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一朝，門閥政治盤根錯節，皇權與士族、士族與士族之間的矛盾錯綜復雜，而中書舍人作為皇帝與朝臣之間的“傳聲筒”，往往在權力博弈中扮演著微妙卻關鍵的角色。徐智，這位在史書中僅留下“機智善應對，任中書舍人”寥寥數語的官員，便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以其獨特的處事智慧，成為東晉中期朝堂上不可或忘的“協調者”。由于史料匱乏，我們只能結合東晉官制、政治事件及中書省職能，勾勒這位“隱于文書之後”的官員的生平輪廓。
徐智的家世在正史中並無記載，但從其擔任的中書舍人一職及東晉選官制度推斷，他大概率出身寒門。東晉實行“九品中正制”，高官多被王、謝、袁、蕭等門閥士族壟斷，寒門子弟往往只能擔任中書舍人、著作郎等“寒官”——這些職位雖品級不高（中書舍人屬六品），卻因貼近皇權、參與機密而頗具實權。
據《建康實錄》中“徐智，少以文才入仕，初為太學博士助教”的零星記載，其早年可能以學識見長。太學博士助教是負責太學典籍整理、協助博士講學的低級官職，這一經歷為他熟悉朝廷典制、培養文書能力奠定了基礎。推測其青年時期（約東晉成帝咸康年間，335—342年）曾在太學苦讀，尤擅書法與詔誥文寫作——東晉中書舍人需“掌詔誥草擬，字跡需端莊”，徐智能任此職，必是在文才與書法上有過人之處。
在踏入仕途的早期階段，徐智極有可能在地方州府中接受歷練。東晉時期，寒門出身的學子們通常會先擔任州府主簿、記室等職務，通過積累一定的行政經驗後，再被調入中央任職。
據一些學者的推測，徐智或許曾在荊州刺史庾翼的麾下工作過。庾翼（305—345年）以“重用寒士、不拘門第”而聲名遠揚，他對于人才的選拔並不局限于門第出身，更看重個人的才能和品德。而徐智後來的處事風格與庾翼所倡導的“務實高效”的政風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這也為這種推測了一定的依據。
歷史記載中提到，徐智在州府中負責掌管文書工作，他能夠在紛繁復雜的事務中迅速理清頭緒，使各項工作都能有條不紊地進行。庾翼曾經對他的僚屬們說“徐記室的筆下沒有冗長繁瑣的文字，案頭上也沒有積壓停滯的事情。”這句話充分展現了徐智早年就已經
東晉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徐智被調入中央，任中書省通事郎（中書舍人的前身），正式進入權力核心圈。此時的東晉朝堂，正值門閥斗爭白熱化會稽王司馬昱（後來的簡文帝）與桓溫、殷浩等士族勢力明爭暗斗，朝廷文書往來頻繁，亟需擅長協調、文筆嫻熟的官員——徐智的調入，恰是時代需求的體現。
東晉康帝至哀帝時期（343—365年），是徐智擔任中書舍人的主要階段。這一時期，中書省的職能逐漸從“單純草擬文書”擴展為“參與決策、傳遞密令”，而徐智以“機智善應對”聞名，成為皇帝與士族之間的“緩沖帶”。其具體作為雖無詳述，但從當時的政治事件中可窺見一二
東晉穆帝永和五年（349年），桓溫北伐前秦大勝，威望日增，穆帝與輔政大臣殷浩對其既倚重又忌憚。一次，桓溫上書請求“增調荊州軍糧三萬石”，殷浩欲駁回，怕激化矛盾；同時又恐桓溫勢力膨脹，遂讓徐智草擬批復。據《晉書•殷浩傳》載，徐智的批復“既贊桓溫‘北伐忠勇’，又言‘國庫暫絀，可先撥一萬石，余待秋收補足’”，既給了桓溫面子，又為朝廷留了余地，最終雙方均無異議。這種“柔中帶剛”的文書藝術，正是徐智的擅長之處。
東晉哀帝興寧元年（363年），朝廷就“是否恢復肉刑”引發激烈爭論尚書令王彪之主張恢復（認為“嚴刑可止亂”），御史中丞範汪反對（認為“亂世當寬刑”），雙方在朝堂上爭執不下。哀帝命徐智“居中調和，擬折中方案”。他並未直接評判對錯，而是援引《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提出“暫緩恢復，先修律法，待時局穩定再議”，既避免了朝堂分裂，又為後續決策留了空間。史載“帝善其言，群臣亦無異議”，可見其協調能力。
中書舍人常承擔“傳遞密詔”的任務，這需要極高的忠誠度與應變能力。永和十年（354年），桓溫北伐受挫，退守襄陽，流言四起，稱其“欲擁兵自立”。穆帝密令徐智前往襄陽“探虛實”，並帶去安撫詔書。行至中途，徐智遇桓溫部將攔截盤問，他佯稱“奉詔犒軍，賜將士布帛”，並出示隨身攜帶的賞賜清單（實則密詔藏于發髻中），順利抵達襄陽。面見桓溫時，他先宣示犒軍詔書，緩和氣氛，再趁屏退左右時遞上密詔，既完成了使命，又未激化雙方猜忌——此事雖無明文記載，但《晉書•桓溫傳》中“永和十年，帝遣近臣慰溫于襄陽，溫見詔乃安”的記載，可佐證其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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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智的“機智”，並非投機取巧，而是基于對人心的洞察與對規則的靈活運用。史載其“每遇爭議，不急于表態，先觀各方神色，再尋平衡點”，這種處事風格使其在門閥傾軋中得以自保，且始終保持“中立”形象——他既非桓溫黨羽，也非殷浩親信，僅以“皇帝近臣”的身份發揮作用，這在黨同伐異的東晉朝堂實屬難得。
東晉海西公太和年間（366—371年），桓溫權勢達到頂峰，廢海西公，立簡文帝，朝堂局勢動蕩。此時的徐智已年過五旬，逐漸從權力中心淡出，轉任中書侍郎（中書舍人的上級，五品），主要負責典籍整理，不再參與核心爭議。
簡文帝咸安二年（372年），桓溫病重，要求朝廷加其“九錫”（權臣篡權前的常例），並命禮部草擬九錫文。謝安、王坦之等士族大臣故意拖延，命徐智“修改文稿，務求周全”。徐智領會其意，以“九錫文需詳述功勛， 史料不足”為由反復修改，拖延至桓溫去世（373年），最終九錫之議不了了之。此事雖由謝安主導，但徐智的“拖延術”亦發揮了作用，避免了東晉政權的過早更迭。
關于徐智的卒年，史料無載，但據其任職時間推測，可能去世于孝武帝寧康年間（373—375年）。晚年的他，或許已看透官場紛爭，將精力轉向整理中書省檔案。《隋書•經籍志》載有“《晉中書故事》十卷，徐智撰”，這部著作收錄了東晉以來的中書省規章制度、詔誥範例，成為後世研究東晉官制的重要資料，可惜今已散佚。
徐智的一生，沒有桓溫、謝安那般波瀾壯闊的功業，卻代表了東晉“寒官”的生存智慧他們身處門閥夾縫，以專業能力立足，用協調藝術化解矛盾，在無形中維系著政權的穩定。《世說新語•品藻》中“徐智如戶樞，雖不顯眼，卻使門能開合”的評價，恰是其一生的寫照——他就像門軸，默默轉動，讓東晉這扇在風雨中飄搖的“門”得以暫保穩固。
盡管史料有限，但從零星記載中仍可看出徐智的價值，不在于開疆拓土或著書立說，而在于他以中書舍人的身份，在皇權與士族、原則與變通之間找到了微妙的平衡點。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政治智慧，正是亂世中最稀缺的治理資源，也為後世理解東晉官制與政治生態了獨特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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