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其從唐代傳入中原後，經過本土化探索，至宋代逐漸成為溫補脾腎的核心用藥，明代以後更形成系統的配伍理論。以下結合文獻記載與數據挖掘成果，從高頻方劑、醫家偏好、時代分布三個維度展開分析
一、高頻經典方劑及其歷史地位
補骨脂在宋代以後的方劑中使用頻率顯著提升，尤其在溫補脾腎、固澀止瀉、納氣平喘三大領域形成經典配伍模式
1 四神丸（宋代《證治準繩》）
核心配伍補骨脂（君）+肉豆蔻、吳茱萸、五味子
使用頻率據《中醫方劑大辭典》統計，四神丸及其衍生方（如“二神丸”“五味子散”）在歷代文獻中出現超過101novel.com0次，是治療脾腎陽虛五更泄瀉的第一要方 。
臨床擴展現代臨床將其用于腸易激綜合征、慢性結腸炎等，補骨脂用量多在615g。
2 青娥丸（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核心配伍補骨脂+杜仲、胡桃仁、大蒜
使用頻率宋代至清代的文獻中，青娥丸及其加減方（如“三神丸”“胡桃丸”）出現頻次達180余次，是治療腎虛腰痛的代表性方劑。
學術影響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盛贊其“壯筋骨，烏須發”，並記載“董廉憲五十無子，服此一年連得二子”的案例。
3 補骨脂丸（唐代鄭相國方）
核心配伍補骨脂+胡桃仁
使用頻率唐代至明代文獻中出現約50次，是補骨脂早期本土化應用的標志性方劑。
文化意義該方由唐代鄭相國推廣，開創了“補骨脂+胡桃”的經典配伍模式，被後世稱為“水火相生”的典範。
4 縮精丸（宋代《婦人良方》）
核心配伍補骨脂+青鹽、白茯苓、五味子
使用頻率在宋代至清代文獻中出現約80次，是治療腎虛遺精、尿頻的基礎方。
現代應用現代研究證實其對前列腺增生癥有輔助治療作用。
二、醫家流派與使用偏好
1 溫補派代表醫家
李東垣作為補土派宗師，其著作《脾胃論》《蘭室秘藏》中補骨脂出現頻次佔其方劑總數的87，主要用于脾腎兩虛證（如配伍益智仁、茯苓治療“腎氣虛冷，小便無度”）。
張景岳在《景岳全書》中，補骨脂參與的方劑佔比達123，尤其擅長用其配伍熟地黃、菟絲子治療“下元虛損”。
2 滋陰派與攻邪派醫家
朱丹溪作為滋陰派代表，其著作中補骨脂僅在32的方劑中出現，且多配伍知母、黃柏以制約燥性（如“加減補陰丸”）。
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補骨脂主要用于寒濕痹痛（如配伍硫黃、乳香外治皮膚潰瘍），佔比約41。
3 創新配伍的醫家
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補骨脂與桃仁、紅花配伍治療“腎虛血瘀之腰痛”，此類活血溫腎方佔其方劑總數的56。
陳士鐸在《辨證錄》中，補骨脂與熟地、白術配伍的“補虛利腰湯”，體現“陰中求陽”的配伍思想，佔其補腎方劑的158。
三、時代分布與使用趨勢
1 唐代（傳入期）
使用頻率現存唐代文獻中，補骨脂僅在35首方劑中出現，且多為單味藥或簡單配伍（如鄭相國方）。
特點以外來藥材身份被宮廷醫家試用，尚未形成系統理論。
2 宋代（成熟期）
使用頻率在《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普濟本事方》等宋代典籍中，補骨脂參與的方劑佔比達62，較唐代增長近101novel.com倍 。
突破許叔微創立“腎泄”理論，補骨脂從單一溫腎藥發展為脾腎同治的核心藥物（如二神丸）。
3 金元至明代（鼎盛期）
使用頻率金元四大家著作中補骨脂方劑佔比平均達78，明代《本草綱目》收錄的補骨脂方劑較宋代增加40。
理論深化李時珍提出“水火相生”理論，系統總結補骨脂與胡桃、杜仲等的配伍規律。
4 清代（精細化期）
使用頻率清代方劑中補骨脂的使用佔比穩定在8592，但配伍更趨復雜（如《辨證錄》中補骨脂與白芥子、肉桂配伍治療寒濕腰痛）。
創新方向外治法（如酒浸液治療白癜風）和活血化瘀配伍（如王清任的“身痛逐瘀湯”加減）成為新趨勢。
四、數據挖掘的統計驗證
根據南京中醫藥大學方劑文獻數據庫的關聯規則分析
1 配伍頻次補骨脂與杜仲（支持度287）、胡桃仁（支持度243）、肉豆蔻（支持度215）的配伍頻次位居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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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效聚類
溫腎助陽類方劑佔比412（如青娥丸）；
固澀止瀉類佔比326（如四神丸）；
納氣平喘類佔比189（如《和劑局方》補骨脂丸）。
3 時代分布
宋代方劑中補骨脂出現頻次佔比356；
明代佔比283；
清代佔比231，體現其在宋明時期的集中應用。
五、使用頻率變化的深層動因
1 學術思想推動
宋代“扶陽抑陰”思潮興起，補骨脂的溫腎作用契合當時醫學主流；
明代命門學說的發展（如張景岳“陽非有余”論）進一步擴大其應用範圍。
2 炮制技術成熟
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首創鹽炒補骨脂，解決了生品燥烈傷陰的問題，使其可長期服用（如四神丸） ；
明代《普濟方》記載的酒麩炒、澤瀉制等方法，拓展了其在不同證型中的適用性 。
3 臨床需求導向
宋代以後，隨著人口增長和農耕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脾腎兩虛導致的泄瀉、腰痛等疾病增多，補骨脂的固澀止瀉、強腰作用成為臨床剛需。
結語
補骨脂的使用頻率變化折射出中醫理論與臨床實踐的互動演進唐代作為外來藥材初試鋒芒，宋代借溫補思潮確立核心地位，明代通過炮制創新與理論系統化達到應用巔峰，清代則在精細化配伍中持續發展。這一過程既體現了中醫藥對外來藥物的本土化改造能力，也反映了“因時制宜”的辨證思維。未來，隨著精準醫學與古籍數據挖掘的結合，補骨脂在抗腫瘤、抗衰老等新領域的配伍規律有望進一步被揭示，延續其千年不衰的臨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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