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恭敬地向大師行了一禮，然後迫不及待地拋出問題︰“大師，嚴嵩在民間的形象多是大奸臣，可我覺得歷史人物似乎不該如此簡單定義，您能給我講講真實的嚴嵩嗎？”
大師微笑著示意我坐下，他的聲音沉穩而溫和︰“你能有這樣的思考很好。嚴嵩這個人物確實復雜，不能僅依據民間演繹來評判。我們不妨從他的早年經歷說起。你知道嚴嵩25歲就中了弘治十八年的二甲進士，還入選了翰林院庶吉士，可後來卻因病歸鄉調養了十年，這段經歷民間傳說是他不滿腐敗辭官，你怎麼看？”
我思索片刻後回答︰“我覺得民間說法可能有夸大其道德層面的考量，畢竟歷史往往容易被理想化。”
大師點了點頭︰“你說得對。從史實來看，明代翰林官的月俸僅5石米，換算到現在大概750斤，這點俸祿根本不夠支撐京官在京城的開銷。而且嚴嵩在隱居期間創作了《鈐山堂集》，詩中‘豈曰忘世榮，守道固所欽’就反映出他只是處于政治蟄伏狀態，並非真的想遠離仕途。再看時間線，正德年間劉瑾專權，從1506 1510年，這剛好是他隱居的時期，避禍的成分遠大于道德堅守。”
我恍然大悟︰“原來如此，那他後來1516年復出，這背後又有什麼政治背景呢？”
大師喝了口茶，緩緩說道︰“嚴嵩復出時已經37歲了，他選擇這個時機，是因為他敏銳地察覺到當時的政治局勢。楊廷和集團主導新政，急需新生代官員注入活力；同時，他的江西同鄉費宏時任禮部尚書，對他有所提攜；再者，正德皇帝怠政，朝廷出現了權力真空，這對嚴嵩來說是個絕佳的機會。”
我接著問︰“了解了他的早年經歷，那嚴嵩後來是怎麼一步步走向貪腐的呢？”
大師神情變得嚴肅︰“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的制度性問題了。先說明代的俸祿體系，洪武二十五年定制，正一品月俸87石，遞減到從九品就只有5石。實際購買力換算一下，首輔的月俸也就值白銀44兩，因為當時1石米約等于0.5兩白銀。嚴嵩任禮部尚書的時候，1538年，他單次接待琉球使團的開銷就需要300兩，這遠遠超過了他一年的俸祿。”
我驚訝道︰“這樣看來，俸祿確實難以維持官員的正常社交和公務開銷。”
大師繼續說︰“沒錯，這還只是一方面。到了嘉隆萬時期，財政出現了異化。嘉靖朝太倉銀歲入從200萬兩增至500萬兩，可皇帝熱衷于齋醮，每年耗費120萬兩。嚴嵩為了迎合皇帝，也為了自身利益，發明了‘羨余’制度，就是地方要向中樞輸送正稅之外的‘孝敬’，這就形成了系統性的分贓機制。1562年抄家時，清單顯示他藏銀200萬兩，這相當于全國兩年的田賦收入，可見其貪腐程度之深。”
我不禁感嘆︰“制度的缺陷和財政的混亂，確實給了嚴嵩貪腐的土壤。那從權力異化的角度，又該如何理解嚴嵩的行為呢？”
大師目光深邃，說道︰“這要從嘉靖帝的統治說起。嘉靖帝20年不上朝，通過‘票擬 批紅’體系操控朝政。嚴嵩抓住機會，創造了‘青詞政治’，把宗教儀式變成了權力通道。內閣首輔在這種情況下，實質上成了皇權的白手套，自然就有了尋租空間。”
我追問道︰“除了皇權的因素，還有其他方面導致權力異化嗎？”
大師回答︰“當然，士大夫集團的結構性潰敗也是重要原因。16世紀的科舉制造就的官僚體系出現了‘逆淘汰’現象。像正直官員楊繼盛，年俸連基本的養廉都不夠；而攀附嚴黨的人，只要花‘買官銀’，比如知府5千兩，就能快速晉升。1550年庚戌之變時，兵部尚書丁汝夔因為隸屬嚴黨，不敢調兵，這就充分暴露了軍事系統的腐敗。”
我思考片刻後說︰“感覺嚴嵩的貪腐不是個例，背後有更深層次的歷史邏輯。”
大師點頭表示贊同︰“你說得很對。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里指出，‘道德代替法律的統治，終將導致整個文官系統的雙面性’。嚴嵩現象本質上是絕對皇權下‘合法傷害權’的變現過程。從張璁到嚴嵩再到張居正，首輔權力越大貪腐越嚴重，這印證了孟德斯鳩‘權力導致腐敗’的論斷。”
我感慨道︰“沒想到嚴嵩的背後隱藏著這麼多歷史的必然。那從當代視角來看，嚴嵩的這段歷史有什麼警示意義呢？”
大師語重心長地說︰“當權力監督失效、制度約束缺失時，再堅定的理想主義者都可能淪為體制的共謀者。嚴嵩的悲劇不只是個人道德的淪喪，更揭示了專制集權下官僚體系的自我腐蝕定律。正如史學家韋慶遠所說︰‘嚴嵩是跪著造反的權臣，他的貪腐是皇權陰影里開出的惡之花。’當代社會，我們要重視權力監督和制度建設，防止類似的歷史悲劇重演。”
我起身向大師深深鞠了一躬︰“感謝大師的教誨，讓我對嚴嵩和歷史有了全新的認識。”
大師微笑著說︰“歷史是一面鏡子，希望你能從中學到經驗教訓，更好地理解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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