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追溯至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詩經》，其植物形態與藥用價值在先秦典籍中已通過隱喻與自然觀察得到初步記錄。以下是基于文獻考證與歷史脈絡的系統梳理
一、《詩經》先秦時期的隱喻性記載
在《詩經•魏風•汾沮洳》中，有“彼汾一曲，言采其 ”的詩句，其中“ ”即指澤瀉。朱熹在《詩集傳》中注釋“ ，水舄也，葉如車前草”，與澤瀉寬披針形葉片、生于淺水濕地的形態特征高度吻合。詩中以采摘澤瀉起興，贊美意中人“美如玉”，暗合《神農本草經》所載澤瀉“久服令人身輕、面生光”的養生功效。這一記載表明，早在春秋時期，澤瀉已作為濕地植物進入先民的采集視野，並被賦予文化象征意義。
《詩經》的成書時間跨度為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公元前11世紀—前6世紀），是目前可考的最早提及澤瀉的文獻 。其記載雖未直接使用“澤瀉”之名，但通過植物生境、形態描述與文化隱喻，確證了澤瀉在先秦時期的認知存在。
二、《神農本草經》漢代的學術定稱與系統記載
漢代《神農本草經》（成書于公元前101novel.com6年—公元2101novel.com年）首次以“澤瀉”作為正式名稱，將其列為“上品”藥材，並系統記載其性味、功效及別名。書中稱澤瀉“味甘，寒”，主“風寒濕痹，乳難，消水，養五髒，益氣力，肥健”，並提到其別名“水瀉”“鵠瀉”“芒芋”等 。這一命名標志著澤瀉從民間經驗上升為學術體系的關鍵轉折。
《神農本草經》的記載具有以下突破性意義
1 藥用價值的明確化首次將澤瀉的利水滲濕功效與五髒養護關聯，奠定其在中醫理論中的地位。
2 名稱體系的標準化“澤瀉”作為統一名稱的使用，終結了先秦時期“ ”“ ”等別名的混亂局面 。
3 生態特征的精準描述指出澤瀉“生汝南池澤”，即現今河南駐馬店一帶，與現代澤瀉主產于福建、四川的道地性形成呼應 。
三、《爾雅》與漢代文獻的補充印證
1 《爾雅》的跨時代記錄
戰國末期成書的《爾雅》在《釋草》篇中提到“ ，牛唇”，郭璞注稱“今澤舄也，葉圓，睫可食”，與澤瀉的形態特征相符 。盡管成書時間晚于《詩經》，但其對“牛唇”的解釋為早期文獻中的別名了訓詁學依據。
2 西漢時期的名稱普及
西漢劉向《九嘆•怨思》中“筐澤瀉以豹 兮”的記載，表明“澤瀉”這一名稱在漢代已被廣泛使用。結合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澤瀉實物（經基因測序確認為已滅絕的東方澤瀉），印證了漢代對澤瀉的藥用實踐已趨成熟 。
四、文獻記載的歷史意義
1 從自然觀察到文化隱喻
《詩經》中“ ”的記載體現了先民對濕地植物的生態認知，而《神農本草經》的“澤瀉”定稱則標志著其從食物采集對象向藥用植物的功能轉型。這一過程折射出中華文明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從經驗積累到理論升華的演進 。
2 名稱演變的語言學價值
從《詩經》的“ ”到《神農本草經》的“澤瀉”，名稱的轉變反映了漢語詞匯從象形隱喻（“ ”與“舄”形似）到功能指向（“瀉水”即利水）的發展規律 。這種演變不僅是植物命名的科學化，更是古代科技語言體系形成的縮影。
3 生態適應與可持續利用
先秦文獻對澤瀉的記載，間接反映了黃河流域濕地環境的歷史變遷。例如，《詩經》中“汾沮洳”（汾河彎曲處的濕地）的澤瀉分布，與現代彭山“水稻澤瀉油菜”輪作模式形成跨時空呼應，揭示了中華文明對濕地資源的深度認知與可持續利用智慧 。
五、未解之謎與研究展望
1 商周時期的空白
目前尚未發現商周時期澤瀉的直接文獻或考古遺存，需進一步研究殷墟、三星堆等遺址的植物浮選結果，以填補這一歷史空白。
2 名稱對應關系的考古實證
《詩經》“ ”與《爾雅》“牛唇”的對應關系，雖有形態描述支持，但缺乏出土實物的直接印證，未來可通過孢粉分析或基因測序技術深化研究。
3 藥用技術的早期演變
從《詩經》時代的采集到漢代的炮制（如《神農本草經》提到“陰干”），澤瀉加工技術的演進需結合墓葬出土藥具與科技史研究，揭示其工藝傳承脈絡。
結論
澤瀉的最早文獻記載見于《詩經》對‘ ’的隱喻性描述，而《神農本草經》則首次以科學命名系統記載其藥用價值，二者共同構成澤瀉從自然植物到文化符號的認知鏈條。這一記載不僅是中醫藥學起源的實證，更是中華文明觀察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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