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碼下的正義
林夏的手指懸在手機屏幕上方,指尖的溫度幾乎要穿透那層冰涼的玻璃。屏幕上,“法助ai”的對話框還停留在三分鐘前的回復,淡藍色的氣泡里,一行文字像根細針,反復刺著她緊繃的神經“根據《民法典》第1079條,您的情況符合訴訟離婚條件,建議收集分居滿兩年的證據後向法院提交起訴狀。”
這是她第三次咨詢“法助ai”。丈夫出軌的證據鎖在抽屜最深處,女兒的撫養權協議改了五版,可每當她想起要走進法院,腿就像灌了鉛。“法助ai”的優勢太明顯了——24小時在線,單次咨詢只要99元,比樓下律所前台的咨詢費便宜一半。可剛才回復里那句“建議提交起訴狀”,讓她心里發慌。她試著追問“起訴狀要怎麼寫才不會被駁回”,ai卻只重復了一遍法條,再沒多余的解釋。
“叮”的一聲,微信提示音打斷了她的思緒。是閨蜜甦芮發來的消息“你真打算靠ai離婚?我表哥上次用ai寫的借條,因為沒寫清還款利息,官司輸了,現在還在跟人扯皮呢!”
林夏的心跳漏了一拍。她點開甦芮發來的新聞鏈接,標題刺眼——《ai法律咨詢致用戶權益受損,多地出現“技術誤導”糾紛》。文章里提到,去年某市有位老人用ai起草遺囑,因未注明遺產分配的特殊條件,導致子女對簿公堂;還有創業者靠ai擬定的合同,被合作方鑽了條款漏洞,損失了五十萬。最讓她脊背發涼的是結尾的數據近半年,全國因ai法律咨詢誤導引發的民事糾紛,同比上漲了300。
“這些ai平台太不負責任了。”林夏忍不住在心里罵了一句。她退出新聞,重新點開“法助ai”的界面,想找人工客服問問,卻發現“轉人工”的按鈕藏在頁面最底部,點進去後顯示“當前排隊人數127人,預計等待1小時45分鐘”。
與此同時,市中心的“技術倫理治理中心”里,周明宇正把一疊厚厚的投訴信摔在會議桌上。紙張散落的瞬間,幾張用戶的手寫投訴單滑到了桌角,上面的字跡潦草卻帶著情緒“ai說我的工傷能賠十萬,結果法院只判了三萬,誰來負責?”“用ai寫的離婚協議,法官說條款無效,我現在連孩子都見不到了!”
會議室里鴉雀無聲。團隊的技術負責人張凱推了推眼鏡,低聲說“我們也沒辦法,用戶就喜歡低成本的咨詢服務,要是限制ai的功能,平台肯定會反對。”
“反對也得管!”周明宇的聲音提高了八度,“上周我去調研,有個老太太因為ai說‘鄰里糾紛可以直接起訴’,沒找居委會調解就鬧上法院,最後兩家成了仇家,老太太氣得住院了。技術是服務人的,不是害了人的!”
團隊里的法律專家李薇拿起一張投訴單,眉頭皺得緊緊的“這些糾紛的根源,是ai越界了。它不該給復雜案件出‘解決方案’,更不該替用戶寫法律文書。法律不是簡單的法條堆砌,每個案子里的人情、證據細節,都得靠人類律師去判斷。”
接下來的一個月,團隊泡在了調研里。他們跑遍了全市的律所、法院,甚至蹲在“法助ai”的線下體驗店門口,跟用戶聊天。有個開小超市的老板告訴他們,自己用ai擬的供貨合同,因為沒寫清“不可抗力”的範圍,疫情期間斷貨,被供貨商告了;還有剛畢業的大學生,用ai寫的勞動仲裁申請書,漏了關鍵的薪資流水證明,仲裁委直接駁回了申請。
“必須劃清ai的邊界。”周明宇在團隊會議上拍了板,“基礎的法條解讀、流程指引可以讓ai做,但復雜案件必須引導用戶找人類律師,重要文書絕對不能讓ai踫。”
可方案剛提出來,就遭到了平台的反對。“法助ai”的運營總監王磊在視頻會議里直言“要是不讓ai寫文書,我們的用戶流失率至少會漲50!你們知道嗎,‘遺囑起草’‘合同擬定’是我們平台最熱門的功能,現在說砍就砍?”
“熱門不代表合法合規。”李薇反駁道,“上個月有個用戶用你們的ai寫了遺囑,去世後子女發現遺囑里把房產留給了沒血緣關系的人,原來是用戶輸入信息時填錯了,ai沒做任何提醒。現在子女已經起訴了你們平台,這個責任你們擔得起嗎?”
王磊的語氣軟了下來,但還是不甘心“那我們的損失怎麼辦?用戶要的是方便、便宜,你們的規範一出來,我們還怎麼活?”
“不是讓你們活不下去,是讓你們走得更穩。”周明宇拿出一份數據報告,“我們調研發現,70的用戶其實願意為‘人工復核’付費。你們可以把ai定位成‘法律助手’,而不是‘律師’,比如ai先解讀法條,再讓人類律師做補充,這樣既降低了用戶成本,又保證了服務質量。”
經過反復溝通,平台終于松了口。團隊趁熱打鐵,制定出了《ai法律咨詢倫理規範》,里面明確寫著ai僅限基礎法律知識解答,禁止起草重要法律文書、代理訴訟;涉及婚姻、刑事等復雜案件,ai需強制彈出“建議咨詢人類律師”的提示,並附近律所的聯系方式;所有ai回復的末尾,必須標注“僅供參考,不具備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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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實施的那天,林夏正好又打開了“法助ai”。這次,當她輸入“想離婚,怎麼爭取撫養權”時,ai沒有直接給方案,而是先解讀了《民法典》里關于撫養權的條款,然後彈出一個紅色的提示框“您的問題涉及婚姻家庭糾紛,建議咨詢專業律師。以下是您所在區域的3家正規律所,點擊可查看聯系方式。”
下面還附了一個“人工咨詢”的按鈕,點進去後,不到五分鐘就接通了律師的電話。律師耐心地問了她分居的時間、女兒的年齡、雙方的經濟狀況,還提醒她要收集丈夫出軌的證據,甚至幫她預約了免費的線下咨詢。
掛了電話,林夏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了地。她看著屏幕上“僅供參考,不具備法律效力”的提示,突然覺得很安心——原來技術的邊界,才是對用戶最大的保護。
三個月後,“技術倫理治理中心”收到了一封來自林夏的感謝信。信里說,她順利離婚,爭取到了女兒的撫養權,現在已經重新找了工作,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軌。信的末尾,她寫了一句話“謝謝你們,讓ai成了真正的‘助手’,而不是‘陷阱’。”
周明宇把信貼在了辦公室的牆上,旁邊還貼著其他用戶的反饋——有超市老板用“ai+人工”的模式擬定了新的供貨合同,再也沒出過糾紛;有大學生在律師的幫助下,成功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資;還有那位因為鄰里糾紛住院的老太太,在居委會和律師的調解下,跟鄰居和好了。
“你看,這就是我們做這件事的意義。”周明宇指著牆上的信,對團隊成員說,“技術可以低成本,但不能低責任。代碼里的每一行規則,都該藏著對人的尊重,這才是真正的‘正義’。”
窗外,陽光透過玻璃灑進來,落在那些信紙上,也落在團隊成員的臉上。張凱打開電腦,正在優化ai的提示算法,他要讓“建議咨詢人類律師”的提示更精準;李薇在整理新的投訴數據,發現規範實施後,糾紛率已經下降了60;周明宇則在準備下一次調研,他們還要去更多的城市,把這份規範推廣出去。
林夏不知道的是,她的那封感謝信,後來被印在了《ai法律咨詢倫理規範》的宣傳冊上。冊子的封面,是一行醒目的字“技術的溫度,藏在它知道自己該停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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