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論語?泰伯》中，曾子病重時與孟敬子的對話，堪稱儒家修身思想的 “臨終絕唱”。“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的生命感慨，“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的君子三貴，“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的價值取舍，短短數語，既是曾子對一生修身實踐的凝練總結，也是對儒家 “重內在品德、輕外在形式” 理念的精準闡釋。這席話超越了普通的臨終囑托，成為後世君子修身立德的行動指南，讓我們得以透過兩千多年的時光，觸摸儒家思想中 “以人為本” 的溫度與 “以德為先” 的深度。
一、春秋語境下的 “臨終言善”生命終章的道德覺醒
要理解曾子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的感慨，需先置身于春秋時期的生死觀與道德語境。彼時，人們對死亡的認知雖仍帶有對未知的敬畏，卻已逐漸擺脫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開始從道德層面思考生命的終章意義。“臨終言善” 並非簡單的情感流露，而是生命即將終結時，個體對道德本質的回歸與覺醒，是對一生言行的反思與沉澱。
（一）“鳥死鳴哀”生命本能的情感共鳴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曾子以自然界的現象起興，將鳥的臨終哀鳴與人類的臨終狀態相類比，既體現了春秋時期 “天人合一” 思想的萌芽，也暗含著對生命本能情感的深刻洞察。鳥類臨終時的哀鳴，是生命面對終結時的本能反應，是對生存的眷戀、對未知的敬畏，這種本能情感與人類臨終時的心境有著共通之處 —— 無論是草木鳥獸，還是人類，在生命走向終點時，都會卸下外在的偽裝與防備，回歸最本真的情感狀態。
春秋時期的文獻中，常有以自然現象喻指人類情感的記載。《詩經?小雅?鴻雁》以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 比喻流民的悲苦；《左傳?昭公十七年》以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感嘆天下無道。曾子以 “鳥死鳴哀” 起興，並非單純的文學修辭，而是借助人們對自然現象的直觀認知，引出對人類臨終狀態的思考 —— 如同鳥類臨終時卸下飛翔的力量，回歸哀鳴的本真，人類臨終時也會卸下一生的功名利祿、身份地位，回歸對道德與情感的本真關注，這為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的論述奠定了情感基礎。
（二）“人死言善”道德本質的終局回歸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曾子對人類臨終狀態的核心判斷，這里的 “善”，並非指簡單的善良言語，而是指個體在生命終章時，擺脫了利益的糾纏、欲望的束縛，回歸道德本質的真誠言說。這種 “善”，源于對一生言行的反思與懺悔，源于對道德價值的最終認同，是生命即將終結時，個體對 “人為何而活” 的終極回答。
在春秋時期的社會中，人們一生都在扮演著各種社會角色 —— 君主、臣子、父親、兒子、朋友，為了維護這些角色所對應的利益與地位，往往會做出違背本心的選擇，說出言不由衷的話語。而當生命走向終點，所有的角色與地位都將失去意義，個體終于能夠掙脫外在的枷鎖，直面自己的內心與道德良知。正如魯國大夫臧文仲臨終前反思自己 “廢六關、妾織蒲” 的過錯，叮囑後人改正；晉國卿大夫趙簡子臨終前囑托兒子趙鞅 “必效範宣子之法”，堅守道義，這些都是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的典型例證。
曾子的 “人死言善”，並非對人性的盲目樂觀，而是對道德良知的堅定信念。他認為，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存有道德的種子，只是在一生的奔波中被利益與欲望掩蓋；而當生命即將終結，外在的束縛消失，這顆道德的種子便會甦醒，讓人說出符合道德本質的 “善言”。這種觀點，既體現了儒家對人性本善的初步認知，也為後世 “性善論” 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曾子的 “言善”修身實踐的終極總結
曾子在病重時對孟敬子所言的 “善言”，並非泛泛的道德說教，而是他一生修身實踐的終極總結。不同于普通百姓臨終時的樸素反思，曾子作為孔子的重要弟子、儒家思想的傳承者，其 “善言” 有著明確的指向 —— 聚焦于君子修身的核心要義，為孟敬子、也為後世學者了清晰的修身路徑。
他沒有談論一生的功績與遺憾，沒有提及家族的興衰與未來，而是將所有的關注點都集中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上，這種選擇本身就是 “善言” 的體現 ——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所關心的不是個人與家族的私利，而是儒家思想的傳承、君子品德的堅守，是如何讓後來者更好地踐行 “道” 的理念。這種超越個人私利、關注道德傳承的 “善言”，正是曾子一生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的生動寫照，也是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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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子 “三貴”曾子修身思想的核心要義
曾子提出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是其修身思想的核心凝練。這 “三貴” 並非孤立的行為要求，而是從外在言行到內在品德的完整修身體系 ——“動容貌” 關注身體姿態的禮儀規範，“正顏色” 聚焦面部神情的真誠表達，“出辭氣” 重視言語表達的文明得體，三者相互關聯、層層遞進，共同構成了君子修身的基礎框架。
（一）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身體姿態中的禮儀與尊重
“動容貌”，指君子在日常言行中，注重身體姿態與容貌儀表的規範，通過得體的姿態展現對他人的尊重，從而遠離粗暴與傲慢的態度。在春秋時期的 “禮” 文化中，身體姿態並非單純的個人習慣，而是 “禮”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個體道德修養的外在體現。
1 “動容貌” 的禮儀規範
春秋時期的 “禮” 對身體姿態有著詳細的規定站立時需 “正立不動”，不可歪斜倚靠；行走時需 “步履從容”，不可匆忙急促；與人交談時需 “身體前傾”，展現專注與尊重；面對長輩與君主時需 “鞠躬如也”，體現謙卑與恭敬。《禮記?曲禮上》記載“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坐毋箕，立毋跛，食毋言，寢毋伏。” 這些規範，看似繁瑣，實則是通過身體姿態的約束，培養個體的禮儀意識與尊重他人的品德。
曾子一生嚴格踐行 “動容貌” 的禮儀規範。據《論語?鄉黨》記載，孔子描述曾子 “脅肩諂笑，病于夏畦”，雖為批評諂媚之舉，卻從側面反映出曾子對身體姿態的重視 —— 他深知，不當的身體姿態會傳遞出傲慢、諂媚的態度，而得體的姿態則能展現君子的修養。在與他人交往時，曾子始終保持 “容貌恭敬”，站立時不歪斜、行走時不匆忙、交談時不隨意，這種得體的姿態，讓他人感受到被尊重，也讓自己遠離了粗暴與傲慢的可能。
2 “動容貌” 與 “遠暴慢” 的內在關聯
“動容貌” 的核心價值，在于通過身體姿態的規範，培養個體的尊重意識，從而遠離 “暴慢”（粗暴、傲慢）。在曾子看來，身體姿態與內心態度是相互關聯的 —— 外在的粗暴與傲慢，往往源于內心的輕視與自負；而得體的身體姿態，能夠反過來約束內心的負面情緒，培養尊重他人的品德。
例如，一個人若在與人交談時隨意歪斜身體、東張西望，這種姿態傳遞出的是對他人的輕視，長期如此便會養成傲慢的態度；反之，若能保持身體前傾、眼神專注的姿態，這種姿態會不斷提醒自己尊重他人，逐漸培養出謙遜的品德。曾子認為，通過 “動容貌” 的長期實踐，個體能夠在身體姿態與內心態度之間形成良性循環 —— 得體的姿態塑造尊重的內心，尊重的內心又會強化得體的姿態，最終實現 “遠暴慢” 的修身目標。
3 當代視角下的 “動容貌”禮儀修養的現代轉化
在當今社會，“動容貌” 的具體禮儀規範雖與春秋時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精神 —— 通過身體姿態展現尊重 —— 依然具有重要價值。在人際交往中，得體的身體姿態能夠傳遞出真誠與尊重，促進良好關系的建立與人交談時保持眼神交流，體現專注；傾听他人發言時身體微微前傾，展現重視；握手時力度適中、時長恰當，傳遞友好。這些看似微小的姿態，都是 “動容貌” 在現代社會的具體體現，能夠幫助我們遠離粗暴與傲慢，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
（二）正顏色，斯近信矣面部神情中的真誠與信任
“正顏色”，指君子注重面部神情的真誠與莊重，通過恰當的神情表達內心的真實想法，從而贏得他人的信任。在春秋時期的人際交往中，面部神情是傳遞情感與態度的重要媒介，真誠的神情能夠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而虛偽的神情則會引發他人的猜忌與不信任。
1 “正顏色” 的內涵真誠與莊重的統一
“正顏色” 包含兩層含義一是 “真誠”，即面部神情與內心想法保持一致，不虛偽、不掩飾；二是 “莊重”，即面對不同的場合與對象，展現出恰當的神情，不輕浮、不隨意。在曾子看來，真誠是贏得信任的基礎，莊重是展現修養的關鍵，二者缺一不可。
春秋時期的君子，在不同場合會展現出不同的 “顏色”面對君主時，神情莊重恭敬，體現對君主的尊重；面對朋友時，神情真誠溫和，展現對友誼的珍視；面對百姓時，神情悲憫關切，傳遞對民生的關懷。《論語?鄉黨》記載孔子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正是 “正顏色” 的典範 —— 見到穿喪服的人，即使平日親近，也會神情莊重；見到戴禮帽的人與盲人，即使日常熟悉，也會神情恭敬，這種根據場合與對象調整神情的做法，既體現了真誠，也展現了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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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一生踐行 “正顏色” 的準則。在教導弟子時，他神情嚴肅認真，傳遞對學問與道德的敬畏；在面對百姓疾苦時，他神情悲憫關切，展現 “仁者愛人” 的情懷；在與孟敬子交談時，即使病重，也依然保持莊重真誠的神情，讓孟敬子感受到他話語的分量與真誠。這種 “正顏色” 的實踐，讓曾子贏得了弟子與他人的廣泛信任。
2 “正顏色” 與 “近信” 的邏輯關聯
“正顏色” 之所以能 “近信”，核心在于面部神情是內心真誠的外在表現。在人際交往中，人們往往通過觀察對方的神情來判斷其話語的真實性 —— 若一個人神情閃爍、笑容虛偽，即使說出再動听的話語，也難以讓人信任；若一個人神情真誠、態度莊重，即使話語樸實，也容易讓人信服。
曾子認為，“正顏色” 的本質是 “誠于中，形于外”—— 內心真誠，才能在面部神情上展現出莊重與可信；而通過 “正顏色” 的實踐，又能進一步強化內心的真誠，形成 “真誠 — 正顏色 — 信任” 的良性循環。例如，一個人若在承諾他人時，保持神情莊重、眼神堅定，這種 “正顏色” 會讓對方感受到他的真誠，從而產生信任；而對方的信任又會讓他更加重視自己的承諾，進一步堅守內心的真誠。
3 當代視角下的 “正顏色”真誠溝通的重要媒介
在當今社會，“正顏色” 依然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媒介。在職場中，與同事溝通時保持真誠專注的神情，能夠提升溝通效率，贏得同事的信任；在家庭中，與家人交流時展現溫和關切的神情，能夠增進親情，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在公共場合，面對陌生人時保持友善禮貌的神情，能夠傳遞善意，促進社會的和諧。相反，若在人際交往中神情冷漠、虛偽敷衍，只會讓他人產生距離感，難以建立信任關系。
（三）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言語表達中的文明與得體
“出辭氣”，指君子注重言語的措辭與語氣，通過文明得體的表達傳遞思想與情感，從而遠離粗鄙與悖理的言語。在春秋時期，言語表達是個體道德修養的重要體現，“言為心聲”，一個人的言語往往反映其內心的品德與修養。
1 “出辭氣” 的核心要求文明與得體
“出辭氣” 包含 “措辭” 與 “語氣” 兩個方面“措辭” 要求言語文雅規範，避免使用粗鄙、低俗的詞匯；“語氣” 要求語調平和適中，避免使用生硬、傲慢的語氣。在曾子看來，文明的措辭與得體的語氣，是對他人的尊重，也是自身道德修養的展現。
春秋時期的君子，對言語表達有著嚴格的要求。《禮記?曲禮上》繁瑣的禮儀規範，本質上是通過言語與行為的約束，培養君子的文明素養。例如，“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要求君子在進入都城與鄉里時，放緩車速、神情莊重，這種言語與行為的配合，展現的是對他人與地方的尊重；“臨喪不笑”“當食不嘆” 則要求君子在特定場合控制自己的言語與神情，避免因不當表達引發他人不適。曾子一生嚴格遵循這些規範，在言語表達上始終做到文明得體，從未因情緒或場合疏忽而使用粗鄙、悖理的言辭。
2 “出辭氣” 與 “遠鄙倍” 的深層關聯
“出辭氣” 之所以能 “遠鄙倍”，核心在于文明得體的言語表達，能夠約束內心的粗鄙與悖理想法，同時傳遞對他人的尊重，避免引發人際沖突。在曾子看來，言語是內心的外在投射 —— 內心粗鄙的人，必然會使用低俗的言辭；內心悖理的人，必然會發表違背道德的言論。反之，通過 “出辭氣” 的實踐，用文明的措辭與得體的語氣約束言語，能夠反過來淨化內心，培養尊重他人、堅守道德的品德。
例如，一個人若在與人爭論時，始終保持平和的語氣、使用文明的詞匯，即使觀點不同，也不會引發激烈沖突，這種 “出辭氣” 的實踐，會讓他逐漸學會克制內心的沖動與粗鄙想法，培養理性溝通的習慣；而理性溝通又會進一步強化內心的文明素養，形成 “文明言辭 — 理性溝通 — 內心淨化” 的良性循環，最終實現 “遠鄙倍” 的修身目標。
3 當代視角下的 “出辭氣”文明交流的時代價值
在當今社會，“出辭氣” 的重要性愈發凸顯。隨著網絡交流的普及，言語表達的隨意性增強，粗鄙、悖理的言論（如網絡暴力、惡意攻擊）屢見不鮮，嚴重破壞了網絡環境與社會和諧。踐行 “出辭氣” 的精神，要求我們在網絡與現實交流中，都做到文明表達在網絡上，不發表攻擊性言論、不傳播低俗信息，用理性與文明的言辭參與討論；在現實中，與他人溝通時保持平和語氣、使用禮貌詞匯，避免因言語不當引發矛盾。只有每個人都做到 “出辭氣”，才能營造文明、和諧的交流環境，遠離粗鄙與悖理的言語，推動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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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修身的價值取舍
曾子在闡述君子 “三貴” 後，補充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實則蘊含著深刻的價值取舍 —— 君子修身的重心應放在內在品德的培養與外在言行的規範上，而非沉迷于繁瑣的禮儀形式與事務性工作。這種取舍，既是對儒家 “重本質、輕形式” 思想的體現，也為後世君子明確了修身的核心方向。
（一）“籩豆之事”春秋時期的禮儀形式與事務性工作
“籩豆” 是春秋時期祭祀與宴飲時使用的禮器，“籩豆之事” 泛指與禮儀形式相關的事務性工作，如禮器的擺放、祭祀的流程安排、宴飲的席位布置等。在春秋時期的 “禮” 文化中，這些事務性工作雖有明確規範，卻屬于技術性、事務性範疇，有專門的官吏（“有司”）負責，無需君子親力親為。
例如，在祭祀活動中，“有司” 會按照 “禮” 的規範，提前準備好籩豆等禮器，擺放整齊；在祭祀過程中，“有司” 會引導參與者按照流程行禮，確保祭祀儀式的順利進行。君子在祭祀活動中的核心職責，是通過莊重的言行、真誠的態度，表達對神靈與祖先的敬畏，而非親自參與禮器擺放、流程安排等事務性工作。
曾子提及 “籩豆之事”，並非否定這些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強調君子應分清修身的主次 —— 禮儀形式是 “末”，內在品德與規範言行是 “本”，君子應專注于 “本” 的培養，而非在 “末” 的事務上耗費過多精力。
（二）“則有司存”君子與 “有司” 的職責劃分
“則有司存” 明確了君子與 “有司” 的職責邊界 ——“有司” 負責事務性、技術性的禮儀工作，君子負責內在品德的修養與外在言行的規範，二者各司其職、互不混淆。這種職責劃分，體現了儒家對社會分工的認知，也為君子修身劃定了清晰的範圍。
在春秋時期的社會結構中，“有司” 是專門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吏，他們熟悉各類禮儀規範與事務流程，能夠高效完成技術性工作；君子則是社會的道德標桿與精神引領者，其核心使命是通過修身立德，為他人與社會樹立榜樣，推動道德風尚的提升。例如，在國家治理中，“有司” 負責具體的行政事務（如稅收征管、司法審判），君子（如大夫、士）則負責制定符合道德與 “禮” 的政策，引導國家走向 “仁政”。
曾子強調 “則有司存”，正是希望君子認清自己的核心職責，避免陷入事務性工作的瑣碎中，忽視內在品德的培養。他認為，君子若將過多精力放在 “籩豆之事” 上，不僅會荒廢修身大業，還會失去作為道德標桿的引領作用，違背儒家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理想追求。
（三）價值取舍的核心重本質、輕形式的修身理念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的深層內涵，是儒家 “重本質、輕形式” 的修身理念 —— 君子修身的本質是培養內在品德、規範外在言行，而非追求禮儀形式的完美。禮儀形式是服務于品德培養的工具，若脫離了品德本質，再完美的禮儀形式也只是空洞的外殼，失去了 “禮” 的真正價值。
春秋時期，部分貴族沉迷于繁瑣的禮儀形式，注重禮器的精美、流程的完美，卻忽視了內在品德的培養，導致 “禮” 淪為彰顯身份、炫耀地位的工具。例如，魯國的季孫氏在祭祀時，嚴格按照 “禮” 的規範擺放籩豆等禮器，儀式流程一絲不苟，卻在日常生活中違背 “禮” 的本質 —— 聚斂財富、欺壓百姓，這種 “重形式、輕本質” 的做法，遭到孔子與曾子的嚴厲批評。
曾子提出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正是對這種 “形式主義” 的批判。他認為，君子應將修身的重心放在 “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上，通過規範言行培養內在品德，讓 “禮” 的形式服務于品德本質；至于 “籩豆之事” 等事務性工作，應交由 “有司” 負責，無需君子親力親為。這種價值取舍，既避免了君子陷入形式主義的誤區，也確保了修身的核心方向不偏離。
四、曾子臨終箴言的當代啟示在浮躁社會中堅守修身本質
在當今社會，人們面臨著諸多誘惑與挑戰 —— 部分人沉迷于形式主義，追求表面的完美與光鮮，忽視內在品德的培養；部分人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放松對言行的規範，導致人際關系緊張、社會矛盾增多。曾子的臨終箴言，如同一劑清醒劑，為我們在浮躁社會中堅守修身本質了重要啟示。
（一）堅守修身重心重品德、輕形式
曾子 “重本質、輕形式” 的價值取舍，啟示我們在修身過程中，應將重心放在內在品德的培養上，而非沉迷于表面形式。在當今社會，形式主義現象屢見不鮮 —— 有的人在社交場合注重外在形象的包裝，卻忽視真誠品德的培養，導致 “社交面具” 下的人際關系脆弱不堪；有的人在工作中追求表面的業績與數據，卻忽視職業道德的堅守，導致工作成果缺乏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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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像曾子那樣，明確修身的核心是培養 “尊重、真誠、文明” 的品德，通過規範言行（“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讓品德內化于心、外化于行。例如，在人際交往中，不刻意追求外在形象的完美，而是通過真誠的態度、文明的言行，贏得他人的信任與尊重；在工作中，不沉迷于表面的業績包裝，而是通過敬業的態度、專業的能力，創造真正有價值的成果。只有堅守修身的本質，才能避免陷入形式主義的誤區，實現個人品德的真正提升。
（二）規範日常言行在細微處培養品德
曾子強調的君子 “三貴”，啟示我們要在日常言行的細微處培養品德，通過規範身體姿態、面部神情與言語表達，逐漸提升自身的修養。在當今社會，許多人忽視日常言行的細微之處，認為 “小惡無傷大雅”—— 如在公共場合隨意插隊、在與人交談時隨意打斷他人、在網絡上發表不當言論等，這些看似微小的行為，實則是對品德的忽視，長期積累會導致個人修養的墮落。
我們應像曾子那樣，在日常言行中保持謹慎在身體姿態上，注重得體與尊重，如與人交談時保持專注、在公共場合遵守秩序；在面部神情上，注重真誠與莊重，如面對他人求助時展現關切、面對錯誤時展現誠懇；在言語表達上，注重文明與得體，如使用禮貌詞匯、保持平和語氣。通過這些細微處的規範，逐漸培養尊重他人、真誠待人、文明交流的品德，成為一個有修養的當代人。
（三）明確職責邊界專注核心使命
曾子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的職責劃分，啟示我們在生活與工作中，要明確自己的核心使命，專注于重要事務，避免在無關緊要的事務上耗費過多精力。在當今社會，許多人陷入 “事務主義” 的陷阱，每天忙于瑣碎的事務性工作，卻忽視了自己的核心目標 —— 如職場人忙于應付日常瑣事，忽視了專業能力的提升；家長忙于孩子的生活瑣事，忽視了孩子品德的培養。
我們應像曾子那樣，明確自己的核心使命職場人應專注于專業能力的提升與職業價值的創造，將瑣碎的事務性工作合理分配或交給專業人員；家長應專注于孩子品德的培養與價值觀的塑造，而非沉迷于孩子的生活瑣事；個人在修身上，應專注于內在品德的提升，而非在表面形式上浪費精力。只有明確職責邊界，專注核心使命，才能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避免陷入事務主義的迷茫。
五、結語傳承曾子修身智慧，做新時代的 “君子”
曾子的臨終箴言，雖歷經兩千多年，卻依然閃耀著智慧的光芒。“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的生命感慨，提醒我們要在生命的旅程中堅守道德本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 的君子 “三貴”，為我們指明了修身的具體路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的價值取舍，為我們明確了修身的核心方向。這些智慧，不僅是春秋時期儒家思想的精華，更是當代人修身立德、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指南。
在當今浮躁的社會中，我們更需要傳承曾子的修身智慧，堅守修身本質 —— 重品德、輕形式，在日常言行中培養尊重、真誠、文明的品德；明確職責邊界，專注于核心使命，避免陷入形式主義與事務主義的陷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守道德的底線，成為一個有品德、有修養、有擔當的新時代 “君子”。
讓我們以曾子的臨終箴言為指引，從自身做起，從日常言行的細微處做起，踐行修身之道，堅守道德本質，讓古老的儒家智慧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活力，為構建和諧、文明、道德的當代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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