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7 章東宮衛護（至元二十六年?和林東宮）
東宮的朱漆宮門懸掛著 “翊衛” 匾額，為至元初年忽必烈封皇孫時所立，匾額的紫檀木邊框刻蒙文 “守護” 二字。那拉珠爾將虎衛營三百甲士分為三班辰時到未時為 “日衛班”，持七石弓守外庭，弓梢刻 “虎衛甲字”；未時到子時為 “昏衛班”，佩腰刀巡內院，刀鞘纏蒼色綢帶；子時到辰時為 “夜衛班”，攜短弩守寢殿，弩機的機括含硫量二分一厘，與和林兵器庫的 “東宮專用” 標準嚴合。
每班換防需在宮門驗符台完成虎符勘合，符面的 “東宮” 款識與甲士腰牌的編號一一對應。“換防時需唱名驗身，” 那拉珠爾對衛長們道，手中的《東宮衛則》用桑皮紙裝訂，“衛卒的胎記、傷疤需與名冊吻合，” 名冊的騎縫章是 “虎衛營印” 與 “宗正府印” 疊蓋，“這是蕭大人親定的規矩，” 他的手指劃過 “擅離崗位者斬” 的朱批，與至元二十五年的宮禁條例完全一致。
東宮的 “進學軒” 按 “左蒙右漢” 布設左側列蒙古文典籍，《蒙古秘史》的羊皮封面用狼首銅扣固定，每冊厚度三寸，與成吉思汗陵的藏本規制相同；右側置漢文經史，《論語》的桑皮紙書頁間夾著蠅頭小注，為漢臣王惲親筆，注文旁附八思巴文音譯。課案為紫檀木所制，桌面嵌兩色木牌蒙古文木牌刻 “射獵”，漢文木牌刻 “耕讀”，可按教學內容調換，木牌的榫卯結構與大都國子監的課案嚴合。
王惲的講案上擺著銅制滴漏，漏刻的 “辰”“巳” 時辰對應蒙古 “寅”“卯” 時辰，刻度誤差不逾半刻。“幼主需兼通兩文，” 他對陪讀的宗王之子道，展開的課本用活頁裝訂，每頁右下角刻頁碼，便于拆分組合，“這是《東宮教學儀注》規定的，” 儀注的編纂者含蒙古太傅、漢地儒臣各三名，“需如這滴漏，” 他的手指點著漏刻，“兩時並流，” 方能成器。
王惲的講席旁設 “伴讀席”，蒙古伴讀孛羅持《射藝圖譜》，圖譜的騎射姿勢標注蒙古文 “膝彎角度”“箭簇配重”；西域伴讀拉施特備《星象圖》，圖中北斗七星旁注波斯文星名，與《授時歷》的星象記載嚴合。三人的授課時間按 “蒙三漢四西三” 分配，單日授蒙古文與射藝，雙日授漢文與經史，十日一考，考卷需三方共同閱卷，評語用各自文字書寫後匯總。
“王學士的漢文課需譯蒙文釋義，” 蕭虎在查課時叮囑，手中的《師資考成簿》記著上月考核王惲的 “漢字認讀” 合格率九成，孛羅的 “騎射達標率” 八成五，“不可偏廢一方，” 他的手指劃過簿子的 “兩文兼通” 條款，這是至元二十三年忽里台大會定下的東宮教育原則，“他日親政，” 需能與各族臣僚對話，“這課室便是根基。”
東宮的回廊立柱暗藏凹槽，內置竹制警笛，笛音頻率與虎衛營的號角聲共振，需用特定竹哨才能吹響 —— 這是蕭虎參照中原 “警枕” 原理設計的，凹槽的深度、竹笛的孔徑經反復測算，確保聲音僅在衛營範圍內傳播。寢殿的地磚按 “九宮格” 鋪設，第三行第二塊磚下有夾層，藏著虎衛營的應急符牌，符面刻 “東宮急”，與宮門驗符台的暗記嚴合。
夜衛班的甲士需熟記 “五不” 守則不擅入課室、不私語朝政、不接受饋贈、不傳遞密信、不更改巡邏路線。每班交接時需檢查隱蔽哨位梅樹後的值崗亭、假山下的觀察孔、廊柱後的警笛凹槽，每個點位的檢查結果需用朱筆記錄，與前班的記錄比對，誤差需在半寸之內 —— 這是防止舊部滲透的關鍵措施，當年乃馬真後曾試圖買通東宮侍衛，正是因這嚴苛的交接制度未能得逞。
王惲與孛羅合編的《啟蒙課本》共分十卷，卷一 “天地” 用蒙漢雙語對照蒙古文 “天” 對應漢文 “乾”，旁附示意圖 —— 蒙古式的草原星空圖與漢地的八卦圖並列，星點的位置、卦象的線條與《授時歷》《周易》的記載完全一致。課本的活頁用牛皮繩裝訂，可根據教學進度增減，每頁邊緣打三個孔，孔徑一分五厘，與講案的銅釘嚴絲合縫。
“需讓幼主知，” 王惲在編纂札記中寫道，“草原的風與中原的雨，” 都是天地常理，“蒙文的‘騰格里’與漢文的‘天’，” 意本相通。蕭虎審閱課本時，在 “君臣” 篇批注“需加蒙古‘忽里台’與漢地‘朝會’的對照，” 批注的筆跡與他在《雙紋大扎撒》上的簽注一致，“讓幼主明白，” 各族制度雖異，“尊君護民之心則同。”
蒙古宗王脫里台的舊部在宗正府集會，塔塔兒部千戶捏著東宮護持的名冊拍案“虎衛營全是漢人與西域人，” 名冊上的甲士籍貫標注 “中原”“波斯” 的佔七成，“怎保幼主安全？” 他們聯名上書忽里台大會，要求改用蒙古怯薛護東宮，書尾的狼首印與乃馬真後當年的用印形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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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虎在回駁奏疏中附上《東宮衛籍》，籍中虎衛營的蒙古甲士雖佔三成，但均為成吉思汗 “四杰” 後裔，名冊的批注欄記著 “祖父隨西征立戰功”。“護持東宮看忠勇，” 他的奏疏用蒙漢雙文，“不看族別，” 奏疏的附件含近三年的安防記錄虎衛營挫敗三次夜襲，其中兩次由蒙古甲士立功，“就像這《雙紋大扎撒》，” 他的目光掃過宗王們，“條文不分蒙漢，” 只論是非。
忽必烈在課上臨摹蒙古文 “國” 字，筆鋒的轉折深得孛羅贊許 —— 與成吉思汗手書的 “國” 字神韻相似。王惲趁機講解漢文 “國” 的含義，用木刻教具演示“口為城，戈為衛，” 他的手指點著教具的榫卯結構，“需文武相濟，” 忽必烈突然取下教具的 “戈”，換上蒙古文的 “箭” 字木牌，“這樣更像草原的國，” 童聲清脆，王惲立即記入《學況錄》，“幼主善通變，” 錄尾附蕭虎的朱批 “當善導之”。
課後的射禮上，忽必烈的小弓拉力兩石，箭簇射中靶心的 “狼首” 與 “虎紋” 交界線 —— 這是王惲特意設計的靶紙，寓意 “文武兼修”。那拉珠爾在《衛護日志》中記“幼主射畢必撫箭桿，” 箭桿的 “至元二十六年造” 款識與他的身高比例相合，“似懂器物之重，” 這細節後來被蕭虎納入《東宮培養策》，作為 “器物認知” 教育的依據。
蕭虎每三日巡查東宮一次，巡查路線固定為 “外庭 課室 寢殿”，每處停留一刻鐘，與《巡查則例》的規定分毫不差。在課室，他會隨機抽取課本的活頁，核對王惲的批注與講稿是否一致；在衛營，他親自查驗虎符的勘合，符面的磨損痕跡需與上次記錄吻合，誤差超過半分便要問責；在寢殿，他細查地磚的夾層，確保應急符牌未被動過，牌面的 “東宮急” 字樣需清晰如初。
“東宮是國本，” 他對那拉珠爾道，手中的《衛護考成》記著每月的安防評分，最高的 “夜衛班” 獲賞羊酒，最低的班次需加訓三日，“一絲懈怠，” 他的手指點著 “乃馬真後夜襲案” 的卷宗，“便可能重蹈覆轍。” 那拉珠爾的虎符在掌中微微發燙，符面的虎紋與蕭虎的指痕形成重疊，仿佛一道無形的戒令。
課案上的銅制滴漏原為成吉思汗所用，漏刻的底座刻 “西征二十年造”，與蕭虎珍藏的西征符拓片年份一致。王惲的講鞭為棗木所制，鞭梢的裂紋是當年隨忽必烈之父蒙哥伐宋時所留，裂紋處用銅絲修補，與大都太廟的 “創業鞭” 屬同批木料。忽必烈的硯台是西域和田玉所制，硯池的狼首紋與虎紋並置，為伊爾汗所贈，玉質含硫量與符節標準相同。
“這些器物，” 蕭虎對王惲道，目光掃過課室的陳設，“是各族共輔的見證，” 滴漏的水流聲、講鞭的輕敲聲、硯台的研磨聲，“合在一起便是國音，” 他的手指劃過硯台的並置紋，“幼主日日見之，” 自會明白，“大元的江山，” 非一族獨有，“需各族共護。” 王惲立即將這番話記入《東宮教錄》，作為教學的核心宗旨。
忽里台大會最終通過《東宮護持新制》，制文用蒙漢雙文鐫刻于青石碑，豎于東宮門外“虎衛營掌安防，蒙古、漢、西域師資共授學，護持需三方共驗，” 碑側刻制度設計者姓名蕭虎、耶律鑄、孛羅，三人的簽名按 “蒙古左、漢右、西域側” 排列，與碑文中的各族權益分配對應。
那拉珠爾將新制抄本懸于衛營，抄本的騎縫章是 “虎衛營印”“國子監印”“宗正府印” 三印疊蓋，與舊制相比，新增 “每月向忽里台報備” 條款。王惲的課本終于定稿，最後一卷 “守成” 篇用兩色絲線裝訂蒙古文頁用狼毫線，漢文頁用羊毫線，線頭打結處呈 “同心結” 形。東宮的暮色中，護持的甲士、授課的先生、苦讀的幼主，構成一幅無聲的圖景 —— 這圖景將隨制度的傳承，成為大元長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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