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子在魯哀公十六年的暮春，拄著拐杖站在杏壇上，望著滿地落英長嘆。弟子們圍攏過來，見他手中竹簡上寫著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便問︰“夫子為何事憂慮？” 孔子抬起布滿皺紋的臉，目光掠過遠方的泰山︰“這四件事，是我終生的憂慮啊。” 話音未落，一陣風吹過，卷起幾片杏花，仿佛為這句警示添上注腳。這 “四憂” 如四面鏡子，照見人性的短板；又如四面警鐘，提醒著修行的方向 —— 修德是立身之本，講學是傳薪之責，徙義是踐行之要，改過是進步之途。從孔門弟子的踐行到當代人的自省，這 “四憂” 始終是文明進階的清醒劑。
一、德之不修︰品德修養的荒蕪
“德之不修” 的 “德”，在孔子眼中是 “仁” 的外顯，《說文解字》“德，升也”，引申為 “德行”，即內心的仁心外化為行為的準則。孔子強調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認為德是個人立足與社會治理的根基。“不修” 並非全然無德，而是 “雖有仁心，不常修養”，如《論語?陽貨》“鄉原，德之賊也”，鄉願看似有德，實則因不修而淪為偽善。
孔子本人 “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曾子轉述），將修德化為日常功課。他 “過則勿憚改”，在周游列國時，因 “見南子” 遭子路質疑，便 “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以自省回應質疑；在陳絕糧時，“從者病，莫能興”，仍 “講誦弦歌不衰”《史記?孔子世家》），以堅韌修持品德。這種 “不間斷” 的修德，使他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達到德的至高境界。
“德之不修” 的危害，在歷史中多有印證。春秋時期的晉靈公，“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闢丸也”《左傳?宣公二年》），不修德而施暴政，最終被趙穿弒殺；戰國時期的龐涓，因嫉妒孫臏才能而設計陷害，“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不修德而逞私怨，最終在馬陵之戰中兵敗身亡。這些案例印證了孔子的憂慮 —— 不修德者，雖能得逞一時，終難善終。
修德的典範，首推顏回。他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在貧困中堅守 “仁” 的品德；“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以自省修德，孔子贊其 “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顏回的修德不是刻意做作，而是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經?衛風?淇奧》）的自然養成，正如《周易?乾卦》“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修德需趁時精進。
漢代的董仲舒，將修德與 “天人感應” 結合，提出 “仁、義、禮、智、信” 五常之道，認為 “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舉賢良對策》）。他本人 “三年不窺園”，潛心修學修德，“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漢書?董仲舒傳》），這種 “內外兼修” 使他既能 “推明孔氏”，又能 “為群儒首”，將修德從個人修養升華為治國理念。
宋代的周敦頤，以 “主靜” 修德，提出 “無欲故靜”《太極圖說》）。他在《通書》中說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認為修德的核心是 “誠”。周敦頤任南安軍司理參軍時，“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听，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宋史?周敦頤傳》），以行動踐行修德，這種 “寧棄官不違德” 的堅守，正是 “修德” 的真諦。
當代社會，“德之不修” 表現為功利主義對道德的侵蝕 —— 有人為名利不擇手段，如 “學術造假” 違背誠信之德；有人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缺失見義勇為之德。但也有 “感動中國” 人物如張桂梅，數十年如一日堅守教育崗位，以 “病軀辦學” 修奉獻之德；王順友 “馬班郵路” 二十年，以 “送信不輟” 修責任之德。這些例子證明，修德仍是當代人的精神剛需，正如孔子所言 “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
二、學之不講︰學問傳承的斷裂
“學之不講” 的 “學”，不僅是知識積累，更是 “學道”—— 對仁、義、禮、智的探求；“講” 是 “講習”“傳授”，如《論語?先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通過問答講習，使學問內化。“不講” 並非無知，而是 “有學不傳”，如《禮記?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最終導致學問失傳。
孔子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將講學視為使命。他在杏壇 “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采用 “因材施教” 的講學方式︰對 “朽木不可雕也” 的宰我，仍耐心引導；對 “野人也，不如儒生” 的子路，循循善誘；對 “回也聞一以知十” 的顏回，深入探討。這種 “有教無類” 的講學，打破了 “學在官府” 的壟斷，使學問走向民間。
“學之不講” 的後果，是文明的斷裂。戰國時期的墨家，因墨子後學 “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韓非子?顯學》）各執一詞，不講學交流，最終 “墨離為三”，逐漸衰落；漢代的 “今文經學” 與 “古文經學” 因 “各守師說，不講融通”，導致經學分裂，“博士弟子” 只能 “專經學習”，難以貫通六經。這些歷史教訓印證了孔子的憂慮 —— 不講學則學問僵化，傳承斷裂。
講學的典範，莫過于稷下學宮的 “百家爭鳴”。戰國時期的齊國稷下學宮，“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學者們 “講學不輟”，孟子與淳于髡論辯 “男女授受不親”，荀子與稷下先生探討 “性惡論”，這種 “講中學，學中講” 的氛圍，使稷下學宮成為 “百家爭鳴” 的搖籃，推動了學術的繁榮。
唐代的孔穎達，主編《五經正義》，通過 “講學論辯” 統一經學。他召集 “國子博士、太學博士” 等學者，“共參議得失”，對《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的各家注釋 “詳加考訂，去其異端，存其正義”《舊唐書?孔穎達傳》）。在編撰過程中，孔穎達 “每與諸儒論難，必據理以折之”，這種 “講學式編撰” 使《五經正義》成為唐代科舉的標準教材，實現了經學的系統傳承。
宋代的朱熹，在白鹿洞書院 “講學授徒”，制定《白鹿洞書院揭示》，明確 “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將 “講學” 與 “踐行” 結合。他 “每休沐日，諸生環立，請益不倦，先生傾竭告之，略無倦色”《朱子語類》），甚至 “病中講學不輟”，弟子記錄其言論編成《朱子語類》，這種 “講學不息” 使理學思想傳遍天下，“自熹沒，其學為世所宗，謂之程朱學派”《宋史?朱熹傳》）。
當代的 “講學” 形式雖變，精神仍在。高校的 “慕課”ooc）讓優質課程跨越地域如北京大學《論語精讀》在線課程惠及百萬學習者）；社區的 “百姓講堂” 將學問生活化如北京西城區 “宣南文化講堂” 講解胡同里的歷史）；網絡的 “知識分享” 平台如知乎、得到）使 “講學” 突破時空。這些實踐證明，“講學” 仍是知識傳播、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正如孔子所言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講學的快樂古今相通。
三、聞義不能徙︰道義踐行的怯弱
“聞義不能徙” 的 “義”，是 “適宜”“應當”，《說文解字》“義，己之威儀也”，引申為符合道德的行為；“徙” 是 “遷移”“踐行”，即 “見義而遷，如向義而行”《周易?益卦》“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強調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聞義不能徙” 是知義而不行，如 “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因怯弱或私利放棄道義。
孔子本人 “見義必徙”，周游列國時 “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明知推行仁道艱難，仍 “累累若喪家之狗” 而不改其志《史記?孔子世家》）。在蒲地，“蒲人止孔子”，以 “盟而後出” 相逼，孔子 “與之盟”，但 “出郭門，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遂去衛”《孔子家語?困誓》），認為 “要盟強迫的盟約）非義”，毅然違背，這種 “徙義” 的果敢，展現了對道義的堅守。
“聞義不能徙” 的危害，在歷史中觸目驚心。春秋時期的晉靈公大夫趙盾，“驟諫” 靈公施暴而不听，卻 “未出境而返”，既知 “諫是義” 卻 “不徹底抗爭”，最終靈公被殺，趙盾雖未動手，《春秋》仍書 “趙盾弒其君”，因其 “聞義不能徙”《左傳?宣公二年》）；南宋的秦檜，明知 “抗金是義” 卻 “主和”，以 “莫須有” 罪名殺害岳飛，因私利放棄大義，淪為千古罪人，印證了 “徙義” 的重要性 —— 義是行為的底線，失守則淪為不義。
“聞義能徙” 的典範，首推子路。他 “好勇力，志伉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卻在孔子教導下領悟 “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在衛國 “蒯聵之亂” 中，子路本已逃離，卻因 “食其食者不避其難” 返回，戰斗中 “冠纓絕”，仍說 “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左傳?哀公十五年》），以生命踐行 “忠義”，孔子聞之 “哭之慟”，說 “自吾有由，惡言不聞于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漢代的甦武，“聞義能徙” 于匈奴十九年。他奉命出使匈奴，因 “虞常謀反” 受牽連，單于 “欲降之”，以 “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 相逼，甦武 “嚙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又 “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甦武 “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漢書?甦武傳》），始終堅守 “忠君愛國” 之義，這種 “徙義” 的堅韌，使他成為 “民族氣節” 的象征。
宋代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是 “聞義能徙” 的絕唱。元軍南下時，他 “毀家紓難”，組織義軍抗元，兵敗被俘後，元世祖 “以宰相相許” 勸降，文天祥答 “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宋史?文天祥傳》），在獄中寫下《正氣歌》，列舉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等堅守道義的例子，最終 “臨刑殊從容”，踐行了 “舍生取義” 的誓言。
當代的 “聞義能徙”，表現為平凡人的勇敢︰消防員 “逆行火場” 救人如四川涼山森林火災中犧牲的消防員），是 “勇義”；醫生 “馳援疫區” 抗疫如鐘南山 84 歲奔赴武漢），是 “醫義”；普通人 “見義勇為”如杭州 “最美媽媽” 吳菊萍徒手接住墜樓女童），是 “俠義”。這些行為證明，“徙義” 不必驚天動地，只需在關鍵時刻 “挺身而出”，正如孟子所言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道義的價值超越生命。
四、不善不能改︰過錯修正的停滯
“不善不能改” 的 “不善”，是 “過失”“缺點”，《論語?學而》“過則勿憚改” 的 “過”；“改” 是 “更正”“修正”，如《周易?益卦》“有過則改”。孔子認為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關鍵在 “過則改之”，“不善不能改” 是 “知過而不改”，如 “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子張》），以掩飾而非修正，導致停滯不前。
孔子本人 “過則必改”，在周游列國時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便 “矢之曰” 自證《論語?雍也》），以坦誠回應質疑；“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承認 “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述而》），以自省道出對樂的沉迷；“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佾》），既批評冉有，也反思自己 “未能教好弟子”。這種 “改過” 的自覺，使孔子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不善不能改” 的悲劇，在歷史中反復上演。商紂王 “知過而不改”，大臣比干 “強諫紂”，紂曰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 “剖比干，觀其心”《史記?殷本紀》），最終 “武王伐紂，紂兵敗，登鹿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隋煬帝 “自負才學”，臣下 “有諫者輒殺之”，如 “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詩句遭忌被殺”，明知 “大興土木、三征高麗” 是錯卻 “執迷不悟”，最終 “江都兵變” 被殺，印證了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的古訓。
“改過” 的典範，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他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舊唐書?魏徵傳》），重用魏徵等諫臣，“魏徵前後陳諫二百余事，皆切中時弊”，即便 “龍顏大怒”，仍 “納諫改過”。如貞觀四年，太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 “陛下初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復修之，是隋役又興”，太宗 “嘆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遂停作，賜玄素彩二百匹”《貞觀政要?納諫》），這種 “從諫如流” 的改過，成就了 “貞觀之治”。
宋代的司馬光，晚年 “著《資治通鑒》，因‘失察’而誤記史實，聞過即改”。《資治通鑒》初刊後，學者劉恕發現 “關于唐代牛李黨爭” 的記載有誤，司馬光 “聞之，欣然曰︰‘微君，吾幾誤矣！’”，立即 “重加考訂，修正其誤”《宋史?劉恕傳》）。他在《訓儉示康》中反思自己 “少時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卻曾 “得家書，言‘京師物價高，居大不易’，遂稍增用度”，便 “深自悔責，其後終身儉素”，這種 “改過” 的坦誠，使《資治通鑒》成為 “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 的史學名著。
明代的徐光啟，“向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學習天文歷法，知舊歷之誤而改之”。他發現 “大統歷明代官方歷法）多有誤差”，便 “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引入西方科學方法”，主持編撰《崇禎歷書》，“考正歷法，修正誤差”《明史?徐光啟傳》）。面對 “祖宗之法不可變” 的質疑，徐光啟 “據理力爭，謂‘苟利于國，何論古今’”，這種 “學術上的改過”，推動了中國古代歷法的進步，為中西文化交流開闢了道路。
當代的 “改過”，從個人到社會都有體現︰個人通過 “自我批評” 提升如企業員工的 “復盤會” 反思工作失誤）；企業通過 “產品迭代” 修正缺陷如隻果公司每年更新 iphone 系統修復漏洞）；社會通過 “制度完善” 糾正偏差如中國 “收容制度” 的廢除與 “救助管理辦法” 的實施）。這些實踐證明，“改過” 是個人成長與社會進步的動力，正如陶行知所言 “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而改過是行動的修正器。
五、四憂相連︰孔子憂慮的深層邏輯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四者並非孤立，而是環環相扣的有機整體︰修德是根基，無德則學、義、改皆失方向；講學是途徑，不學則德無進、義不明、改無據；徙義是實踐，不義則德為空、學無用、改無標；改過是保障，不改則德難進、學難深、義難行。孔子的憂慮，正在于這四者的斷裂 —— 缺一則鏈條斷，缺四則修行廢。
四者的核心是 “仁”。修德是 “仁心的培育”如 “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講學是 “仁道的傳播”如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徙義是 “仁行的實踐”如 “己欲立而立人”）；改過是 “仁境的提升”如 “過則勿憚改”）。《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這種 “愛人” 之心，使四者形成良性循環︰因愛人而修德，因愛人而講學分享知識），因愛人而徙義幫助他人），因愛人而改過不傷害他人）。
四者的失衡會導致連鎖反應︰德之不修則易 “見利忘義”如貪官因缺德而貪腐）；學之不講則易 “愚昧無知”如邪教利用無知惑眾）；聞義不能徙則易 “冷漠麻木”如旁觀者效應）；不善不能改則易 “積重難返”如企業因小錯不改而倒閉）。歷史上的 “亂世”，往往是四者皆失的時期 —— 如魏晉南北朝 “玄學清談”學之不講）、“士大夫放達”德之不修）、“門閥爭斗”聞義不能徙）、“政亂不改”不善不能改），印證了孔子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
四者的平衡是 “君子” 的標準。孔子眼中的君子，“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修德據于德）、講學游于藝）、徙義志于道）、改過依于仁）缺一不可。如顏回 “德行科” 第一修德），“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講學之資），“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徙義），“不貳過”改過），是四者平衡的典範；子貢 “言語科” 第一講學），“存魯亂齊”徙義），“富而無驕”修德），“聞過則喜”改過），同樣達到四者和諧。
六、歷史回響︰四憂的千年警示
戰國時期的孟子，繼承孔子四憂思想，提出 “四端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將 “修德” 具體化為四端的培育；強調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離婁上》），反對 “學之不講” 的空談；主張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孟子?萬章上》），鼓勵 “聞義能徙”；告誡 “有過則改之，無過則加勉”《孟子?公孫丑上》），重視改過。孟子的發展，使四憂從 “孔子的憂慮” 變為 “士人的自覺”。
漢代的董仲舒，將四憂納入 “天人感應” 體系，認為 “王者不修德，則災異降；不講學，則王道衰；不徙義，則刑罰濫；不改過，則天命去”《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他在 “舉賢良對策” 中說 “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主張 “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講學），“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徙義），將四憂從個人修養擴展至國家治理，使 “修德、講學、徙義、改過” 成為施政綱領。
宋代的朱熹，以 “格物致知” 統攝四憂，認為 “格物是窮理，致知是知理，修德是循理，講學是明理，徙義是行理，改過是矯理”《朱子語類》）。他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規定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德、改過）；“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講學、徙義），使四憂成為書院教育的核心內容，通過 “學規” 引導學子踐行。
明代的王陽明，以 “致良知” 詮釋四憂，認為 “良知是心之本體，修德是致良知去私欲），講學是明良知，徙義是行良知，改過是復良知”《傳習錄》）。他在龍場驛 “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 “知行合一”，強調 “知修德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講學而不講，只是未知；知徙義而不徙，只是未知；知改過而不改，只是未知”，將四憂統一于 “致良知” 的實踐，使 “知” 與 “行” 融為一體。
七、當代鏡鑒︰四憂的現實意義
在個人層面，四憂提醒我們 “全面發展”︰修德是 “價值觀塑造”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講學是 “知識分享”如職場中的經驗交流），徙義是 “社會責任”如志願服務），改過是 “自我完善”如年度總結反思）。企業家曹德旺 “修德”捐百億做慈善）、“講學”著《心若菩提》分享經驗）、“徙義”疫情期間捐口罩生產線）、“改過”公開反思企業管理漏洞），是當代踐行四憂的典範。
在教育領域，四憂指引 “立德樹人”︰修德是 “德育為先”如中小學 “道德與法治” 課程），講學是 “智育為本”如高校 “金課” 建設），徙義是 “實踐育人”如研學旅行、勞動教育），改過是 “容錯機制”如允許學生犯錯並改正）。清華大學 “價值塑造、能力培養、知識傳授” 三位一體的教育理念，與四憂高度契合，培養出既 “修德” 又 “好學”、既 “徙義” 又 “改過” 的人才。
在社會層面，四憂推動 “文明進步”︰修德是 “道德建設”如 “感動中國” 評選），講學是 “文化傳播”如 “百家講壇” 普及經典），徙義是 “社會公益”如 “希望工程”“大病眾籌”），改過是 “制度完善”如 “信訪制度” 听取民意糾錯）。中國的 “全面依法治國” 與 “以德治國” 相結合，正是對四憂的現代回應 —— 法律是 “改過” 的底線，道德是 “修德” 的高線，教育是 “講學” 的途徑，公益是 “徙義” 的體現。
在國際層面，四憂啟發 “人類命運共同體” 建設︰修德是 “大國擔當”如中國援助發展中國家），講學是 “文明互鑒”如孔子學院傳播中華文化），徙義是 “國際合作”如全球抗疫合作），改過是 “全球治理改革”如完善聯合國機制）。中國提出的 “共商共建共享” 全球治理觀，與四憂的精神一致 —— 通過對話講學）、合作徙義）、反思改過）、互信修德）實現共同發展。
八、走出憂慮︰從警醒到踐行
孔子的四憂，不是消極的擔憂，而是積極的警醒 —— 知道問題所在，便有改進的可能。修德可從 “小事做起”，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講學可從 “分享開始”，如 “教朋友一道題”；徙義可從 “援手踐行”，如 “幫老人過馬路”；改過可從 “承認錯誤”，如 “道歉並彌補”。這些微小的行動，正是走出憂慮的第一步。
歷史已經證明，踐行四憂者必有所成︰個人踐行則 “德才兼備”，如孔子弟子；社會踐行則 “文明昌盛”，如漢唐盛世；國家踐行則 “長治久安”，如 “貞觀之治”。當代人若能以四憂為鏡，時時自省，處處踐行，便能如孔子所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在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中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暮春的杏壇，風已停，杏花落盡。孔子的憂慮穿越兩千五百年，仍在提醒我們︰修德如培樹，需日日澆灌；講學如傳火，需代代接力；徙義如行船，需時時劃槳；改過如磨刀，需常常砥礪。唯有如此，方能走出憂慮，走向 “仁” 的境界 —— 那是個人的安寧，社會的和諧，文明的永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