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江淮地區的割據浪潮中，地方豪強徐德以獨特的身份軌跡，成為連接地方勢力與農民起義軍的關鍵紐帶。這位見于《舊唐書•杜伏威傳》的歷史人物，從擁兵自保的鄉族領袖，到歸附農民軍領袖杜伏威的麾下將領，最終犧牲于兼並戰爭，其生平雖未詳述，卻折射出隋末地方勢力的生存邏輯與時代洪流的演進方向。
徐德的崛起，根植于隋末江淮地區的社會動蕩與權力真空。江淮地處大運河中段，是隋朝物資轉運的核心區域，也是暴政壓榨的重災區。隋煬帝時期，營建東都、開鑿運河、三征高句麗等一系列舉措，使江淮百姓承擔著繁重的徭役與兵役，《隋書•食貨志》記載當時“丁男不供，始役婦人”，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同時，江淮地區宗族勢力強盛，地方豪強依托宗族、塢堡形成武裝力量，成為亂世中維護鄉族利益的核心力量。徐德作為當地豪強，憑借宗族根基與地方影響力聚眾自保，既抵御流寇侵擾，也暗地觀望時局，成為江淮地區眾多割據勢力中的一員。
隋末的江淮地區，既是民變的高發區，也是各路勢力博弈的舞台。自大業七年（611年）王薄起義後，農民軍席卷全國，江淮地區先後涌現出杜伏威、輔公 、李子通等多支武裝。其中，杜伏威率領的起義軍以軍紀嚴明、作戰勇猛著稱，他通過“劫富濟貧”吸納流民，又以“選敢死之士為上募”打造精銳部隊，逐漸成為江淮地區最具實力的力量。此時的徐德，面臨著多重抉擇若繼續獨守一方，可能被隋軍或其他割據勢力吞並；若歸附朝廷，又因隋廷腐朽而無前景。杜伏威的崛起，為徐德了新的出路——歸附強大的農民軍，既能保全自身部眾，又能借助其勢力實現更大的生存空間。
徐德率部歸附杜伏威的具體時間雖未見于史料，但結合《舊唐書•杜伏威傳》記載推測，應在杜伏威攻佔歷陽（今安徽和縣）、建立穩固根據地之後。當時杜伏威已被推為“總管”，正積極招納江淮各地勢力，徐德的歸附，既是對杜伏威實力的認可，也是地方豪強與農民軍的一次重要聯合。對于杜伏威而言，徐德帶來的不僅是兵力補充，更因其熟悉江淮地理、宗族關系深厚，成為起義軍整合地方資源的重要助力。歸附後，徐德褪去“地方豪強”身份，以將領之職投身于杜伏威主導的兼並戰爭，開啟了軍旅生涯的新階段。
隋末的江淮地區，割據勢力林立，兼並戰爭異常激烈。杜伏威的主要對手包括佔據江都的隋煬帝殘余勢力、自稱“楚王”的李子通以及其他中小武裝。徐德參與的戰役雖未被單獨記載，但從《舊唐書》中杜伏威“破李子通于徐州”“敗隋將陳稜于江都”等戰績可知，他必然活躍于這些關鍵戰事中。作為熟悉本地情況的將領，徐德很可能承擔著向導、招降地方宗族或防守戰略要地的職責，其作用雖不似前線猛將那般突出，卻為杜伏威鞏固江淮地盤了重要支撐。
徐德的結局，是隋末亂世中無數中小將領的縮影——陣亡于兼並戰爭。隨著杜伏威與李子通、輔公 等勢力的斗爭升級，戰場傷亡日益慘重，許多歸附的地方豪強將領因沖鋒在前或防守要害而殞命。徐德的犧牲，既是其作為將領的宿命，也從側面反映出兼並戰爭的殘酷性。他的陣亡並未被史料單獨記錄，僅在提及杜伏威麾下將領群體時被間接提及，這也印證了在隋末大起義中，除少數核心領袖外，眾多中層將領的事跡往往被淹沒于歷史洪流之中。
盡管徐德的生平記載簡略，但其人生軌跡卻具有典型意義。他從地方豪強到農民軍將領的轉變，體現了隋末地方勢力在亂世中的生存智慧——並非一味對抗或依附，而是根據時局選擇最有利于自身與鄉族的道路。同時，他的歸附也反映了農民起義軍與地方勢力的融合，這種融合不僅壯大了起義軍的力量，更推動了隋末割據局勢向統一方向演進。徐德雖未留下驚天動地的功績，卻以自身的選擇與犧牲，成為隋末江淮地區權力重構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其事跡也為後人理解亂世中地方勢力的命運了鮮活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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