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應用歷史，可追溯至中國古代文獻記載與民間實踐的雙重脈絡。從現存資料來看，其最早的文字記錄見于漢代的《神農本草經》，書中將沙參列為“上品”，稱其“味苦微寒，無毒，主血積、驚氣、除寒熱、補中益肺氣，久服利人”。這一記載不僅明確了沙參的藥性與功效，更表明其在漢代或更早時期已被納入系統的醫藥體系。
一、文獻記載的源頭
1 《神農本草經》的奠基
作為中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成書于漢代（約公元前101novel.com6年—公元2101novel.com年），其對沙參的記載標志著這一藥物正式進入官方醫藥文獻。書中描述的“主血積、驚氣”等功效，與後世醫家對沙參滋陰潤燥、清肺化痰的認知一脈相承。值得注意的是，《神農本草經》中未區分南北沙參，後世文獻中南北沙參的分化（如北沙參側重潤燥，南沙參兼能益氣），實為對早期用藥經驗的細化與發展。
2 陶弘景與五參體系的構建
南朝梁代醫藥學家陶弘景在《神農本草經集注》中首次提出“五參”概念（人參、玄參、丹參、苦參、沙參），將沙參與其他參類並列，強調其“安五髒、補中益氣”的共性。這一分類體系不僅體現了沙參在古代醫藥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當時對藥物功效的系統性認知。
二、地方實踐的印證
1 祁州（今安國）的千年傳承
河北安國（古稱祁州）的沙參種植與藥用實踐，可追溯至明清時期。《安國縣志》記載，當地沙參（祁沙參）因加工工藝精湛，被譽為“一柱香”，成為“八大祁藥”之一 。盡管文獻記載較晚，但其種植傳統與《神農本草經》中“生于沙壤”的描述高度吻合，暗示此地可能是沙參早期應用的核心區域之一。現代研究表明，安國沙參（南沙參）的化學成分與藥理活性，與《神農本草經》的記載完全一致。
2 牛家營子（今赤峰）的北沙參崛起
內蒙古赤峰喀喇沁旗的牛家營子鎮，自清代康熙年間（16621722年）開始規模化種植北沙參，乾隆年間更因藥香濃郁獲賜“藥王村”之名。雖然北沙參的文獻記載晚于南沙參（首見于明代《衛生易簡方》），但其“潤燥生津”的特性與《神農本草經》中“除寒熱、補中益肺氣”的描述互為補充，形成南北沙參的互補體系。現代藥理研究證實，北沙參與南沙參在化學成分（如總皂 、黃酮）和臨床應用上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印證了兩地實踐的獨特價值。
三、實踐先于文獻的啟示
1 口傳知識的隱秘脈絡
沙參的實際應用可能遠早于文字記錄。例如，蒙古族牧女其其格通過口傳經驗發現北沙參的故事，與邳彤隨神農嘗百草的傳說，均暗示沙參的藥用知識最初通過“口傳心授”在民間流傳。這種“實踐先于文獻”的特點，恰是中國傳統醫學“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生動體現。
2 考古與田野的潛在發現
盡管目前缺乏直接的考古證據，但植物考古學研究表明，中國北方沙地在漢代以前已存在沙生植物的馴化利用。結合《神農本草經》對沙參“生于沙壤”的記載，推測沙參的發現可能與早期人類在沙地環境中的生存實踐密切相關。未來若能通過考古發掘或田野調查獲取更多實物證據，或將進一步改寫沙參的發現史。
四、結語
沙參的發現史，是一部文獻記載與民間實踐交織的“雙重歷史”
文獻層面，其最早記錄可追溯至漢代《神農本草經》，標志著沙參正式進入系統醫藥體系；
實踐層面，祁州、牛家營子等地的千年傳承，印證了沙參在地方醫療中的持續應用；
文化層面，口傳故事與神話傳說（如沙參源于神女精氣），則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與文化深度。
這種“文獻記載與實踐互動”的模式，不僅揭示了沙參在中國醫學中的獨特地位，更彰顯了中華文明中“知識傳承”與“實踐創新”的辯證關系。正如《本草綱目》所言“沙參南北異產，皆可入藥用，貴在辨證”，沙參的發現史本身，即是一部鮮活的“辨證施治”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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