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七
正取之計既定，而後當謀富國強兵之策。欲強兵者，當修戎器，整軍實，嚴軍政，習騎射，造海艦，此皆強兵之要務也。然其關鍵在于行事隱秘，循序漸進，令敵難以察覺。昔秦之崛起，商鞅變法，獎勵耕戰，對內整軍經武，對外示以柔弱，數年之間，秦國兵強馬壯，一統之國力基礎已成，諸侯皆驚，此乃行事以陰、行之以漸之效也。
至于富國之術，今百姓之力已盡，官府之利亦竭，若循常道，國難致富。兵需富國而後舉，若待國富而後興兵，則恐終吾世而兵不得舉。
然某有富國之策，不在于聚斂，而在于惜費。若能于可省之處省之，則國自富矣。
何以言之？自朝廷規恢遠略以來，今已數年，其間施為，耗費甚巨。築城于和（歷陽，北齊和南梁議和後為和城）、廬、揚、楚之地，修堰蓄水，招募兵勇，于建康、京口、江陰設寨，又有驛站遣使附屬朝貢往來之花費，發運本錢，以及其他各類事務、恩澤賞賜，難以盡數，總計已逾萬余緡。
又有祭祀之費，此亦需大量錢財。此等費用，祭祀之費乃祖宗成法，或不得已而為之；然其他諸多開支，本可斟酌，卻為恢復之計而耗費，然于恢復之功，實無顯著助益。耗費巨資而未得萬一之功，此費實乃可惜！
若能確定恢復之規模，斷以三年興兵。未戰之年，將此等費用積聚；當戰之年，祭祀之禮可適當推遲。如此，可得數千緡。今國庫之儲又數千緡，設若合五千緡以一戰，豈不綽綽有余！
其次，當寬民力。可讓百姓休養生息之處，便令其休息；可給予百姓之利，便予以方便之利。
蓋恢復大業，非一戰可勝，恐需曠日持久。曠日持久之戰，費用巨大，緊急之時必取之于民。百姓能供吾所需，財盡而無怨，怨甚而不變，皆因平日朝廷撫養甚厚。
古之賢君，外能克敵制勝，內能厚待百姓，本末先後，皆應如此。不然，事未竟而財已竭，財已竭則民已不堪其苦，即便初有成功，亦難以為繼。
昔漢高祖劉邦，入關之後，與民約法三章，減輕賦稅，深得民心，而後方能與項羽逐鹿天下，成就帝業；三國之時，諸葛亮治蜀，輕徭薄賦，發展民生，使蜀地百姓安居樂業，方能屢次北伐，以弱抗強。此皆厚待百姓之例。
今世之弊病，在于將深根固本之策視為迂闊不急之論，將行事草率之人稱為治事可用之才。
國用空虛，民力衰竭，欲強其力而元氣先弱，猶如人未病而服烏喙，及其真病，卻無藥可醫，縱有扁鵲、倉公在世，亦只能望而卻步。
如今大宋欲圖恢復，當以史為鑒，重視富國強兵之策，不可因一時之便利而忽視長遠之計。
其八
方今朝堂熱議，皆言若欲進取中原，必先遷都。然某以為，遷都之事，有不得已而必遷者，有既遷而又當遷者，亦有不可得而遷者，此中關節，不可不察。
今大宋以建康為都，雖坐擁長江天險，然此地距中原甚遠，號令難達。昔漢高祖初定天下，本欲都洛陽，婁敬進言“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 張良亦諫，高祖遂定都關中，憑借山川形勝，成就漢室四百年基業。
若大宋不遷都，難以彰顯北伐中原之決心，中原豪杰必觀望不前，民心思變之勢遲緩，我軍將士亦難懷必死之志。如坐待疆土歸附，恰似倒行而求前進，此乃不得已而必遷之由也。
且觀戰國時，秦據函谷關之險，六國合縱攻之而不能入；蜀有劍閣之固，鐘會十萬大軍亦難輕取，足見地理形勝對國勢之重要。朝廷若欲振作士氣、凝聚人心，遷都勢在必行，可考慮先設陪都壽春，此地緊鄰淮河，進可作為北伐橋頭堡，退可憑淮河天險固守，戰略意義重大。
然所謂北伐，是僅作虛名以彰聲勢，還是果真志在天下？若僅為虛名，即便遷都亦徒耗國力，于恢復大業無益；若志在天下，定陪都壽春亦非長遠之計。
昔劉秀定都洛陽後，親率大軍征伐四方，終復漢室。若君主欲破除天下庸常之論，成就恢復中原之壯舉，握有必勝之權柄卻不身臨艱難、決斷大事，天下人必不信其志，甚至阻礙北伐之事。此前朝廷耗費百萬修築揚州、廬州城池，效用寥寥，猶如腐舊布帛染紫，雖價增十倍，本質未改。若日後軍情緊急，以兩淮為根基，敕令廬州、揚州為車駕巡幸之地，在此決斷三軍勝負，此前修築城池之舉方能成為恢復大計的關鍵一步，此乃既遷而又當遷之理。昔周武王孟津觀兵，先示天下以威，待時機成熟一舉克商，大宋亦應如此，定陪都後積極籌備，靜待最佳北伐時機。
當天下太平之時，朝中士大夫各抒己見“主上以孝治天下，遷都則難以朝夕侍奉長輩”；“國用空虛，民力困乏，遷都之時，千乘萬騎、百官府衙隨行，耗費巨大，難以供給”。若士大夫以此論相爭，君主亦難以反駁，此為不可得而遷之困局。殷商盤庚遷都，臣民皆怨，然盤庚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反復誥諭，終成遷都大業，穩固國本。今大宋若欲加陪都壽春，亦需君主如盤庚般，以堅定決心、雄辯才略說服群臣，破除阻礙。但當下國勢未穩，貿然遷都，易引發朝局動蕩，故需謹慎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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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對峙，示敵以弱尚恐被其輕視，示敵以怯尚恐被其欺侮，若貿然增加都城展示強大，敵必生疑懼，北伐之事將橫生枝節。且兩敵相持，將士尚未抱定必死決心之時，天子貿然遷都，雖能振奮士氣，但亦可能引發國內局勢動蕩。昔苻堅率百萬之眾南征，卻因國內不穩，淝水一戰而敗。若我軍未戰而加陪都壽春，萬一北魏效仿前趙劉聰南下之舉，趁勢進逼，中原百姓迫于兵威不敢響應，北伐勝負難料。過早遷都，實則為促使敵人掌控中原局勢做嫁衣，此亦為不可輕易遷都之因。再觀戰國時，趙國國力未穩便與秦國長平對峙，最終四十萬大軍被坑殺，國勢一蹶不振，我大宋不可不引以為戒。
綜合以上四種情形而論，遷都之策便已明晰。某以為，朝廷應明降詔令，禁止隨意傳言遷都之事，暫且等待時機。待日後我軍兵臨黃河，天子即刻啟程，遷都宛洛長安猶甚濟南臨淄等前線之地進守國門，以壯軍威；待大軍渡過黃河，天子親臨前線指揮，決斷勝負。
如此一來，既不會在太平之時被士大夫之論掣肘，亦能在戰時避免敵國的過多算計，實乃兩全之策。此策略借鑒光武帝劉秀親征四方、穩固政權的經驗，規避苻堅急于求成導致敗亡的教訓，定能為大宋北伐中原、恢復故土奠定堅實基礎。
昔管仲輔佐齊桓公，先內修政理、積蓄實力，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宋若能按此方略徐徐圖之，收復中原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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