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祚，劉宋時期的官員，以擔任益州刺史期間的卓越治理成就而載入史冊。益州地處西南，自古便是多民族雜居之地，地形復雜，民族關系多元，治理難度極大。在這樣的環境中，徐祚憑借務實親民的施政風格，贏得了“夷漢歸心”的贊譽，成為劉宋時期地方治理的典範。
《宋書•良吏傳》對徐祚的治理事跡有明確記載，其中最受稱道的便是他在蜀地推行的減稅政策。在當時的封建王朝，地方賦稅往往名目繁多，除了國家規定的正稅外，各種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沉重的負擔如同枷鎖，讓百姓不堪重負，也極易引發社會矛盾。徐祚到任益州後，深入了解當地民生疾苦，深知苛捐雜稅是導致百姓貧困、社會不穩的重要根源。于是，他果斷著手整頓賦稅制度，逐一核查當地的稅目，廢除了那些不合理、不必要的攤派與征收，僅保留必要的正稅，大幅減輕了百姓的經濟壓力。
這一舉措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對普通民眾而言，賦稅的減輕意味著有更多的精力投入生產，家庭生計得以改善，生活的安定感顯著提升；對地方經濟而言，減負政策刺激了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商品流通逐漸活躍，蜀地原本富庶的潛力得以進一步釋放；更為重要的是，在民族關系復雜的益州，減稅政策打破了民族間的隔閡，讓漢族與少數民族民眾都感受到了治理者的善意與公平，從而真心歸附，形成了“夷漢歸心”的和諧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不僅得益于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更離不開徐祚推行過程中的堅定與公正——他頂住了可能來自地方豪強或利益集團的壓力，確保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實到每個百姓身上。
101novel.com21年，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木牘的釋讀成果，為我們了解徐祚的減稅政策了更具體的實物佐證。這批木牘作為當時的官方文書遺存，詳細記錄了地方行政事務，其中明確提及了徐祚頒布的“減稅令”。木牘上的文字或許記載了減稅的具體條款——如廢除的稅目名稱、減稅的比例、實施的範圍與時間等，甚至可能包括執行過程中的監督措施。這些細節讓史書中“廢除苛捐雜稅”的記載變得鮮活可感，印證了徐祚施政的具體與務實。
作為地方長官，徐祚沒有選擇通過橫征暴斂來迎合上級或中飽私囊，而是始終將民生放在首位，以減輕百姓負擔為施政核心。這種民本思想在封建時代尤為可貴，它不僅體現了徐祚個人的政治操守，更反映了“良吏”群體對治理本質的理解——穩定的治理源于民心的歸附，而民心的歸附則始于對百姓疾苦的體恤。
雖然史書對于徐祚的記載並不是非常詳細，我們無法確切地了解他的整個生平經歷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績，但僅從他在益州刺史這個職位上的所作所為來看，就已經足夠讓他成為劉宋時期地方治理的杰出典範了。
他所推行的減稅政策，無疑給當地百姓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減輕了他們的經濟負擔，使得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夷漢歸心”這一治理成果更是難能可貴，這意味著他成功地協調了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讓漢族和少數民族都對他心悅誠服，這種和諧共處的局面為當地的穩定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徐祚在益州刺史任上的這些舉措，不僅為當時的蜀地帶來了安定與繁榮，更為後世的地方官員們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了寶貴的施政經驗和借鑒。他的治理方式充分體現了古代良吏“以民為本”的理念，展示了他們在實踐中所展現出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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