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中的這句記載，自問世以來便爭議不斷。有人將其解讀為孔子主張 “愚民政策”，認為統治者只需讓民眾按照指令行事，無需讓他們知曉背後的緣由；也有人從歷史語境與文本訓詁出發，認為這種解讀存在偏差，強調應結合孔子 “仁者愛人” 的核心思想與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重新審視這句古訓的深層內涵。兩千多年來，這句看似簡短的話語，如同一塊多稜鏡，折射出不同時代對社會治理、民眾認知與權力關系的思考。在當代社會，當民主、平等、知情權成為普遍價值追求時，重新梳理這句古訓的來龍去脈，辯證分析其爭議與價值，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孔子的治世思想，更能為現代社會治理有益的借鑒。
一、歷史語境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與 “民” 的內涵
要理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首先需要回到它所處的春秋時期，厘清當時的社會結構、政治環境與 “民” 的具體內涵 —— 脫離歷史語境的解讀，很容易陷入以今度古的誤區，導致對孔子思想的誤讀。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禮崩樂壞，原有的宗法制度與社會秩序逐漸瓦解。在這一背景下，“士” 階層崛起，成為連接統治者與民眾的重要橋梁，而孔子正是 “士” 階層的杰出代表。當時的社會結構呈現出明顯的等級性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構成了統治階層，而 “民” 則主要指處于社會底層的庶民，包括農民、工匠、商人等。這些庶民大多缺乏系統的教育機會，文化水平較低，生活重心主要集中在農耕、勞作等基本生存需求上，對國家大事、政治理念的認知能力與參與意識相對薄弱。
從教育普及程度來看，春秋時期的教育資源主要被貴族階層壟斷，“學在官府” 是當時的主流教育模式 —— 只有貴族子弟才有機會學習禮、樂、射、御、書、數等 “六藝”，接受系統的文化與道德教育。庶民階層幾乎沒有接觸教育的途徑，“民不知書，農不知學” 是普遍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對復雜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的邏輯與國家治理的長遠目標，缺乏理解的基礎與能力。孔子雖然提出 “有教無類” 的理念，試圖打破教育的等級壁壘，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一理念的實踐範圍有限，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庶民階層普遍缺乏教育的現狀。
從政治運作模式來看，春秋時期的國家治理主要依賴于 “禮” 與 “刑” 的結合“禮” 用于規範統治階層的行為，維護宗法等級秩序；“刑” 則用于約束民眾，保障社會穩定。統治者制定政策、發布指令，更多地是基于維護統治秩序與保障基本民生的需求，而不是追求民眾的知情權與參與權。在這種治理模式下，“使民由之”—— 讓民眾按照統治者制定的規範與指令行事，是保障社會運轉的有效方式；而 “使民知之”—— 讓民眾理解政策背後復雜的政治考量與長遠規劃，不僅在當時的教育條件下難以實現，也並非維持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因此，孔子提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並非出于 “愚民” 的惡意，而是基于對春秋時期社會現實的清醒認知在民眾普遍缺乏教育、認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強求民眾理解復雜的政治邏輯與長遠規劃，不僅不切實際，還可能導致政策執行受阻、社會秩序混亂；而讓民眾遵循明確的規範與指令行事，既能保障政策的有效落實，也能維護民眾的基本生存與社會的穩定。這種思想，本質上是孔子對當時社會治理現實的一種回應，而非對民眾的輕視或壓迫。
二、文本爭議歷代注解的分歧與核心爭論點
自漢代以來，歷代學者對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注解便存在分歧，這些分歧不僅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學術思想與政治理念，也構成了理解這句古訓的重要線索。梳理這些注解的分歧，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把握這句古訓的多重內涵，避免陷入單一化、片面化的解讀。
（一）傳統注解的兩種主要傾向
1 “愚民說”強調統治者對民眾的引導與控制
漢代的鄭玄、何晏等學者，從 “民” 的認知能力有限這一前提出發，將 “不可使知之” 解讀為統治者無需讓民眾知曉政策的緣由。鄭玄在《論語注》中認為“民，冥也，可使遵行其事，不可使知其所以然。” 意思是說，民眾如同蒙昧的孩童，只能讓他們遵循既定的規則行事，無法讓他們理解規則背後的深層原因。何晏在《論語集解》中也引用孔安國的觀點“民可使用而不可使知之，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這種注解強調了民眾與統治者在認知能力上的差異，認為 “使民知之” 既無必要，也不現實，反映了漢代儒家對社會等級與統治秩序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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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 “愚民” 的說法，但也延續了類似的思路。他認為“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朱熹將 “由之” 解讀為 “由于是理之當然”，即讓民眾遵循天理與道德規範；而 “不可使知之” 則是因為民眾的認知能力有限，無法理解 “理” 的深層內涵。朱熹的注解融入了宋明理學的 “天理” 思想，將 “民可使由之” 與道德教化結合起來，強調統治者的責任是引導民眾遵循道德規範，而非讓民眾深入探究 “理” 的本質。
這種 “愚民說” 的注解，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佔據了主流地位，一方面是因為它符合封建統治者維護等級秩序、強化中央集權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與封建社會中民眾普遍缺乏教育、認知能力有限的現實相契合。但這種注解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 —— 它過度強調了民眾與統治者之間的認知鴻溝，忽視了民眾的主觀能動性與認知能力的可提升性，容易被解讀為統治者對民眾的壓迫與控制。
2 “教化說”強調統治者對民眾的教育與啟發
與 “愚民說” 不同，部分學者從孔子 “有教無類”“仁者愛人” 的核心思想出發，對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進行了更溫和的解讀，強調 “不可使知之” 並非 “不願使知之”，而是 “暫不可使知之”，核心在于通過教育與教化，逐步提升民眾的認知能力，最終實現 “使民知之”。
清代的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提出“夫子言‘可使由之’，是許其可教也；‘不可使知之’，是未及教也。” 他認為，孔子並非反對讓民眾知曉道理，而是認為在民眾尚未接受充分教育的情況下，暫時無法理解復雜的道理，因此需要先通過教化引導民眾遵循規範，待民眾的認知能力提升後，再逐步讓他們理解背後的緣由。這種注解將 “不可使知之” 視為一種階段性的策略，而非最終的目的，與孔子重視教育、強調教化的思想相契合。
近代學者梁啟超也持類似觀點，他在《論語解故》中指出“‘不可使知之’者，非謂禁之使不得知也，謂其知識未到，雖告之而不能知耳。” 梁啟超認為，“不可使知之” 的關鍵在于民眾的知識水平尚未達到理解的程度，而非統治者刻意隱瞞；統治者的責任在于通過教育提升民眾的知識水平，當民眾的知識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後，自然能夠理解政策與道理。這種解讀強調了教育對民眾認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符合孔子重視教育、倡導教化的整體思想。
（二）核心爭論點“不可使” 的內涵與孔子思想的一致性
歷代注解的分歧，本質上圍繞著 “不可使” 的內涵展開“不可使” 是 “不願使”（統治者刻意不讓民眾知曉），還是 “不能使”（民眾認知能力不足，無法知曉）？這一爭論的背後，是對孔子思想一致性的考量 —— 如果將 “不可使” 解讀為 “不願使”，則與孔子 “仁者愛人”“有教無類” 的思想存在矛盾；如果解讀為 “不能使”，則更符合孔子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認知與重視教育的思想。
從孔子的整體思想來看，“仁者愛人” 是其核心價值觀，他始終強調統治者要 “為政以德”“富民教民”，關注民眾的生存與發展。在《論語?子路》中，孔子提出 “先富之，後教之”，認為統治者首先要讓民眾富裕起來，然後再對他們進行教育；在《論語?學而》中，他強調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主張統治者要愛護民眾，合理使用民力。這些思想都表明，孔子並非輕視民眾，而是重視民眾的福祉與發展。
因此，將 “不可使知之” 解讀為 “不能使知之”，更符合孔子思想的一致性在春秋時期民眾普遍缺乏教育、認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使民知之” 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孔子主張先 “使民由之”—— 讓民眾遵循規範與指令，保障基本的生存與社會穩定；同時，通過 “有教無類” 的教育實踐，逐步提升民眾的認知能力，為未來 “使民知之” 奠定基礎。這種解讀，既避免了將孔子思想簡單歸為 “愚民政策”，也更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與孔子重視教育、倡導教化的整體思路。
三、現代審視從 “由之” 到 “知之” 的社會進步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結構、教育普及程度與民眾的認知能力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 現代社會中，教育普及化、信息透明化、民主參與成為主流趨勢，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得到了廣泛重視。在這一背景下，重新審視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僅要看到其歷史局限性，更要從中汲取對現代社會治理有益的啟示，實現從 “由之” 到 “知之” 的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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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普及“使民知之” 的基礎條件
春秋時期 “不可使知之” 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眾普遍缺乏教育；而現代社會教育的普及，為 “使民知之” 了堅實的基礎。自工業革命以來，各國普遍推行義務教育制度，教育逐漸從貴族階層的特權轉變為全民的基本權利。在中國，經過多年的努力，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 955（101novel.com23 年數據），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 60，民眾的平均文化水平與認知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
教育的普及，不僅提升了民眾的知識水平，更培養了民眾的理性思維與批判意識。現代民眾不再滿足于簡單地 “由之”—— 遵循政策與指令，而是希望 “知之”—— 了解政策制定的背景、依據、目標與影響，能夠對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見與建議。這種對 “知之” 的需求，既是教育普及的結果，也是現代民主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例如，在城市規劃領域，過去往往是政府部門制定規劃方案後，直接向民眾公示並執行；而現在，更多的城市會通過听證會、座談會、網絡征求意見等方式，讓民眾參與到規劃制定的過程中，向民眾詳細解釋規劃方案的設計理念、功能定位與預期效益。民眾通過參與這些過程，不僅了解了規劃方案的相關信息，還能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提出修改建議，使規劃方案更加科學、合理，更符合民眾的利益。這種從 “由之” 到 “知之” 的轉變，正是教育普及帶來的社會進步的體現。
（二）信息透明“使民知之” 的制度保障
在信息不發達的春秋時期，統治者與民眾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民眾難以獲取政策相關的信息，這也是 “不可使知之” 的重要原因。而現代社會中，信息技術的發展與信息公開制度的建立，為 “使民知之” 了制度保障。
中國自 101novel.com08 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來，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要求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不宜公開的內容外，都應當向社會公開。政府通過政府網站、政務新媒體、新聞發布會等多種渠道，及時、準確地向民眾公開政策文件、財政預算、重大項目進展等信息，保障民眾的知情權。
信息透明不僅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更能促進民眾對政策的理解與支持。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間，政府每天通過新聞發布會、政務新媒體等渠道，向民眾公開疫情數據、防控政策、醫療資源調配情況等信息，詳細解釋各項防控措施的科學依據與必要性。民眾通過這些信息，能夠理解疫情防控的嚴峻性與復雜性，積極配合各項防控措施，形成了全社會共同抗疫的良好局面。如果缺乏信息透明，民眾無法了解疫情的真實情況與防控政策的依據，很容易產生誤解與恐慌，影響防控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民主參與“使民知之” 的實踐路徑
現代社會的民主參與，是 “使民知之” 的重要實踐路徑 —— 通過民主參與，民眾不僅能夠了解政策相關的信息，還能參與到政策制定、執行、監督的全過程，實現從 “知之” 到 “參與之” 的進一步提升。
在中國，民主參與的形式日益豐富，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信訪制度、網絡問政等。這些制度為民眾了多種參與國家治理與社會事務的渠道，讓民眾能夠通過合法途徑表達自己的意見與訴求，參與政策的制定與修改。
例如，在基層群眾自治中，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通過村民會議、居民會議等形式，讓村民、居民參與到本村、本社區的公共事務決策中。在制定村規民約、社區公約時，村委會、居委會會組織村民、居民進行充分討論，向他們解釋制定公約的目的、內容與影響，听取他們的意見與建議，最終形成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公約。這種民主參與的過程，不僅讓民眾 “知之”—— 了解公約的相關信息，還讓民眾 “參與之”—— 參與公約的制定，從而提高民眾對公約的認同度與遵守意願，促進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
四、辯證啟示現代社會治理中的 “由之” 與 “知之”
雖然現代社會已經具備了 “使民知之” 的基礎條件與制度保障，但這並不意味著 “民可使由之” 在現代社會完全失去了價值。在復雜的社會治理中，“由之” 與 “知之” 並非對立關系，而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 —— 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使民由之” 依然是必要的；而 “使民知之” 則是提升治理水平、實現社會進步的重要方向。
（一）特殊情境下的 “使民由之”效率與安全的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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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臨緊急情況、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或復雜技術問題時，由于時間緊迫、信息不對稱或專業知識門檻較高，“使民由之”—— 讓民眾遵循統一的指令與規範行事，往往是保障效率與安全的必要選擇。
例如，在發生地震、洪水、火災等自然災害時，時間就是生命，政府需要迅速發布疏散指令、救援方案等，要求民眾嚴格按照指令行動。在這種情況下，過多地向民眾解釋指令背後的復雜決策過程與專業依據，不僅會延誤救援時機，還可能導致民眾因信息過載而產生混亂，影響救援工作的順利開展。此時，“使民由之” 是保障民眾生命安全、提高救援效率的最佳選擇。
再如，在涉及核安全、航空安全、生物醫藥等高度專業的領域，政策制定與執行需要依賴專業的知識與技術，普通民眾難以在短時間內理解其中的復雜原理。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會組織專業的科研團隊進行論證，確保政策的科學性與安全性；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會要求相關企業、機構嚴格按照政策規範操作。此時，“使民由之”—— 讓相關主體遵循專業的政策規範，是保障公共安全、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措施。
需要強調的是，特殊情境下的 “使民由之”，並非否定 “使民知之”，而是在效率與安全優先的前提下，對 “知之” 的階段性延遲。在緊急情況緩解後或專業政策執行過程中，政府依然需要通過適當的方式，向民眾解釋相關指令與政策的依據、目標與影響，逐步實現 “使民知之”，獲得民眾的理解與支持。
（二）常態治理中的 “使民知之”提升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在常態的社會治理中，“使民知之” 是提升治理水平、實現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通過 “使民知之”，政府能夠更好地了解民眾的需求與訴求，提高政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民眾能夠更好地理解政策，提高對政策的認同度與遵守意願，形成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
1 “使民知之” 提升政策的科學性與針對性。在常態治理中，政策的制定往往涉及民眾的切身利益，如教育、醫療、就業、住房等民生領域。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前不充分了解民眾的需求與訴求，僅憑主觀判斷或少數人的意見制定政策，很容易導致政策脫離實際，無法解決民眾真正關心的問題，甚至引發民眾的不滿與抵觸。
而 “使民知之” 的過程，本質上也是政府了解民眾需求、收集民眾意見的過程。通過听證會、座談會、問卷調查、網絡征求意見等多種方式，政府向民眾公開政策制定的背景、目標與初步方案，讓民眾充分了解政策的相關信息；同時，民眾也可以通過這些渠道，向政府反饋自己的意見與訴求，為政策制定參考。這種雙向互動，能夠讓政府更準確地把握民眾的需求，使制定出的政策更具科學性與針對性，更好地解決民眾的實際問題。
例如，在教育政策制定中，政府在推進 “雙減” 政策（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前，通過廣泛的調研與征求意見，了解到家長對孩子學業壓力過大、校外培訓費用過高的擔憂，以及教師對教學任務過重、職業發展受限的困惑。基于這些調研結果，政府制定了 “雙減” 政策的具體措施，如明確作業量控制標準、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提高教師待遇與專業發展支持等。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政府也持續向民眾公開政策執行情況，收集民眾的反饋意見，對政策進行動態調整與優化。這種 “使民知之” 與 “听民之言” 相結合的方式，讓 “雙減” 政策更加符合民眾的需求，得到了廣大民眾的理解與支持，有效緩解了教育領域的突出問題。
2 “使民知之” 增強民眾對政策的認同度與遵守意願
政策的有效執行，不僅需要政府的強力推動，更需要民眾的自覺遵守與積極配合。而民眾對政策的認同度與遵守意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對政策的理解程度 —— 如果民眾不了解政策的目的、內容與意義，很容易對政策產生誤解，甚至采取抵觸態度，影響政策的執行效果。
“使民知之” 能夠讓民眾充分了解政策的制定依據、目標導向與預期效益，理解政策背後的公共利益與長遠價值，從而增強對政策的認同度。當民眾認識到政策與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能夠為自己帶來實際好處時，便會主動遵守政策，積極配合政策的執行，形成政策執行的強大合力。
例如，在環境保護政策制定中，政府在推進垃圾分類政策時，通過社區宣傳、電視廣告、網絡科普等多種方式，向民眾詳細解釋垃圾分類的重要意義（如減少環境污染、節約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具體分類標準（如可回收物、廚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區分方法）與投放要求。同時，政府還通過建立垃圾分類積分制度、開展垃圾分類知識競賽等方式，鼓勵民眾積極參與垃圾分類。通過這些 “使民知之” 的措施，民眾逐漸理解了垃圾分類的重要性，掌握了垃圾分類的方法，主動參與垃圾分類的積極性顯著提高，垃圾分類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得到了有效的推進，為改善生態環境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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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之” 與 “知之” 的互補構建現代治理的良性循環
在現代社會治理中，“由之” 與 “知之” 並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形成互補，構建起 “知之 — 參與 — 由之 — 再知之” 的良性循環，推動治理水平不斷提升。
一方面，“知之” 是 “由之” 的前提與基礎。通過 “使民知之”，民眾了解政策的相關信息，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能夠增強對政策的認同度與理解度，從而更自覺地 “由之”—— 遵循政策的規範與要求。這種基于理解與認同的 “由之”，不再是被動的服從，而是主動的踐行，能夠顯著提高政策的執行效果。
另一方面，“由之” 是 “知之” 的實踐與深化。民眾在 “由之”—— 遵循政策的過程中，會積累實踐經驗，對政策的實際效果有更直觀的感受。他們可以通過實踐，發現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並將這些反饋給政府，為政府進一步完善政策、深化 “知之” 實踐依據。政府根據民眾的反饋，對政策進行調整與優化，並向民眾公開調整的原因與內容，進一步推進 “使民知之”，形成治理的良性循環。
例如，在社會保障政策制定與執行中，政府在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政策時，首先通過 “使民知之”，向民眾公開政策制定的背景（如應對人口老齡化、保障養老保險基金可持續性）、目標（如提高養老保險統籌層次、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與具體措施（如統一繳費基數核定標準、規範基金調劑使用）。民眾在了解政策信息後，積極參與政策討論，為政策制定意見建議，政府據此優化政策方案。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民眾按照政策要求繳納養老保險費用，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同時也會將政策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如異地繳費不便、待遇核算不清晰等）反饋給政府。政府根據這些反饋，進一步完善政策執行機制（如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信息系統建設、優化待遇核算流程），並向民眾公開政策調整情況，深化 “使民知之”。這種 “知之” 與 “由之” 的互補互動，讓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政策不斷完善，更好地保障了民眾的養老權益，推動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發展。
五、跨文化視角“由之” 與 “知之” 的全球治理借鑒
孔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思想，雖然產生于中國春秋時期的社會背景，但其中蘊含的關于 “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關系”“政策制定與執行邏輯” 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夠為全球治理有益的借鑒。在全球治理中，不同國家由于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發展階段的差異，對 “由之” 與 “知之” 的側重有所不同，但都在探索如何平衡治理效率與民眾參與，實現治理的良性發展。
（一）西方民主國家的 “知之” 導向與挑戰
在西方民主國家，受自由主義思想與民主制度的影響，“使民知之” 與民眾參與是其治理的重要特征。西方民主國家普遍強調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通過議會制度、選舉制度、輿論監督等方式，保障民眾對國家治理的參與。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往往需要通過廣泛的利益協調與意見征詢，向民眾公開政策信息，接受民眾的監督與批評。
這種 “知之” 導向的治理模式，能夠充分反映民眾的多元利益訴求，保障民眾的民主權利，提高治理的合法性。但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挑戰一方面，過度強調民眾參與與意見征詢，容易導致政策制定過程冗長、效率低下，甚至出現 “議而不決” 的情況，影響治理的及時性與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民眾的利益訴求多元、認知水平差異較大，在復雜的政策議題上（如氣候變化、移民政策、國家安全等），容易出現意見分歧過大、難以達成共識的情況，導致政策難以推進。
例如，在歐洲部分國家推進移民政策改革時，政府為了充分听取民眾意見，開展了長時間的公開討論與民意調查。但由于民眾對移民政策的看法存在嚴重分歧 —— 部分民眾認為移民會帶來文化沖突、就業壓力與社會安全問題，反對移民政策寬松化；另一部分民眾則認為移民能夠促進文化多樣性、補充勞動力資源，支持移民政策寬松化。這種嚴重的意見分歧，導致政府難以制定出得到廣泛認同的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改革進展緩慢，甚至引發社會矛盾與政治動蕩。
（二）東亞國家的 “由之” 傳統與現代轉型
在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歷史上存在一定的 “由之” 導向的治理傳統 —— 強調政府的權威與治理效率，民眾對政府政策的服從度較高。這種治理傳統在特定歷史時期（如戰後經濟恢復與快速發展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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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發展，東亞國家也在逐步推進治理轉型，加強 “使民知之” 與民眾參與，平衡治理效率與民主參與。例如，新加坡在保持高效治理的同時，通過建立 “民情聯系組”“網上對話平台” 等機制，加強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互動，向民眾公開政策信息，收集民眾的意見與訴求，讓民眾更多地參與到國家治理中；日本通過推進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擴大地方民眾對地方事務的決策權，讓民眾在教育、醫療、環境保護等地方公共事務中擁有更多的參與權與知情權。
這種 “由之” 傳統與 “知之” 轉型的結合，既保留了東亞國家高效治理的優勢，又吸收了現代民主治理的合理成分，形成了具有東亞特色的治理模式，為全球治理了有益的借鑒。
（三）全球治理中的 “由之” 與 “知之” 平衡
在全球治理中，面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安全、貧困饑餓、恐怖主義等全球性挑戰，需要世界各國在 “由之” 與 “知之” 之間找到平衡，加強合作，共同應對。
一方面，在全球性緊急挑戰面前（如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需要各國遵循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統一規範與指導方針，“由之”—— 采取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如疫情監測、疫苗研發與分配、跨境人員流動管理等），保障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如果各國各自為政，不遵循統一的規範與指導，很容易導致全球疫情防控失控，加劇疫情的全球蔓延。
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規則制定與長效機制建設中，需要充分保障各國的知情權與參與權，“使知之”—— 讓各國充分了解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背景、目標與內容，參與到規則制定的過程中。國際組織應加強與各國的溝通互動，听取各國的意見與訴求，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聲音，讓全球治理規則更加公平合理，更好地反映各國的共同利益，促進全球治理的可持續發展。
例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的制定過程，充分體現了 “使知之” 與 “參與之” 的原則。各國通過多輪談判，充分討論氣候變化的應對目標、責任分擔、資金支持、技術轉讓等關鍵議題，讓各國充分了解全球氣候治理規則的相關信息，參與規則的制定。在規則執行過程中，各國也需要向國際社會公開本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減排措施與進展情況，接受國際社會的監督與評估。這種 “使知之” 與 “參與之” 的全球治理模式，能夠讓各國更好地理解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增強對全球氣候治理規則的認同度，共同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取得實質性進展。
六、結語孔子治世思想的當代價值與啟示
孔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思想，歷經兩千多年的歷史沉澱，雖然帶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如基于春秋時期民眾認知能力有限的社會現實），但其中蘊含的關于社會治理的智慧 —— 對治理效率與民眾認知的平衡、對政策制定與執行邏輯的思考，依然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在當代社會，我們不應簡單地將這句古訓歸為 “愚民政策”，而應結合歷史語境與現代社會現實，辯證地看待其內涵既要看到春秋時期 “使民由之” 的歷史必然性，也要認識到現代社會 “使民知之” 的進步性；既要在特殊情境下重視 “使民由之” 對效率與安全的保障作用，也要在常態治理中堅持 “使民知之” 對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意義。
對于現代社會治理而言，孔子這一思想的核心啟示在于治理的本質是實現公共利益與民眾福祉，而 “由之” 與 “知之” 都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而非目的。在治理實踐中，我們需要根據具體的情境與需求，靈活運用 “由之” 與 “知之”，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與互補在緊急情況與專業領域，適度強調 “使民由之”，保障治理效率與公共安全；在常態治理與民生領域，重點推進 “使民知之”，提升政策科學性與民眾參與度。
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使民知之” 是現代社會治理的發展方向。隨著教育普及、信息透明與民主參與的不斷推進，民眾的認知能力與參與意識將不斷提升，“使民知之” 的基礎條件將更加完善。政府應進一步加強信息公開制度建設，拓寬民眾參與渠道，推動 “使民知之” 與 “听民之言”“解民之憂” 相結合，構建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實現治理現代化與民眾福祉的共同提升。
孔子的治世思想，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在當代社會，我們應本著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的原則，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讓古老的智慧為現代社會治理有益的借鑒，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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