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駘是北朝北齊末年的士人官僚,其生平記載散見于北齊政權的僚屬體系相關記錄中,核心活動軌跡集中于北齊後主高緯武平年間(570年576年),因擔任王府屬官而留下有限卻具時代代表性的歷史印記。
從身份定位來看,徐駘的核心職務是廣寧王高孝珩的王府錄事參軍。在北齊的官制體系中,“錄事參軍”屬于親王府中的核心文職僚屬,主要職責圍繞王府行政事務展開,包括文書起草與整理、僚屬權責協調、政令上傳下達,以及輔助親王處理日常政務等,是連接親王與王府其他屬官的關鍵樞紐,需具備一定的文字功底、行政能力與對北齊官僚體系的熟悉度,這一職務也側面反映出徐駘具備當時士人階層應有的基本素養。
他所處的武平年間,是北齊政權走向覆滅的末期。此時北齊後主高緯昏庸無道,朝政被宦官、奸佞掌控,官員貪腐成風,軍事上又長期與北周對峙且屢處劣勢,政局混亂動蕩,官僚體系內部也因權力斗爭而充滿不確定性。即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徐駘仍能進入親王府擔任文職,一方面體現出徐姓士人在北齊官僚體系中仍保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北齊雖以鮮卑貴族為統治核心,但始終需要漢族士人填補文職崗位的空缺,徐姓作為傳統漢族姓氏,其家族或個人的士人身份,成為他進入官僚體系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也說明徐駘具備適應亂世官場的基本能力,能夠在混亂的政局中維持自身職位,履行王府屬官的基本職責。
不過,受限于北齊末年史料的零散性與徐駘官職的中層屬性,關于他的具體事跡,如是否參與過廣寧王高孝珩的某項政務決策、是否在政局變動中面臨過特殊困境、個人品行與行政表現如何等,均未留下詳細記載。僅能從“擔任廣寧王錄事參軍”這一信息推斷,他在任期間大概率遵循北齊王府屬官的常規職責,默默參與到王府的日常行政運作中,成為北齊末年龐大官僚體系中一個普通卻典型的“螺絲釘”式人物。
從歷史意義來看,徐駘的存在並非孤立個案,而是北齊末年漢族士人在官僚體系中生存狀態的縮影——他們雖無顯赫功績與知名事跡,也未在歷史舞台上扮演關鍵角色,卻以中層文職的身份,支撐著瀕臨崩潰的北齊官僚體系的部分運作,印證了即便在政權末期的混亂中,漢族士人仍未脫離北齊的官僚體系,而是以自身的職務參與,成為當時政治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關于徐駘的最終結局,史書中亦無明確記錄。結合北齊的歷史走向,武平七年(576年)北周大舉進攻北齊,次年北齊滅亡,廣寧王高孝珩後被俘入北周。徐駘作為高孝珩的王府屬官,其結局大概率與北齊政權的覆滅同步——或隨王府解散而脫離官僚體系,或因政權更迭而歸于民間,最終湮沒于南北朝末期的戰亂與政權交替之中,未再留下更多歷史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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