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透過窗欞，落在吳賢剛寫下的字跡上，“守正護寶，薪火相傳”六個字在燈光下泛著溫潤的光。他合上父親的考古筆記，指尖仍殘留著紙頁的粗糙觸感，忽然想起白天國家博物館館長的話——“每一件回歸的文物，都是文明對話的使者”。這時，手機屏幕亮起，是甦湄發來的消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傳來消息，和田漢代古墓出土的絲織品修復有了新進展，他們在一塊錦緞上發現了‘長樂未央’的字樣，想邀請我們去參與後續研究。”
吳賢心中一振。“長樂未央”是漢代常見的吉祥語，常出現在絲織品、青銅器上，象征“長久歡樂，永不結束”，而帶有這類字樣的漢代絲織品，此前僅在陝西、甘肅等地的古墓中發現過，在新疆和田出土尚屬首次，這足以證明漢代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交流遠比想象中更為密切。他立刻回復甦湄︰“明天一早就出發，帶上絲織品保護的專業設備。”
次日清晨，吳賢和甦湄抵達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修復室里，工作人員正用顯微鏡觀察“長樂未央”錦緞的縴維結構。錦緞呈暗紅色，邊緣雖有磨損，但“長樂未央”四個字依然清晰，字體為隸書，筆畫舒展，與漢代宮廷絲織品上的字樣風格一致。“我們通過碳十四檢測，確定這件錦緞的年代為西漢中後期，比‘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還要早約一百年。”研究所的王教授指著檢測報告，“更重要的是，錦緞的經線密度達到了每厘米80根，緯線密度每厘米40根，這種織造工藝在當時只有中原地區才能實現，說明它很可能是由中原織造後，通過絲綢之路傳入西域的。”
吳賢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拿起錦緞，放在特制的燈光下觀察︰“你們看，錦緞的邊緣有明顯的縫合痕跡，而且縴維中有少量的羊毛成分，這說明它在西域被使用時，曾被當地人修補過，還加入了西域常見的羊毛材質，這是中原與西域文化融合的直接證據。”他隨即提出修復方案︰“先用低溫等離子體技術去除錦緞表面的污垢，再用蠶絲線對破損處進行手工織補，織補時要盡量模仿漢代的‘經錦’工藝，確保修復後的錦緞既保持原貌，又能長期保存。”
接下來的半個月，吳賢和團隊全身心投入到錦緞的修復中。每天，他們都在修復室里工作十幾個小時，用放大鏡仔細比對每一根絲線的顏色和粗細，確保織補的部分與原錦緞無縫餃接。當最後一針完成時，夕陽透過窗戶灑在錦緞上，“長樂未央”四個字在光線下仿佛有了生命，暗紅色的錦面與金色的絲線交織，展現出漢代絲織工藝的輝煌。“太好了，這簡直是‘活’過來了！”王教授激動地說，“這件錦緞修復完成後，我們會在新疆博物館舉辦‘漢代絲綢之路絲織品特展’，讓更多人了解漢代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交流。”
特展開幕當天，展廳里人頭攢動。“長樂未央”錦緞被放在恆溫恆濕的展櫃中，旁邊陳列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的復制品，以及漢代西域出土的其他絲織品、漆器。吳賢作為講解員，向觀眾介紹︰“這些絲織品不僅是實用的衣物、飾品，更是漢代絲綢之路繁榮的見證。‘長樂未央’錦緞從中原傳入西域，被當地人使用、修補，融入了西域的文化元素，這正是中華文明‘兼容並蓄’的體現。”觀眾們听得入迷，不少人拿出手機拍照，想把這份“跨越兩千年的文明對話”記錄下來。
特展期間，吳賢收到了周明遠發來的視頻。視頻里，周明遠站在上海國際物流港的監管倉庫里，身後是一批剛截獲的走私文物︰“我們在一批標注為‘陶瓷擺件’的包裹中，發現了三件宋代建窯兔毫盞，經過鑒定，是宋代建窯的精品，很可能是從福建建陽的宋代窯址盜掘而來的。”
建窯兔毫盞是宋代著名的黑釉瓷，因釉面呈現出細密的兔毫狀紋路而得名，是宋代文人雅士斗茶時的首選器物，其中“銀兔毫”“金兔毫”更是稀世珍品。“宋代建窯的兔毫盞，釉料中含有大量的鐵元素，燒制時因溫度差異，鐵元素會在釉面形成不同顏色的兔毫紋，‘銀兔毫’的釉面呈銀白色，‘金兔毫’則呈金黃色，仿品很難模仿這種自然形成的紋路。”吳賢立刻結束在新疆的工作，趕回上海。
在上海海關的監管倉庫里，吳賢看到了三件建窯兔毫盞。其中一件“銀兔毫”盞，釉面光潔，兔毫紋細密均勻，從盞口延伸到盞底，宛如真兔毫一般；另一件“金兔毫”盞，釉面泛著淡淡的金色，兔毫紋交錯分布，極具觀賞性。“這三件兔毫盞都是宋代建窯的精品，尤其是這件‘金兔毫’盞，存世量不足十件，價值連城。”吳賢用手電筒照射盞底，“你們看，盞底有‘供御’二字的刻款，這是宋代建窯為宮廷燒制的標志性款識，說明這三件兔毫盞當年是專門供奉皇室的器物。”
根據走私包裹上的信息，警方很快鎖定了嫌疑人李剛。李剛交代，他受境外走私團伙指使，從福建建陽的宋代窯址盜掘出兔毫盞後，準備通過國際物流運往日本。“福建建陽是宋代建窯的發源地，當地有大量的宋代窯址，近年來一直是盜墓分子的重點目標。”吳賢對周明遠說，“我們得盡快派人去建陽，加強對窯址的保護，防止更多文物被盜掘。”
兩人立刻前往福建建陽，在當地文物部門的協助下，對宋代建窯窯址進行了全面排查。建陽水吉鎮的宋代建窯遺址分布廣泛，其中“蘆花坪窯址”“大路後門窯址”是最主要的窯址，出土過大量的兔毫盞、油滴盞等黑釉瓷。“你們看，這里有新鮮的挖掘痕跡。”吳賢在蘆花坪窯址附近發現了一個深約兩米的土坑，坑底還有幾件破碎的黑釉瓷片，“這說明盜墓分子最近還在活動，我們必須盡快安裝監控設備，加強巡邏。”
當地文物部門隨即在窯址周邊安裝了紅外監控攝像頭，並組建了由文物工作者、民警、村民組成的巡邏隊，24小時不間斷巡邏。在巡邏隊的一次夜間巡查中，成功抓獲了兩名正在盜掘窯址的盜墓分子，繳獲了幾件剛出土的宋代黑釉瓷片。“有了這些保護措施，窯址的安全終于有了保障。”建陽文物部門的負責人說，“感謝你們的幫助，讓我們能更好地保護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
回到北京後，吳賢團隊又接到了一個重要任務︰協助故宮博物院，對一批剛從海外追回的清代宮廷玉器進行鑒定和修復。這批玉器包括一件清代乾隆年間的和田玉籽料“大禹治水圖”山子、一對和田玉“福壽雙全”如意，以及幾件玉碗、玉瓶，都是清代宮廷玉器的精品。
“清代乾隆年間是中國玉器制作的鼎盛時期，乾隆皇帝尤其喜愛和田玉，曾多次下令從新疆和田開采玉料，用于制作宮廷玉器。”吳賢在故宮博物院的修復室里，仔細觀察“大禹治水圖”山子，“這件山子高約50厘米，用整塊和田玉籽料雕刻而成，雕刻內容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人物、山水、草木刻畫得栩栩如生，是清代‘乾隆工’的代表作品。‘乾隆工’的特點是雕刻精細、線條流暢、打磨光滑，每件玉器都要經過設計、選材、雕刻、打磨等多道工序，往往需要幾名工匠花費數年時間才能完成。”
在修復過程中，吳賢發現“大禹治水圖”山子的底部有一處細微的裂痕，還有幾件玉碗的邊緣有磨損。“玉器的修復需要非常謹慎，尤其是和田玉，質地堅硬但脆性大，修復時不能用力過猛。”吳賢帶領團隊，用特制的玉石膠水對裂痕進行加固，再用細砂紙對磨損處進行打磨，打磨時要不斷用清水沖洗，防止玉器過熱受損。經過一個多月的修復，這批玉器終于恢復了原貌，被陳列在故宮博物院的“清代宮廷玉器展”中。
展覽開幕當天，吸引了眾多玉器愛好者和文物專家前來參觀。“這件‘大禹治水圖’山子太精美了，沒想到歷經百年，還能保存得這麼完好。”一位觀眾感慨道。吳賢笑著回應︰“這不僅是因為玉器本身質地堅硬，更因為歷代文物工作者的精心保護。未來，我們還會繼續努力，讓更多的珍貴文物得到妥善保護，傳承給後代。”
隨著時間的推移，吳賢團隊的工作範圍越來越廣，不僅涉及文物的追索、鑒定和修復，還參與到文物保護法規的制定、文物保護人才的培養等工作中。他們與國內多所高校合作，開設了“文物保護與修復”專業課程，培養了一批批年輕的文物保護工作者；還參與編寫了《海外流失文物追索指南》《文物保護技術規範》等書籍，為文物保護工作提供了理論支持。
這天，吳賢收到了一封來自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郵件，博物館表示願意將一件收藏多年的中國唐代“昭陵六駿”之一的“颯露紫”石雕復制品贈送給中國，同時希望能與中國文物部門開展合作，共同研究中國唐代文物。“昭陵六駿”是唐代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前的六塊石雕，分別雕刻了李世民在開國戰爭中騎過的六匹戰馬，“颯露紫”是其中之一，原石雕在1914年被走私到美國，現藏于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是一件高精度復制品。
“雖然是復制品，但這體現了國際博物館對中國文化遺產的尊重，也是中外文物交流的良好開端。”吳賢立刻回復郵件，表達了感謝，並表示願意與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開展合作研究。不久後，“颯露紫”石雕復制品被運到中國，暫時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與其他唐代文物一同展出。在展覽的研討會上，中外專家學者圍繞唐代文物的歷史價值、藝術特色以及保護方法展開了深入討論，為中外文物交流搭建了新的橋梁。
吳賢站在研討會的現場，看著中外專家熱烈討論的場景，心中滿是欣慰。他想起了最初在柬埔寨追回唐代鎏金銅鐘時的艱難，想起了在澳大利亞抓獲陳錦時的緊張，想起了每一次文物回歸時的激動……這些經歷讓他深刻認識到，文物保護不僅是一個國家的事，更是全人類的事，只有通過國際合作、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守護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
“文明對話，天下大同”的字跡剛落，吳賢的手機便震動起來，屏幕上跳出“敦煌研究院”的來電顯示。接起電話，院長的聲音帶著幾分急切︰“吳賢，我們在莫高窟北區的一座新發現洞窟里，出土了一批唐代寫本，其中有幾卷疑似《金剛經》殘卷，但保存狀況極差，急需你們團隊的技術支持。”
唐代寫本是研究唐代佛教、文學、書法的重要實物，而《金剛經》作為佛教經典，其唐代寫本存世量極少，尤其是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寫本，因地處絲路要沖，往往還保留著多元文化交融的痕跡。吳賢立刻起身︰“我們明天一早就出發，會帶上最先進的文書修復設備。”
次日清晨，吳賢和甦湄帶著團隊抵達敦煌莫高窟。走進臨時修復棚，幾卷泛黃的寫本被小心翼翼地鋪在特制的工作台面上，紙張脆弱得仿佛一踫就會碎裂，上面的墨字已有多處暈染，部分字跡甚至模糊不清。敦煌研究院的李教授指著其中一卷寫本︰“這卷《金剛經》殘卷，紙張是唐代特有的‘麻紙’，縴維粗且堅韌，但因洞窟內濕度變化大，紙張已出現嚴重的糟朽和霉變。”
吳賢戴上無菌手套，用鑷子輕輕挑起一縷紙張縴維︰“麻紙的修復關鍵在于‘去霉、加固、補紙’。我們先用低溫真空干燥技術去除紙張中的多余水分，再用蛋白黴溶液清除霉變，最後用與唐代麻紙成分相近的手工紙進行修補。”他一邊說，一邊指導團隊成員調試設備。低溫真空干燥機啟動時，寫本在密封艙內緩緩旋轉，水分被逐步抽出，原本發皺的紙張慢慢變得平整；蛋白黴溶液涂抹在霉變處後，墨字周圍的黑斑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退，字跡逐漸清晰起來。
修復過程中，甦湄在一卷殘卷的邊緣發現了幾行西域文字︰“這好像是粟特文！”粟特文是唐代西域粟特人使用的文字，常用于記錄商業往來和宗教傳播，在敦煌寫本中出現尚屬罕見。吳賢立刻聯系語言學專家，經過解讀，這些粟特文記錄的是“某年某月，粟特商人張慶將此經卷捐贈給莫高窟”，這為研究唐代粟特人與敦煌佛教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證據。
經過半個月的日夜奮戰，五卷《金剛經》殘卷和十幾件唐代寫本全部修復完成。當修復後的《金剛經》殘卷被放在恆溫恆濕的展櫃中時，陽光透過莫高窟的窗戶灑在紙上，墨字烏黑發亮，粟特文題記清晰可辨，仿佛跨越千年時光，再次展現出唐代敦煌的文化繁榮。“這些寫本不僅是佛教經典，更是唐代絲路文明的‘活檔案’。”吳賢感慨道，“我們計劃將它們與敦煌研究院館藏的其他唐代文物一起，舉辦‘敦煌唐代寫本特展’，讓更多人了解敦煌文化的多元與璀璨。”
特展開幕當天，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游客齊聚莫高窟。在《金剛經》殘卷展區，吳賢向觀眾講解︰“唐代敦煌是絲路交通樞紐，這里不僅有中原文化，還有西域文化、佛教文化、粟特文化等，這些文化在寫本中相互交融，比如這卷《金剛經》，既有漢字書寫的經文，又有粟特文的題記，正是‘文明互鑒’的生動體現。”觀眾們听得入迷，不少人拿出筆記本記錄，還有人用手機拍攝寫本上的文字，想深入研究這段歷史。
展覽期間，吳賢接到了周明遠的電話，語氣中帶著幾分興奮︰“國內文物局收到消息，意大利某私人藏家願意無償捐贈一件中國宋代的‘汝窯天青釉洗’，這件洗子是19世紀從中國流失的，現藏于意大利佛羅倫薩的一處私人莊園。”汝窯天青釉洗是宋代汝窯的經典器型，以“釉色溫潤、形制簡潔”著稱，存世量比汝窯瓷盤更為稀少，是歷代藏家追捧的珍品。
吳賢立刻結束在敦煌的工作，與周明遠一同前往意大利。在佛羅倫薩的私人莊園里，藏家馬可先生將汝窯天青釉洗從錦盒中取出︰“這是我祖父1920年從英國古董商手中買下的，他生前一直說，這件文物應該回到它的祖國。”吳賢接過釉洗，仔細鑒定︰洗子口徑約15厘米，通體天青釉，釉面布滿細密的“蟹爪紋”，底部有三個細小的支釘痕——這是宋代汝窯采用“支釘燒”工藝的典型特征，支釘痕越小，說明燒制工藝越精湛。“這件釉洗的釉色、開片、支釘痕都符合宋代汝窯的特征，尤其是釉面的‘酥油光’，是現代仿品無法復制的。”吳賢肯定地說，“它不僅是一件珍貴的文物，更是中意兩國文化交流的見證。”
在文物交接儀式上，意大利文化遺產部的官員說︰“這件汝窯天青釉洗的回歸，體現了兩國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共同重視，也為未來的文物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礎。”吳賢回應︰“未來，我們希望能與意大利的博物館開展更多合作，比如聯合舉辦‘中國宋代文物展’，讓更多意大利民眾了解中國宋代的文化藝術成就。”
汝窯天青釉洗運回中國後，被珍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在入藏儀式上，張教授看著釉洗，激動地說︰“這件釉洗的回歸，填補了國家博物館宋代汝窯收藏中‘洗’類器型的空白，對研究宋代汝窯的器型演變和燒制工藝具有重要意義。”吳賢點頭︰“未來，我們還會繼續推動更多流失文物的回歸，讓這些國寶能在祖國的土地上綻放光彩。”
隨著文物追索和保護工作的不斷推進，吳賢團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天，他們收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前往法國巴黎參加“全球文化遺產保護論壇”。論壇上，吳賢作為中國代表，分享了中國在流失文物追索、文物修復、文物保護法規制定等方面的經驗，展示了近年來追回的圓明園文物、敦煌寫本、宋代汝窯等珍貴文物的圖片和視頻，引起了各國代表的廣泛關注。
論壇期間，吳賢與埃及、希臘、印度等文明古國的文物部門負責人達成合作意向，計劃共同發起“文明古國文化遺產保護聯盟”，通過技術共享、人員交流、聯合展覽等方式，共同守護人類文明的瑰寶。埃及文物部的負責人說︰“中國在文物保護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尤其是在流失文物追索和文物修復技術方面，希望未來能與中國開展更多合作，共同保護埃及的金字塔、神廟等文化遺產。”
從巴黎返回北京後，吳賢團隊立刻投入到“文明古國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的籌備工作中。他們與埃及、希臘、印度等國的文物部門頻繁溝通，制定聯盟章程，規劃合作項目，比如與埃及聯合開展金字塔壁畫修復技術研究，與希臘合作舉辦“中希古代文明展”，與印度共同研究絲綢之路與南亞貿易路線上的文物交流等。
半年後，“文明古國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在埃及開羅正式成立。來自世界各國的文物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見證這一重要時刻。在成立儀式上，吳賢代表中國發言︰“文明古國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我們的文化遺產不僅屬于本國，更屬于全人類。成立這個聯盟，就是為了加強合作，共同保護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讓它們能代代相傳，為人類文明的發展貢獻力量。”他的發言贏得了全場的熱烈掌聲，埃及總統還特意接見了聯盟代表，對聯盟的成立表示祝賀，並承諾將為聯盟的合作項目提供支持。
聯盟成立後，第一個合作項目便是“中埃金字塔壁畫修復技術聯合研究”。吳賢帶領團隊前往埃及，與埃及文物專家一同走進金字塔內部。金字塔內的壁畫因年代久遠，已出現嚴重的褪色和剝落，部分壁畫上的象形文字甚至難以辨認。“中國在敦煌壁畫修復方面有豐富的經驗，我們可以將‘壁畫加固’‘色彩還原’等技術應用到金字塔壁畫的修復中。”吳賢向埃及專家介紹，“比如用納米材料對壁畫進行加固，既能保護壁畫的原始結構，又能防止進一步剝落；用光譜分析技術還原壁畫的原始色彩，讓褪色的壁畫重新煥發生機。”
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里，中埃專家攜手合作，成功修復了金字塔內的三處重要壁畫，包括描繪古埃及法老祭祀場景的壁畫和記錄農業生產的壁畫。修復後的壁畫色彩鮮艷，象形文字清晰可辨，讓前來參觀的游客再次感受到古埃及文明的輝煌。埃及文物專家穆罕默德握著吳賢的手︰“感謝中國專家的幫助，是你們的技術讓這些古老的壁畫‘重獲新生’。未來，我們還希望能與中國開展更多的合作項目。”
從埃及返回北京後，吳賢並沒有停下腳步。他又投入到“中希古代文明展”的籌備工作中，與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合作，將中國的三星堆青銅面具、唐代唐三彩與希臘的雅典衛城石雕、古希臘陶瓶一同展出，讓觀眾在對比中感受中希兩大文明的獨特魅力。展覽開幕當天，希臘駐華大使說︰“中希兩國都是文明古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這次展覽為兩國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讓更多人了解到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性。”
吳賢站在展覽現場，看著觀眾們在中希文物前駐足觀賞、交流討論，心中滿是感慨。他想起了最初在柬埔寨追回的唐代鎏金銅鐘，想起了在敦煌修復的唐代寫本，想起了與埃及專家共同修復的金字塔壁畫……這些經歷讓他深刻認識到，文化遺產保護不僅是守護本國的歷史，更是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紐帶。
“薪火永燃，文明共輝”的墨跡尚未干透，吳賢的手機便再次響起，是“文明古國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秘書處的來電。電話那頭，工作人員的聲音帶著抑制不住的興奮︰“吳組長，印度文物部門剛剛傳來消息，他們在德里附近的一座古代佛教遺址中，發現了一批帶有中文銘文的唐代佛造像殘片，希望我們能派專家協助鑒定和修復，同時探討這些文物與中國唐代佛教交流的歷史關聯。”
唐代佛造像帶有中文銘文，且出現在印度佛教遺址，這在考古史上極為罕見。吳賢立刻意識到，這批殘片很可能是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經後，中印佛教交流的直接物證。他迅速召集團隊︰“甦湄負責整理唐代中印佛教交流的文獻資料，周明遠聯系國內佛教造像修復專家，我們三天後出發前往印度德里。”
抵達德里後，印度文物部門的負責人拉吉夫早已在機場等候。車行至遺址現場的路上，拉吉夫向眾人介紹︰“這座遺址初步判斷為公元7至8世紀的佛教寺院，也就是中國的唐代時期。出土的佛造像殘片多為砂岩材質，部分殘片上刻有漢字，目前已清理出二十余片，其中一片殘片上的‘大唐’二字清晰可辨。”
走進遺址臨時保護棚，吳賢立刻被工作台上的殘片吸引。最大的一片殘片約有巴掌大小，表面雕刻著佛衣的褶皺，邊緣隱約可見“貞觀十有九年”的字樣——貞觀十九年正是玄奘法師從印度返回長安的年份。“這些殘片的雕刻風格，既有印度笈多時期的圓潤飽滿，又融入了唐代佛造像的寫實技法，比如衣紋的線條流暢有力，符合唐代‘吳帶當風’的藝術特征。”吳賢用放大鏡仔細觀察殘片，“砂岩材質的修復需要格外小心，既要去除表面的風化層，又不能損傷銘文和雕刻細節。”
團隊隨即制定修復方案︰先用超聲波清洗技術去除殘片表面的泥沙和風化層，再用環氧樹脂對斷裂處進行加固，最後根據殘片的紋路和銘文進行拼接。修復過程中，甦湄在一片刻有“沙門玄奘”字樣的殘片旁，發現了幾行梵文銘文，經印度語言學家解讀，內容是“大唐高僧玄奘至此弘法，造像供奉”。這一發現印證了玄奘法師當年在印度的弘法經歷，為研究唐代中印佛教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實物證據。
經過一個月的協作，大部分佛造像殘片完成修復拼接，初步還原出三尊唐代佛造像的輪廓。當修復後的佛造像殘片在印度國家博物館舉辦的“中印唐代佛教文化特展”上展出時，引發了轟動。中國駐印度大使在開幕式上致辭︰“這些佛造像殘片，是中印兩國千年友誼的見證，也是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瑰寶。未來，我們願與印度一道，繼續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合作，共同守護這份珍貴的歷史遺產。”
特展期間，吳賢受邀在印度國家博物館舉辦講座，主題為“唐代中印佛教藝術的交融與互鑒”。講座現場座無虛席，不少印度學者和文物愛好者紛紛提問，探討唐代佛造像風格對印度佛教藝術的影響。一位印度考古學家感慨道︰“過去我們更多關注印度文化對中國的影響，這些殘片讓我們看到，中國文化也對印度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才是文明交流的真正意義。”
離開印度前，拉吉夫代表印度文物部門，向吳賢團隊贈送了一套佛造像殘片的高清復制品︰“這些復制品象征著我們的友誼，期待未來能與中國在更多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上開展合作。”吳賢接過復制品，鄭重承諾︰“我們會在國內舉辦‘中印佛教文物交流展’，讓更多中國民眾了解這段珍貴的歷史，也歡迎印度專家到中國交流學習。”
返回北京後，吳賢團隊馬不停蹄地投入到“中印佛教文物交流展”的籌備工作中。他們將印度贈送的佛造像殘片復制品，與國內館藏的唐代玄奘法師相關文物、中印佛教交流文書一同展出，還特別設置了“數字修復”展區，通過3d技術還原佛造像的完整形態。展覽開幕當天，印度駐華大使專程前來參觀，在數字修復的佛造像前駐足良久︰“科技讓文物‘重生’，也讓兩國的文化交流更加鮮活。”
展覽期間，吳賢接到了敦煌研究院的緊急電話︰莫高窟第323窟的唐代“張騫出使西域圖”壁畫出現了細微剝落，急需技術支援。“張騫出使西域圖”是莫高窟唐代壁畫的代表作之一，描繪了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的場景，對研究漢代絲綢之路和唐代繪畫藝術具有重要價值。吳賢立刻帶領壁畫修復專家趕赴敦煌。
走進第323窟，吳賢看到壁畫右下角的“張騫拜別漢武帝”部分，已有幾處顏料層與地仗層分離，輕輕一踫便有細小的顏料顆粒脫落。敦煌研究院的李教授解釋︰“近期洞窟內濕度波動較大，導致地仗層中的膠質老化，顏料層失去黏結力。”吳賢蹲下身，用取樣刀輕輕刮取微量地仗層樣本︰“地仗層主要由沙土和膠質組成，老化後變得疏松，我們需要用納米 溶膠對其進行加固，再用傳統的‘干貼法’修復剝落的顏料層。”
修復過程中，團隊采用了自主研發的“納米 溶膠加固技術”——將納米級的 溶膠均勻噴灑在地仗層表面， 溶膠滲透到疏松的地仗層中，形成穩定的凝膠結構，既加固了地仗層，又不影響壁畫的透氣性。隨後，修復專家用竹鑷子小心翼翼地將剝落的顏料層對齊原位，再用脫脂棉輕輕按壓，使其與地仗層重新黏結。經過一周的精細修復，“張騫出使西域圖”壁畫恢復了原貌，色彩依舊鮮艷，人物神態栩栩如生。
“這次修復不僅保住了珍貴的壁畫，還為莫高窟其他唐代壁畫的保護提供了可借鑒的技術方案。”李教授欣慰地說，“未來我們計劃與吳賢團隊合作，建立莫高窟壁畫保護的‘數字檔案’，用科技手段實現壁畫的永久保存。”吳賢點頭同意︰“數字技術是文物保護的重要手段，我們可以通過高清掃描、三維建模，為每一幅壁畫建立詳細的數字檔案，既便于研究，也能在壁畫出現問題時及時發現並修復。”
就在吳賢團隊忙于敦煌壁畫保護時，“文明古國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傳來新的合作意向——埃及文物部門希望與中國合作，對盧克索神廟的象形文字浮雕進行數字化保護。盧克索神廟是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的重要建築，神廟牆壁上的象形文字浮雕記錄了古埃及的歷史、宗教和生活，是研究古埃及文明的重要資料。但由于長期的風化和游客觸摸，部分浮雕已出現磨損，文字模糊不清。
吳賢與團隊成員商議後，決定由周明遠帶領數字技術專家前往埃及，負責象形文字浮雕的高清掃描和三維建模；他則留在國內，統籌推進“文明古國文化遺產數字保護平台”的建設，將埃及、印度、希臘等國的文化遺產數字檔案整合起來，實現資源共享。
周明遠團隊抵達盧克索神廟後，采用了“億級像素高清掃描技術”——通過特制的掃描設備，對每一塊象形文字浮雕進行毫米級精度的掃描，生成的圖像分辨率高達10億像素，甚至能清晰顯示浮雕表面的細小劃痕。同時，他們還使用三維激光掃描儀，獲取浮雕的三維模型，精確記錄浮雕的立體形態和磨損程度。經過一個月的工作，團隊完成了盧克索神廟主要象形文字浮雕的數字化采集，建立了詳細的數字檔案。
當數字檔案傳輸到北京的“文明古國文化遺產數字保護平台”後，吳賢組織中埃專家通過線上會議，對磨損嚴重的象形文字進行解讀和修復。埃及象形文字專家通過數字檔案中的高清圖像，識別出多處此前未被解讀的文字，補充了古埃及歷史的重要細節；中國數字修復專家則利用三維模型，模擬修復了磨損的浮雕部分，為後續的實體修復提供了精確的數據支持。埃及文物部的穆罕默德在會議上激動地說︰“中國的數字技術為古埃及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新的可能，這種跨文明的技術合作，是‘文明古國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的重要成果。”
隨著“文明古國文化遺產數字保護平台”的不斷完善，越來越多的文明古國加入進來，將本國的文化遺產數字檔案上傳至平台。希臘上傳了雅典衛城的石雕數字模型，印度上傳了泰姬陵的建築數字檔案，中國則上傳了長城、故宮、莫高窟等世界文化遺產的詳細數字資料。平台不僅成為各國文化遺產保護的“數字倉庫”，還開設了“線上展覽”板塊，讓全球觀眾足不出戶就能欣賞到各國的文化瑰寶。
這天，吳賢在平台上瀏覽希臘上傳的雅典衛城石雕數字模型時，發現其中一尊“雅典娜女神像”的衣紋雕刻，與中國唐代佛教造像的衣紋有相似之處。他立刻聯系希臘考古專家，共同研究這一現象。經過對比分析，兩國專家發現，唐代絲綢之路開通後，中國的雕刻藝術通過中亞傳入希臘，對雅典衛城後期的石雕產生了一定影響，而“雅典娜女神像”的衣紋線條，正是這種文化交流的體現。這一發現被發表在國際考古學期刊上，引發了學術界對絲綢之路跨文明影響的廣泛討論。
吳賢站在辦公室的窗前，看著窗外車水馬龍的北京街頭，心中滿是感慨。從最初追回流失的唐代鎏金銅鐘，到如今推動全球文明古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合作；從單一的文物追索，到集修復、研究、數字化、國際合作為一體的綜合保護體系，他和團隊走過了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每一次文物的回歸，每一次技術的突破，每一次國際合作的成功，都讓他更加堅定了“守正護寶，薪火相傳”的信念。