知識的貪婪追求和廣泛涉獵，與孔子 “敏以求之”“學無常師” 的精神高度一致，證明 “好古敏求” 的求知態度在現代社會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八、好古與敏求的辯證︰傳統與創新的平衡
“好古” 與 “創新” 的統一，是孔子求知觀的精髓所在。“好古” 不是復古守舊，而是 “溫故而知新”《論語?為政》），從傳統中獲得新的啟發；“敏以求之” 不僅是學習過去的知識，更是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孔子對周禮的 “損益”《論語?為政》），就是這種統一的生動體現 —— 保留周禮中合理的部分，如 “敬德保民” 的核心思想；改進不適應時代的內容，如簡化繁瑣的禮儀形式，使其更易于實踐。這種 “繼承中創新” 的態度，使傳統智慧能夠與時俱進，正如《周易?系辭》所說 “變通者，趨時也”，根據時代需求進行變通，是傳統得以延續的關鍵。
“非生而知之” 與 “學而知之” 的平等性，打破了知識的壟斷。孔子否認 “生而知之”，強調 “學而知之”，使知識從少數 “聖人” 的專屬變為大眾可及的資源，這種平等觀促進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傳播。在當代社會，這種平等觀體現為信息的公開和知識的共享，互聯網的發展使每個人都能便捷地獲取知識，無論身份高低、財富多少，都有學習的機會。這種知識的民主化，正是對孔子 “有教無類” 理念的繼承與發展，證明 “學而知之” 的信念能夠打破各種形式的知識壟斷。
“敏以求之” 中的 “方法” 與 “態度” 同樣重要。孔子的 “敏” 不僅是勤奮的態度，還包括科學的方法︰“學而不思則罔” 強調思考的重要性，“學而時習之” 注重實踐的價值，“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提倡向他人學習的謙遜。現代學習方法如思維導圖、小組討論、項目式學習等，都是對這種精神的繼承與發展，它們不僅強調勤奮，更注重效率和效果。例如，思維導圖通過梳理知識的結構和聯系，幫助學習者更好地理解和記憶；項目式學習通過完成實際項目，將知識應用于實踐，這些方法與孔子的 “學思結合”“學行結合” 一脈相承，證明有效的學習方法是跨越時空的智慧。
九、終極意義︰求知即存在的方式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的終極意義，在于將求知視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孔子的一生是求知的一生，從少年時 “入太廟每事問” 到晚年 “韋編三絕”，求知不是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的內容。他的存在價值，通過求知與傳承知識得以體現，正如《周易?乾卦》所說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持續不斷的求知與實踐，是對生命最好的尊重和實現。
從孔子的竹簡到當代的互聯網，求知的形式在不斷變化，但 “好古敏求” 的精神內核始終未變。它告訴我們︰知識不是天生的饋贈，而是後天努力的果實；傳統不是前進的障礙，而是創新的根基；勤奮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成長的階梯。無論是翻閱古籍還是瀏覽網頁，無論是課堂學習還是實踐探索，我們都是在延續孔子的求知之路，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踐行 “好古敏求”。
孔子的求知自白，像一盞永不熄滅的燈，照亮了後人的求知之路。當我們在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當我們在實驗室反復實驗時，當我們在生活中不斷反思時，都是在踐行 “好古敏求” 的精神 —— 不是為了成為全知全能的聖人，而是為了在求知中完善自我；不是為了固守傳統的形式，而是為了從傳統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正如那被孔子反復摩挲的《尚書》竹簡，雖已泛黃脆弱，卻因無數求知者的觸摸而獲得永恆的生命，知識的傳承與發展，正是人類文明最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