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除儒家、道家外，陰陽家、墨家、管子學派（法家先驅）、農家等也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天人關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相關理論。這些學派雖未直接使用“天人合一”的術語，但均強調“天”與“人”的關聯性、統一性，只是對“天”的內涵及“合一”路徑的理解與儒道存在顯著差異。
一、陰陽家以“陰陽五行”為核心的“天人感應”論
陰陽家是戰國中後期專門研究宇宙秩序與人間秩序對應關系的學派，代表人物為鄒衍。其“天人合一”思想以“陰陽消長”“五行生克”為框架，將自然規律與社會人事強行綁定，形成獨特的“天人感應”體系。
對“天”的認知
陰陽家的“天”是具有運行規律的宇宙整體，其核心是“陰陽”二氣的對立統一與“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循環生克。這種規律不僅支配自然現象（如四季更替、萬物生長），更直接決定人間的朝代更替、政治制度與倫理秩序。
“天人合一”的內涵
主張“天”的規律與“人”的社會秩序存在一一對應的“類同關系”。鄒衍提出“五德終始說”，認為每個朝代都對應五行中的一“德”（如黃帝屬土德，夏屬木德，商屬金德等），“德”的興衰由天道（五行生克）決定，人間政權必須順應“天德”的更替，才能長治久安。例如，若某朝代“德衰”，天會通過災異（如地震、水旱）發出警示，人（統治者）需通過改正制度、修德來“合于天”。
特點將“天人合一”簡化為“宇宙規律與社會秩序的機械對應”，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強調“天對人的支配”與“人對天的順應”，為後來的讖緯神學埋下伏筆。
二、墨家以“天志”為核心的“天人合其志”論
墨家由墨子創立，其思想以“兼愛”“非攻”“尚賢”為核心，而“天志”（天的意志）是其理論的終極依據，形成了獨特的“天人合志”思想。
對“天”的認知
墨家的“天”是具有明確意志和情感的“至上神”，而非儒道的“道德本體”或“自然規律”。“天”愛利天下萬民，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反對“強凌弱、眾暴寡”，且能“賞善罰惡”——順天志者得賞，逆天志者受罰（《墨子•天志上》“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
“天人合一”的內涵
墨家的“合一”是“人順應天的意志”。人（尤其是統治者）需以“天志”為準則，踐行“兼愛”“非攻”等主張，使自身行為與天的意志一致。墨子認為，“天志”是“天下之明法”，人若“法天”，則能實現天下太平，本質是“人合于天的道德意志”（此處“天志”是墨家眼中的“公義”，而非儒家的倫理本體）。
特點以“天志”為絕對權威，強調“人對天的服從”，通過外在的“天罰”約束人的行為，實現“天人意志的統一”，帶有宗教化的倫理色彩。
三、管子學派（法家先驅）“天人相因”的實用主義協調論
管子學派以《管子》一書為代表，融合了道法思想，側重探討“天道規律與人間治理的結合”，是早期法家思想中對“天人關系”最系統的論述者。
對“天”的認知
其“天”兼具自然屬性與規律屬性一方面，“天”是客觀的自然存在（如日月、四時、風雨），“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另一方面，“天”的規律（如“陰陽”“五行”）是可被人認知和利用的“常道”。
“天人合一”的內涵
主張“天人相因”——人需順應天道規律以實現自身目的，而非被動服從。具體表現為
治理層面統治者需根據四時變化制定政策（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對應“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的農政），“令則行于天下，室家之道修，分義之理明”（《管子•四時》），將天道規律轉化為治國規範；
養生層面人需順應自然節律調節作息，“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管子•形勢解》），實現身心與自然的協調。
特點以實用主義為導向，強調“人對天道的認知與利用”，將“天人合一”轉化為“順應規律以成事”的治理與生存智慧，是“天道為人間服務”的工具化表達。
四、農家“與天共耕”的樸素自然和諧論
農家以許行為代表，專注于農業生產與社會秩序的關系，其“天人合一”思想體現在“人與自然的共生”中。
對“天”的認知
其“天”是農業生產依賴的自然環境（如土地、氣候、時令），核心是“自然節律”（如“四時”“節氣”），不含意志或道德屬性，是“人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
“天人合一”的內涵
農家主張“人與天（自然）通過農業生產實現和諧”。許行提出“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認為統治者應親自參與耕作，遵循“不違農時”的原則，與百姓共同順應自然規律從事生產。其“合一”的本質是人通過順應自然節律進行農業勞動，實現與自然的物質交換和共生，反對脫離生產的“勞心者治人”，強調“人與自然的平等協作”。
特點以農業生產為核心，將“天人合一”落實為“順應農時、與自然共生”的樸素實踐，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生態和諧”思想之一。
總結
除儒道外，陰陽家以“五行感應”將天人綁定，墨家以“天志”規範人倫，管子學派以“天道治世”注重實用，農家以“與天共耕”強調共生。這些理論雖視角各異（或神秘、或功利、或樸素），但均圍繞“天與人的統一性”展開，共同構成了春秋戰國時期“天人關系”討論的多元圖景。與儒道相比，它們更側重“天對人的外在約束”或“人對天的工具化利用”，較少涉及個體精神與宇宙本質的內在貫通，這也使其“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學深度稍遜于儒道，但為後世“天人關系”的多樣化解讀了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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