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清商隊頻繁往來于琉球群島，雙方貿易日益興盛，日本薩摩藩在琉球的影響力不斷被削弱，心中的嫉妒與不甘如野草般瘋長，小動作不斷，妄圖破壞這繁榮的貿易局面。
大清洞悉薩摩藩的種種行徑，為了徹底震懾住這股不安分的勢力，三大水師齊出，六十余艘戰船浩浩蕩蕩地向著薩摩藩駐地進發。
薩摩藩得知大清水師來勢洶洶，匆忙調集百余艘戰船前來迎戰，雖然其戰船數量不少，但大多是小型船只，火力遠遠不及大清戰船。
雙方在海面上對峙，氣氛瞬間緊張到了極點，仿佛空氣都要凝固。
薩摩藩的戰船試圖以數量優勢壯大聲勢，可大清戰船高大堅固，排列整齊，炮口森然，散發著令人膽寒的威懾力。
不過，弘歷並未打算與薩摩藩真正開戰，畢竟即便獲勝自身也會遭受不少損失，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威懾日本幕府。
為了讓薩摩藩認清形勢，大清水師士兵們在船上進行了一系列戰術演練，展示出較高的軍事素養和強大的作戰能力。
在對峙過程中，大清水師士兵們操作火炮，進行模擬射擊，炮彈精準地落入遠處的指定區域，濺起巨大的水花，展現出強大的火力優勢。
薩摩藩的士兵們看到這一幕，心中充滿了恐懼，不少人開始瑟瑟發抖。
薩摩藩的將領們知曉雙方實力懸殊，若真的開戰，己方必敗無疑，明白繼續對抗下去只會帶來滅頂之災，在經過一番艱難的權衡後，薩摩藩的戰船緩緩後退，主動示弱。
此後，薩摩藩不敢輕易對琉球與大清的貿易進行暗中破壞，而大清與琉球之間的貿易往來更加順暢，兩國的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
與此同時，在南洋的甦祿甦丹國，大清商船滿載絲綢、瓷器抵達樂港，而甦祿的珍珠、香料則被運回大清。甦丹借助貿易之利，購置火炮、訓練水師，國力日盛。
然而，西班牙殖民者早已視甦祿為禁臠，見大清商船絡繹不絕，心中嫉恨難平。他們暗中慫恿海盜襲擾商路，甚至派遣間諜挑撥甦祿貴族，妄圖切斷大清與甦祿的聯系。
大清南海水師察覺異動，迅速調集精銳戰船，以雷霆之勢橫掃南洋海盜巢穴，並逼近西班牙據點馬尼拉，西班牙人見識到大清水師的強悍，只得悻悻放棄阻撓。
隨著和樂港和三寶顏港日益繁榮，吸引了不少西班牙商人投身其中。
他們雖心有不甘，但也意識到，與大清的貿易是獲取豐厚利潤的重要途徑，為了在新的貿易格局中分得一杯羹，西班牙商人主動尋求與大清商人的合作。
在甦祿，西班牙商人和大清商人達成協議，共同投資建設碼頭和倉庫，優化貿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
雙方還聯合組建船隊，開展跨洋貿易，將大清、甦祿的特產運往歐洲，又將歐洲的新奇商品帶回亞洲。
在這個過程中，西班牙逐漸接受了大清對甦祿的影響力，與大清建立了更加穩定的貿易關系。
為了追求更多的商貿利益，西洋諸國紛紛派遣公使來到大清。
早在莊親王等人出訪歐洲回國後，英吉利使臣便請求在大清京師設置公使館，彼時，朝堂之上對西洋諸國的態度爭論不休。
弘歷考慮京城作為朝廷中樞，朝政信息敏感，一舉一動都關乎國家的穩定，只允許英吉利公使在廣州、福州、寧波、上海這四大通商口岸自由擇址設立官邸，但嚴禁進京設館。
自從中華元年沿實施對外開放國策，沿海地區的海外貿易日益繁榮，四大通商口岸已然成為中外交流的前沿陣地，在口岸設立公使官邸，既能滿足西洋各國開展貿易的訴求，又能將外交活動限定在可控範圍，便于朝廷管理，還能借助外國的商業資源與貿易網絡，帶動這四個口岸的經濟發展，促進大清與世界的交流。
英吉利公使听聞只能在廣州、福州、寧波、上海等地設立公使館，內心頗為不滿。
在他們看來，京師作為大清的心髒，在此設館才能彰顯英吉利的地位，獲取更多的政治和商業利益。
不過大清廣袤無垠的市場，巨大的商業利益實在讓英吉利難以割舍，權衡再三，英吉利公使雖心有不甘，但最終還是選擇接受這一安排。
英吉利公使憑借敏銳的商業嗅覺，他們率先選定廣州，廣州擁有成熟的貿易體系、市場需求旺盛，能給英吉利帶來更多利潤。
不久後，一座融合英倫莊重肅穆與中式典雅精致風格的公使官邸在廣州拔地而起。
英吉利公使與隨行人員身著筆挺西裝，穿梭于官邸之中，和大清官員就貿易特權、文化交流等議題頻繁會晤。
法蘭西公使跟隨果親王允禮于中華二年十二月1737年）率領使團來到大清，將目光投向福州，一座充滿浪漫氣息的公使官邸迅速建成。
花園中，法國引進的奇花異草爭奇斗艷，馥郁芬芳。屋內，精美的油畫與華麗的家具交相輝映，盡顯法式風情。法蘭西公使常與大清文人雅士往來，分享藝術、哲學的精妙見解，葡萄酒、香水等法國奢侈品，也逐漸在大清貴族間流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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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蘭西公使一同前來的荷蘭公使看重寧波的港口優勢，在此設立以實用主義為風格的官邸。
作為曾經的“海上馬車夫”，荷蘭商業經驗豐富，實力雄厚。官邸內，貿易洽談會接連不斷，荷蘭商人與大清商賈深入探討香料、瓷器等商品的貿易細節。荷蘭先進的航海技術和商業理念，為大清商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738 年九月初。
姍姍來遲的西班牙公使只能選擇上海，公使及官員在與大清官員交往時，態度謹慎，在維系外交關系的同時，極力維護其在東南亞的既得利益，還試圖在雙邊貿易中獲取更多好處。
四國公使官邸順利落定後，宛如巨石入水，在大清激起層層漣漪。
起初，民眾對這些風格迥異的官邸充滿好奇，紛紛駐足圍觀。隨著時間推移，公使官邸定期舉辦文化交流活動，英吉利的機械鐘表展、法蘭西的藝術沙龍、荷蘭的航海技術講座，以及西班牙的特產品鑒會，吸引眾多百姓前來參與。
百姓不僅見識到各國的奇珍異寶、先進技術，還對各國的文化、風俗和市場需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嗅到商機的大清商人，立即行動起來。針對英吉利人對茶葉、絲綢的偏愛，商隊滿載這些商品啟航，還帶去手工藝制作技術，推動了當地手工業的發展。
了解到法蘭西貴族鐘情中國傳統手工藝品，商人帶著精美的竹編、刺繡奔赴法蘭西，與當地貴族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得知荷蘭香料貿易發達，大清商隊便運送香料前往，雙方商人在貿易中相互學習先進的商業經驗。
即便西班牙與大清在東南亞存在矛盾，隨著上海公使官邸設立，商隊也帶著絲綢、瓷器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雙方的緊張關系。
弘歷知曉到海外貿易潛藏的機遇與風險，下令三大水師為遠航商隊保駕護航。
每當商隊揚帆出海，水師戰船便如影隨形，憑借強大的武力威懾，讓覬覦商隊的海盜望而卻步。
弘歷此前指示戶部設立的外貿司，該機構除了管理大清官方組織的商隊外，還為前往西洋的大清商人，提供涵蓋貿易信息咨詢、出海手續辦理，以及應對海外糾紛指導等服務。
在大清水師與外貿司的共同助力下，奔赴英吉利、法蘭西、荷蘭、西班牙的商隊數量急劇攀升。
大清與西洋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海量的絲綢、茶葉、瓷器源源不斷地輸出，換回了大量的財富與奇珍。
這不僅極大地帶動了江南紡織業、景德鎮制瓷業等行業的繁榮，也讓西方的鐘表、玻璃器皿等商品走進了尋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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