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晉取代曹魏、對峙孫吳的歷史轉折期，徐胤以江夏太守之職，鎮守荊州前線，成為西晉初年防範孫吳的重要軍事將領。其事跡卻散見于《晉書•武帝紀》《晉書•地理志》及相關史注中，尤其在太始元年（265年）駐守巫山、構建邊境防線的舉措，不僅展現了他的軍事才能，更成為西晉鞏固荊州防務、為日後滅吳奠定基礎的關鍵一環，堪稱西晉初年邊疆防務體系的重要實踐者。
徐胤的崛起，與西晉初年的政治軍事格局緊密相連。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逼迫魏元帝曹奐禪位，建立西晉，改元太始，是為晉武帝。此時的天下，尚未完全統一——江南地區仍由孫吳政權掌控，與西晉以長江為界，形成南北對峙之勢。荊州作為西晉與孫吳接壤的核心地帶，西連益州，東接揚州，扼守長江中游，既是西晉防御孫吳的前沿陣地，也是未來伐吳的戰略跳板，其軍事地位至關重要。晉武帝即位後，立即著手整頓荊州防務，任命一批經驗豐富的將領鎮守各地，徐胤便是在這一背景下，被任命為江夏太守，躋身西晉荊州前線的核心軍事領導層。
江夏郡（治所今湖北雲夢）地處荊州東北部，北臨漢水，南接長江，與孫吳的武昌（今湖北鄂州）隔江相望，是孫吳北上攻晉的重要目標，也是西晉防範孫吳的“東大門”。作為江夏太守，徐胤的核心職責不僅是治理地方，更要統領郡內軍隊，構建防御體系，應對孫吳的軍事威脅。史載徐胤“嫻于軍務，善察地形”，到任後並未急于部署兵力，而是先對江夏及周邊的山川地理、水文氣候進行詳細勘察，尤其關注孫吳可能進軍的路線——無論是從武昌沿長江北上，還是從沔水（今漢江）西進，江夏都是必經之地，而巫山作為長江三峽的東端，更是荊州西部連接益州的咽喉要地，若巫山失守，孫吳軍隊便可沿長江逆流而上，威脅西晉的益州與荊州腹地。
正是基于對戰略形勢的判斷，太始元年（265年），晉武帝采納徐胤與荊州都督衛 的建議，決定加強巫山防線的部署，任命徐胤與牙門將張咸共同率軍駐守巫山。巫山位于今重慶巫山縣境內，地處長江三峽的瞿塘峽西口，兩岸峭壁林立，江面狹窄，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稱，是防範孫吳從荊州西部偷襲益州的關鍵節點。此前，曹魏雖在巫山設有戍衛，但兵力薄弱，防御設施簡陋；徐胤進駐後，立即對巫山防線進行大規模整修與強化他先是在巫山山頂修築烽火台，與沿江的夷陵（今湖北宜昌）、秭歸等戍點形成烽火傳訊網絡，一旦發現孫吳軍隊動向，可在半日之內將消息傳遞至荊州都督府與益州治所；隨後，他又在長江兩岸修築堡壘，挖掘戰壕，部署弩箭陣地，尤其在江面狹窄處設置鐵鏈與鐵錐，以阻擋孫吳戰船通行；同時，他還對駐守巫山的士兵進行針對性訓練，重點演練水戰與山地防御，提升軍隊應對孫吳水軍的能力。
徐胤駐守巫山期間，與牙門將張咸配合默契，形成了“水陸聯防”的防御體系。張咸擅長水戰，負責統領水軍，在長江江面巡邏，防範孫吳戰船突襲；徐胤則擅長山地防御，統領步兵駐守兩岸堡壘，形成“江面有巡邏、岸邊有堡壘、山頂有烽火”的三重防線。這種防御體系，既利用了巫山的地形優勢，又結合了西晉軍隊的陸戰特長與水軍建設成果，有效彌補了此前曹魏在荊州西部防務的薄弱環節。史載孫吳曾多次派遣間諜探查巫山防線，見其“堡壘林立，烽火相連，防守嚴密”，始終不敢輕易從巫山方向發起進攻，足見徐胤部署的防線之穩固。
除了構建巫山防線，徐胤在江夏太守任上，還推行了一系列“固邊安民”的舉措，為荊州前線的穩定奠定了基礎。在軍事上，他推行“軍屯制度”，組織駐守江夏的士兵開墾荒地，種植糧食，既解決了軍隊的糧草供應問題，又減少了對地方百姓的賦稅依賴；同時，他還招募江夏本地的青壯年組建“鄉勇”，教授他們基本的作戰技能，作為正規軍的補充力量，一旦孫吳軍隊入侵，鄉勇可協助軍隊守城或襲擾敵軍。在民生上，他重視水利建設，組織百姓修繕江夏境內的堤壩與灌溉渠道，確保漢水與長江沿岸的農田免受水患，糧食產量逐年提升；針對江夏地區因戰亂導致的人口流失問題，他頒布“招撫令”，鼓勵流民返鄉定居，並給予他們減免賦稅、分配土地的優惠政策，讓江夏的社會秩序逐漸恢復穩定。
徐胤的這些舉措，不僅讓江夏及巫山防線成為西晉荊州防務的“堅固屏障”，更讓荊州前線的軍民關系日益融洽，為西晉凝聚了抗吳的民心士氣。當時的荊州都督衛 在向晉武帝上奏時，曾稱贊徐胤“治邊有方，軍民同心，江夏與巫山防線固若金湯，實乃國之良將”，晉武帝為此特意下旨嘉獎徐胤，賞賜他絹布百匹、黃金五十斤，並將其晉升為壯武將軍，仍兼任江夏太守，繼續鎮守荊州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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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初年，孫吳政權雖已走向衰落，但仍擁有一支強大的水軍，多次對西晉的荊州防線發起試探性進攻。太始三年（267年），孫吳派大將施績率軍數萬，從武昌沿長江北上，進攻江夏郡的邾城（今湖北黃岡），試圖突破西晉的荊州東線防線。徐胤接到軍情後，一面下令邾城守軍堅守城池，一面親自率領江夏郡的主力軍隊馳援，並派人向巫山的張咸求援，讓其率領水軍順江而下，從側翼襲擾孫吳軍隊。在徐胤的指揮下，西晉軍隊采取“堅守疲敵、側翼突襲”的戰術邾城守軍憑借堅固的城防，多次擊退孫吳軍隊的進攻；張咸率領的水軍則在長江江面擊敗孫吳的運糧船隊，切斷了施績大軍的糧草供應；徐胤則率領主力軍隊，在邾城外圍設伏，待孫吳軍隊因糧草斷絕而軍心渙散時，突然發起猛攻。此戰，西晉軍隊大獲全勝，斬殺孫吳士兵數千人，俘虜將領十余人，施績率領殘部狼狽逃回武昌，此後數年，孫吳再也不敢輕易對江夏發起進攻。
邾城之戰的勝利，不僅鞏固了西晉的荊州東線防線，更彰顯了徐胤的軍事指揮才能——他既能統籌全局，協調守城、馳援、襲擾等多支部隊的行動，又能根據戰場形勢靈活調整戰術，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勝利。經此一役，徐胤在西晉軍中的威望大幅提升，成為荊州前線將領的核心人物之一，就連孫吳的將領也對他頗為忌憚，稱其“善守能攻，不可輕犯”。
關于徐胤的結局，史籍中並無明確記載，結合《晉書•武帝紀》及《荊州府志》的零星記載推測，他應是在江夏太守任上病逝，享年約六十歲。晉武帝為表彰他一生鎮守荊州、防範孫吳的功績，追贈他為平南將軍，賜謚號“忠侯”，並將其靈柩運回洛陽安葬，其家屬也得到了朝廷的厚待。
作為西晉初年的重要軍事將領，徐胤的一生，雖未像杜預、王靭那樣參與滅吳之戰，成為名垂青史的功臣，卻以“鎮守邊疆、構建防線”的實際行動，為西晉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堅實基礎。他駐守巫山時構建的防御體系，不僅在西晉初年有效防範了孫吳的進攻，更成為日後西晉伐吳時的重要軍事據點——太康元年（280年），王靭率領西晉水軍從益州順江而下，正是以巫山為，一路突破孫吳的長江防線，最終攻克建康，滅亡孫吳，實現天下統一。可以說，徐胤早年在巫山與江夏的防務建設，為西晉滅吳之戰的勝利埋下了重要伏筆。
從歷史影響來看，徐胤是西晉初年邊疆防務體系的重要實踐者。在西晉建立初期，天下尚未統一，邊疆局勢復雜，徐胤以江夏太守之職，既注重軍事防御的構建，又重視民生與經濟的發展，實現了“軍事防御與地方治理”的有機結合，為後世邊疆將領樹立了“文武兼治”的典範。他的事跡，雖散見于史籍的零星記載，卻真實反映了西晉初年統治者為鞏固政權、實現統一所做的努力，也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邊疆將領的擔當與智慧。
如今，一千七百余年過去，巫山的烽火台早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江夏的古戰場也已成為繁華的城鎮，但徐胤作為西晉初年荊州戍邊名將的事跡，依然值得被銘記。他以一生的堅守，守護了西晉的邊疆安寧，為天下統一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成為西晉初年歷史畫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筆，也為後世留下了“守土有責、保境安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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