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聯邦六十年，秋。和林城的草原上落了一層薄霜，枯黃的草葉裹著白霜，像蒙了一層舊紗。
朱昭熙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呼吸已經很輕了。窗外，幾個牧民代表捧著剛剪的新羊毛站在走廊里，眼神里滿是焦灼——他們從百公里外的部落趕來，只想再看看那個讓草原變樣的人。
李怡坐在病床邊，握著朱昭熙的手。那雙手曾經有力地揮動畫筆改圖紙、握緊拳頭對抗制裁，如今只剩下干枯的紋路。朱昭熙睜開眼，聲音細得像絲線“別難過……草原的根在百姓心里，只要他們記得……日子要怎麼過，就不會走偏。”
話沒說完，呼吸便停了。
葬禮那天，整個和林城的人都來了。工人放下了機床，牧民牽回了牛羊，學生走出了學堂，隊伍從醫院一直排到草原深處。
沒有繁復的儀式，只有哈達堆成的小山，和牧民們低聲唱的草原古歌——那首歌原本是唱給英雄的，如今他們唱給了一個“不戀皇位的同志”。
李怡站在墓前，手里攥著朱昭熙當年寫的《草原十年規劃》，紙頁已經泛黃。她對著人群說“朱同志走了，但她留下的不是頭餃，是‘為百姓做事’的規矩。我們要接著走，讓草原的孩子能上更好的學，讓牧民的日子能更安穩。”
這之後的三十年，李怡真的守住了這份承諾。
她推動虞國和虞元國建起了第一批計算機研究所，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門檻踩在了腳下，熙洲上的合作社開始用電腦統計牛羊數量，學堂里的孩子第一次摸到了鍵盤。
她擴建了煉油廠和鋼鐵廠，讓虞國的機械不僅能滿足國內，還能出口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她沒忘朱昭熙的囑托，每年都派專家去草原，教牧民們用新能源設備，減少對傳統放牧的依賴。
虞元國的鋼鐵廠旁，當年跟著張建國學技術的年輕工人王磊，已經成了廠長。他在廠里立了一塊石碑，刻著“不忘初心”四個大字——那是朱昭熙當年教他的第一句話。
和林大學的校園里，劉志遠編的草原文化教材還在沿用，只是多了“計算機基礎”“生態保護”的新章節，學生們畢業時，都會去朱昭熙的墓前獻一束野花。
大明聯邦九十年，李怡在坤澤城去世。臨終前，她把權力交給了林晚，一個從紡織廠女工做起的干部，和她當年一樣，出身不高，卻踏實肯干。李怡握著林晚的手，反復叮囑“記住，權力是百姓給的，不是用來換什麼的……別丟了朱同志的規矩。”
林晚當時哭著點頭，可誰也沒料到，一年後，一切都變了。
變化的起因是她愛上了虞國當時的皇帝朱佑馪——朱見澤的孫子。朱佑馪生得俊朗，嘴甜，總能把林晚哄得團團轉。他常說“晚晚，你看明國的資本家，住大房子，開豪車，百姓也能當老板。咱們守著老規矩，什麼時候才能富起來？”
林晚起初還反駁“朱同志說過，資本主義的富是少數人的富。”可朱佑馪總會帶她去看明國的宣傳片——畫面里全是西裝革履的商人、燈火輝煌的商場，絕口不提那些在工廠里加班到深夜的工人。
時間久了，林晚也動了心“要是能讓大家都當老板，是不是也挺好？”
她開始主動放權。先是把國企的管理權交給朱佑馪信任的人，再是修改法律，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醫療、教育領域，最後干脆在朝堂上宣布“以後國家大事，听皇帝的。”
老黨員們急了，王磊從虞元國趕來，拍著桌子質問“林晚！你忘了李怡同志怎麼教你的？忘了朱同志是怎麼拼下來的江山？”林晚卻躲在朱佑馪身後，小聲說“我只是想讓大家過得更好……”
朱佑馪掌權後，第一步就是撕毀社會主義合作協議。他關閉了計算機研究所，把設備賣給了明國的資本家；他拆分了鋼鐵廠和煉油廠，變成私人企業；他取消了草原合作社的補貼，說“市場要自由競爭”。
明國、越國的資本家蜂擁而至。虞國的紡織廠被改成了奢侈品代工廠，工人每天要工作十二個小時，工資卻只夠買半袋面粉；草原上的牧場被資本家承包，牧民們成了雇佣工，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靠著合作社的分紅蓋新房、供孩子上學。
有人反抗，卻被朱佑馪貼上“破壞市場”的標簽打壓。當年跟著朱昭熙搞合作社的劉安，已經是滿頭白發的老人，他帶著牧民去皇宮請願，卻被衛兵攔在門外。
老人對著宮門大喊“朱同志當年不是這麼說的！你們不能這麼做！”回應他的，只有冰冷的鐵門關上的聲音。
更荒唐的是歷史的篡改。
朱昭熙的墓碑前，原本刻著“社會主義事業開拓者”的碑文被鑿掉，換成了“虞國開國皇帝，大明聯邦第二位女性君主”。
教科書里再也不提她對抗制裁、建設草原的往事，只說她“打破傳統，登基為帝”；李怡被描述成“權力欲極強的專制者”，她推動的科技革命，成了“為鞏固統治的面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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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巷尾開始出現印著朱昭熙頭像的襯衫。資本家們把她的頭像和武則天印在一起，標價很高，宣稱是“紀念女性掌權的偉大時刻”，用來炒作“女權”概念。
年輕人穿著這樣的襯衫逛街，討論著“怎麼才能當資本家”，沒人知道，這個被他們當成“女權符號”的人，當年倡導的“平權”，是讓工人能吃飽飯、牧民能有保障，不是讓資本把“女性”變成商品。
虞元國的草原上，王磊看著電視里播放的“資本家成功學”節目，關掉了機器。車間里的機床早就換了新主人，新老板為了省錢，砍掉了安全防護裝置，上個月已經有兩個工人受傷。
他走到廠區的石碑前，撫摸著“不忘初心”四個字，指腹蹭過被雨水沖刷得模糊的刻痕，突然老淚縱橫。
遠處，一個牧民的孩子拿著印有朱昭熙頭像的卡片，問媽媽“這個人是誰呀？”媽媽愣了愣，想起自己小時候，奶奶說過“有個朱同志讓咱們住上了磚瓦房”，可現在電視里都說她是“皇帝”。
她搖了搖頭，把孩子的卡片拿走“別玩了，趕緊去放牛羊，不然明天老板要扣錢了。”
風又吹過草原，卷起枯黃的草葉，像是在嘆息。曾經飄揚在鋼鐵廠上空的紅旗，早就換成了私人企業的lo；學堂里的孩子，再也听不到“社會主義”這四個字；朱昭熙和李怡用一生守護的日子，漸漸變成了老人們口中“模糊的往事”。
仿佛那場跨越幾十年的奮斗從未存在過，仿佛那些關于“人民當家作主”的承諾從未說過，仿佛社會主義的火種，只是一陣被風吹散的塵埃。
最終只剩下一個被資本異化的符號，掛在商場的櫥窗里，印在年輕人的襯衫上，在喧囂的資本主義浪潮里，失去了所有原本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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