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本質上是社會劇變（禮崩樂壞、諸侯爭霸）引發的思想大踫撞。面對“天是什麼”“人如何與天相處”這一核心命題，各學派從宇宙觀、倫理觀、實踐觀等角度提出了不同解讀，共同推動“天人合一”從模糊的觀念升華為系統的哲學理論。其中，道家、儒家、陰陽家的論述最具代表性，而墨家、法家等雖側重不同，但也間接參與了對“天人關系”的討論，形成了多元互補的理論圖譜。
一、道家以“道”為核心的“自然合一”——宇宙本源層面的統一
道家是最早從宇宙論角度系統闡述“天人合一”的學派，其核心是將“天”（自然規律）與“人”（生命本質）統一于“道”的本源之下，主張人應回歸自然本真，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
1 老子“道法自然”與“天人同律”
老子在《道德經》中徹底剝離了“天”的人格神屬性，將其定義為遵循“道”運行的自然系統。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這里的“自然”並非“自然界”，而是“自身如此”的本然狀態——“道”是宇宙的終極本源，無形無象卻支配一切；天、地、人都是“道”的派生，必須遵循“道”的規律（如“反者道之動”的循環法則）。對老子而言，“天人合一”的關鍵是“人合于道”人若摒棄“有為”（過度的欲望、人為干預），回歸“無為”（順應自然本性），就能與“天”（道的體現）的運行節奏同步。例如，他反對統治者“有為而治”，主張“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第六十章》），即如烹飪小魚般不輕易翻動，順應事物本然——這既是政治智慧，也是“人與天（自然規律）合一”的實踐。
2 莊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論
莊子繼承老子的“道”論，進一步將“天人合一”從“規律遵循”升華為“精神境界”。他在《齊物論》中提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認為“天”（天地萬物）與“我”（人的生命）在本源上同屬“道”的演化，本無本質區別；世俗的“分別心”（如物我、是非、善惡）是人為割裂，導致人偏離自然本性。莊子主張通過“心齋”“坐忘”（摒棄感官與欲望的束縛），達到“與天為一”的狀態“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莊子•天道》）。這種“合一”不是被動服從，而是主動消解人與萬物的界限，實現精神上與天地同流——如“庖丁解牛”中，庖丁的刀刃“以無厚入有間”，順應牛體的自然結構，實則是“人與物（天的體現）合一”的技藝隱喻。
二、儒家以“德”為紐帶的“性天合一”——倫理價值層面的貫通
儒家不否認“天”的自然屬性，但更側重將其視為道德本源，主張“人”的本性（“性”）源于“天”，通過道德修養（“盡性”）可貫通“天”與“人”，實現“性天合一”。
1 孔子“知天命”與“德配天地”
孔子對“天”的態度較為務實，既保留了“天”的超越性（“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又將其與人間倫理結合。他提出“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這里的“天命”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不可違背的道德法則（如“仁”“禮”）。孔子認為，“人”的使命是通過“克己復禮”踐行“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畏天命”並非恐懼，而是對道德本源的敬畏；通過“修德”，人可使自身行為符合“天”的道德秩序，即“德配天地”——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以“德”為中介，連接“天”（道德本體）與“人”（道德實踐）。
2 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貫通路徑
孟子明確將“天”定義為道德本源，“人”的本性（“性”）是“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即“善性”（仁、義、禮、智）源于“天”。因此，“天人合一”的核心是“性天合一”，而實現路徑是“盡心—知性—知天”
“盡心”充分發揮人的本心（“惻隱之心”等四端）；
“知性”通過“盡心”領悟自身善性的本源；
“知天”最終明白善性源于“天”，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盡心上》）。
孟子的“合一”是“內在超越”人不必外求神靈，只需向內修養本心，即可與“天”（道德本體）相通。他還提出“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認為天地萬物的道德意義已內在于人，真誠地踐行本性，就是與天合一的快樂。
3 《中庸》“致中和”與“參贊化育”
戰國後期的《中庸》（儒家經典）進一步系統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賦予人“性”（善性），遵循本性行事就是“道”，修養“道”就是“教”，明確“天—性—道—教”的貫通鏈條。其核心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是人的本性（源于天）的本然狀態，“和”是遵循本性的和諧狀態；人通過“致中和”（修養到中和境界），不僅能實現自身的完善，還能輔助天地萬物的化育（“參贊天地之化育”），達到“與天地參”（與天地並立為三）的境界。這種“合一”不是被動順應，而是主動參與天地秩序的構建，體現了儒家“積極入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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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陰陽家“天人感應”與“宇宙秩序合一”——結構關聯層面的整合
陰陽家以鄒衍為代表，通過“陰陽五行”學說構建了一個天、地、人相互感應的宇宙模型，將“天人合一”理解為“宇宙結構與人間秩序的對應統一”。
1 陰陽五行宇宙與人間的同構性
陰陽家認為，“天”的運行遵循“陰陽消長”（如晝夜、寒暑）與“五行相生相克”（木、火、土、金、水）的規律，而人間的政治、倫理、歷法等必須與之對應。例如
季節上，春屬木（生）、夏屬火（長）、秋屬金（收）、冬屬水（藏），土居中央；
政事上，春夏應行德政（順應“生”“長”），秋冬可行刑罰（順應“收”“藏”）；
朝代更替也遵循“五德終始”每個王朝對應一種“德”（如夏屬木德，商屬金德，金克木，故商代夏），其制度、服色需與“德”匹配。
2 “天人感應”的互動性
陰陽家強調“天”與“人”不是單向支配，而是相互感應人若順應天道（如為政以德），天會降下祥瑞（如嘉禾、鳳凰）；若違背天道（如暴政），天會以災異（如地震、蝗災）警示。這種“感應”雖帶有神秘色彩，但本質是將“天”（自然秩序）與“人”（社會秩序）視為有機整體——二者通過相同的結構（陰陽五行）關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體現了“結構層面的天人合一”。
四、其他學派的補充墨家、法家的間接回應
春秋戰國時期的其他學派雖未直接提出“天人合一”，但對“天”與“人”的關系有獨特論述，間接豐富了這一理念的內涵
墨家墨子提出“天志”，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天欲義而惡不義”），人（尤其是統治者）需“法天”（遵循天的意志行“兼愛”“非攻”）。墨家的“天”仍帶人格神色彩，“合一”表現為“人法天志”，雖未達哲學層面的“合一”，但強調了“天對人的規範”，與儒家“德配天”有相通之處。
法家法家否定“天”的神秘性，將其視為客觀自然（如韓非子“天有大命，人有大命”），主張“因勢利導”，通過法治規範人事，與自然規律（“天”）並行不悖。雖反對“天人感應”，但承認“天”（自然）與“人”（社會）需各自遵循規律，間接認可了“秩序統一性”。
總結百家爭鳴中“天人合一”的多元內涵
春秋戰國時期的“天人合一”理論，在百家爭鳴中呈現出“多元一體”的特點
道家從宇宙本源出發，主張“天（自然規律）與人（生命本真）在道的層面合一”，強調“回歸自然”；
儒家從倫理價值出發，主張“天（道德本源）與人（善性實踐）在德的層面合一”，強調“修德盡性”；
陰陽家從結構關聯出發，主張“天（陰陽五行）與人（社會秩序）在感應層面合一”，強調“秩序對應”。
這些理論雖角度不同，但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天”與“人”不是割裂的對立關系，而是相互關聯、本質統一的整體。這種對“整體性”的追求，既是對春秋戰國社會分裂的反思，也為後世中國文化奠定了“重和諧、尚統一”的精神底色，使“天人合一”成為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命題，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生態觀、倫理觀與社會治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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