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生卒年不詳，隋代專攻經史的學者，以精研《漢書》著稱于世，主要活躍于隋煬帝大業年間（605年—618年）。在隋代學術復興的浪潮中，他憑借深厚的史學功底躋身京師學者之列，參與國家典籍整理工程，成為隋代專門學問研究者群體的典型代表。
隋代雖國祚短促，卻在文化學術領域成就卓著。隋文帝建國後便廣求天下遺書，命人校勘整理；至隋煬帝即位，對學術文化的重視更甚，不僅在洛陽營建東都藏書殿，廣聚南北典籍，還下詔征召天下學者入京，一時俊才雲集，形成了興盛的學術氛圍[lkin]。這一背景為徐 這類專精典籍的學者了施展才華的契機——《漢書》作為“前四史”之一，記載西漢一代典章制度與歷史變遷，是隋代經史研究的核心典籍，徐 深耕此書，恰契合了時代學術需求。
大業年間，徐 因“精通《漢書》”的聲名被朝廷征召至京師。當時隋煬帝為梳理典籍、完善文獻體系，啟動了大規模的史籍整理工作，徐 以其專業所長躋身其中。雖未明確記載其具體參與的項目，但結合隋代學術工程來看，他的工作或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漢書》的校勘與注釋，隋代學者治史重實證，徐 可能對照不同版本勘正文字訛誤，補充史實考辨；二是史籍分類與編目，為配合《隋書•經籍志》的編纂基礎工作，他或許參與了史部典籍的甄別與歸類，這一工作直接影響了後世“經史子集”四分法的完善；三是史料輯佚與補綴，針對前代散佚的《漢書》相關注文與史料，進行搜集整理以豐富典籍內容。
徐 的學術貢獻，需置于隋代“專門之學”的發展脈絡中審視。魏晉以來，學術多為門閥士族壟斷，且偏于玄談；隋代則轉向經史實證，強調專精領域的深耕。徐 專攻《漢書》，正是這種學術轉向的體現——他不僅需通曉《漢書》本文，更要熟稔前代注疏（如服虔、應劭注），掌握漢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配套知識，其學識深度非泛泛涉獵者可比。這種專門化的學術能力，使他在典籍整理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
作為被朝廷征召的學者，徐 的經歷也折射出隋煬帝時期的選才特點。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設十科舉人，“文才秀美”為首要標準，後又創進士科，打破了門閥對仕途的壟斷。徐 雖未涉足仕途，但其被征召入京參與國家學術工程，本質上是朝廷對“真才實學”的認可，與科舉制的選才理念一脈相承，體現了隋代對專業學術人才的重視。
史書中未記載徐 的籍貫、家世及晚年境遇，其生平軌跡隨隋末戰亂與典籍散佚而模糊。大業末年，天下大亂，洛陽藏書殿的典籍在戰火中損毀嚴重，徐 參與整理的成果或部分流失，僅能從《隋書•經籍志》所存的《漢書》相關著錄中，間接感知當時的研究盛況。他或許在戰亂中避世隱居，或許仍堅守整理典籍的工作直至隋亡，最終湮沒于歷史塵埃。
徐 這類“專門學者”，雖無驚天動地的功業，卻為文化傳承築牢了根基。隋代能成就《隋書•經籍志》這樣的目錄學巨著，正是無數如徐 般的學者潛心校勘、分類、整理的結果。他們的存在證明，一個時代的文化高度，不僅依賴于頂層的制度設計，更離不開基層學者在專業領域的深耕細作。徐 的名字雖鮮為人知，但其對《漢書》的研究與典籍整理工作，已成為隋代學術史上不可或失的一環，為後世的史學研究留存了珍貴的文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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